黄华琼、高菁、郁舟，三位普通白领，以1984年中国社会开放之初为起点，他们的经历迥异，但殊途同归，折射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脉络。

　　不久前，一位媒体朋友使劲在网上打听一个人的下落，这个人的名字叫吴士宏。虽然已经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但寻找本身却勾起了很多人的记忆。

　　在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已逾20年的今天，这个曾经很出名的人正在被人淡忘。她曾是北京长椿街医院的一名护士，后自学英语，1986年进入IBM.1998年2月受聘微软中国公司总经理。

　　这个被众人艳羡并渐渐跻身于社会主流阶层的群体在今天已经达到了2200万人之多，他们生活在中国各个中心城市中。虽然他们的地域、出身、年龄、抱负、经历和行业完全不同，但很显然，他们有着因同在跨国公司工作所带来的某些共同点。

　　黄华琼、高菁、郁舟，三位普通白领，以1984年中国社会开放之初为起点，他们的经历迥异，但殊途同归，折射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脉络。

　　第一代白领

　　年届不惑的黄华琼，出生在上海的一个书香人家。 他在1983年幸运地考上了北京国际政治学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前身）的新闻系。他说：“我是在掌声中长大的孩子，当时的想法就是想当无冕之王———记者。”

　　虽然是大城市的孩子，但他回忆当时在街上看见外国人时，就像看上海动物园的猩猩一样惊奇和兴奋，其劲头比小学时候在街边看红卫兵批斗“坏分子”大多了，更没有想到今后将和外国人成为工作伙伴。

　　那时，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上已经有了可口可乐的广告，但跨国公司依然是凤毛麟角。

　　1987年，穿着一身橄榄绿警服便装的黄华琼从学校毕业了，回到老家上海。本应去上海青年报工作的他，却由于一个偶然，错过了自己曾经的梦想，进入了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这是国内最早和外国人合资的汽车厂，外方是德国大众。为了对抗日本汽车工业在世界范围咄咄逼人的竞争，德国人决定抢先进入中国。并把中国变成德国大众在这场世界竞争中的“桥头堡”。而中国政府期望的是“以市场换技术”提高整体的产业水平，并以此顶住当时愈演愈烈的用国家大量外汇进口轿车之风气。

　　工厂在郊区的安亭镇，每天大清早，黄华琼从家里出发，坐上班车，在两车道的柏油路奔波一个小时之后，到达工厂。和许多早年进入中国的跨国企业一样，一开始，管理人员主要是外方担任，中方人员则是他们的副手。上班的前两个月，黄华琼在总装车间实习，车间里，从主任到工段长都是德国人。

　　他第一次感受了德国人的纪律和严谨。中国工人们那时还保留了在工厂乱扔烟头、随地吐痰的坏习惯，每到这些情况发生时，德国管理人员就勃然大怒，狠狠地训斥工人。 黄华琼还记得车间的工人们那时给管他们的德国人起了一个绰号，叫“狼”。“狼”甚至要求工人严格按照工业工程的设计来完成每一个装配动作，如将搬轮胎的动作分解成几个统一的姿势，要求工人服从，不情愿的工人后来明白，采取这些规定的动作，不仅可以保证装配质量，还可以避免他们的腰受伤。

　　上班的第一个月，他领取的工资，虽然只有200多元，但比他爸爸妈妈的工资相加还要多。两年后，他每个月的收入超过了2000元。

　　黄华琼从1995年开始则过起了另一种生活，他利用在上海大众的脉络资源，下海开了一家汽车经销公司。可不久，他的生意就出了问题。

　　“原来是靠‘稀缺经济’赚钱”，他说，“但市场发生了变化，没有核心资源和太多管理经验，失败是自然的。”1998年，他重操旧业，投入了上海通用的怀抱，成为一名市场经理。新的外方老板是美国人，与德国人的文化不同，但对黄华琼来说，有一个根本的相同点，就是现代管理的标准化、制度化，以及敬业精神。

　　黄华琼到了上海通用工作之后，在汲取通用公司的“整合营销”、“柔性生产”和“精益生产”这些先进的管理经验同时，也开始拼命进行自我培训，周末就跑到福州路的书店，抱着一堆工商管理的书带回家。今年，他开始在复旦大学进修工商管理课程。

　　他的工作在去年又发生了变动。他去了东风标致，担任总经理执行助理、市场部副部长，这次和他搭档的是个法国人。

　　投身宝洁只为还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