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安德鲁·克罗克特1943年出生于英国格拉斯哥，先后受教于英国剑桥大学及美国耶鲁大学。1972～1989年就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89～1993年任英格兰银行执行主任；1994年4月任金融稳定论坛首任主席；1994年1月1日至2003年3月任国际清算银行总经理；2003年10月加入摩根大通集团，任摩根大通国际总裁，并被任命为摩根大通风险管理委员会(RiskManagementCommittee)及政策审查委员会(PolicyReviewForum)成员。此外，克罗克特先生还是欧盟货币委员会委员。2003年11月，被中国银监会聘任为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2002年11月，克罗克特先生在任职国际清算银行总经理时曾接受《中国金融》专访。

　　记者：您认为中国改变汇率体制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

　　克罗克特：中国政府已经明确表示最终将采用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前提是必须有利于促进及确保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当然，这就意味着，需要确保银行体系及经济从整体上为更灵活的汇率制度做好准备。而这个问题只有中国政府才能根据他们自己对金融体系状况的评估作出决定。

　　记者：在美元疲弱的情况下，您如何看待中国外汇储备的水平？

　　克罗克特：任何国家的外汇储备机构在处理这个问题时，都必须首先确定不同货币的持币比重，确定对到期日不同的金融工具的持有比重，以及选择何种特定金融工具等。成熟而流动性强的货币其实很少。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就是美元市场，它亦是最成熟及流动性最充分的市场。因此，多数国家均持有大量美元储备。然而，所有外汇储备机构都需要考虑货币分配问题，以及适当的分散化问题。但大家要记住，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或国家外汇管理局，也是国际社会的一部分，他们都希望能够促进经济稳定。它不像对冲基金，想在短期内获得最大的回报。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作为全球经济中一个责无旁贷的参与者，希望在确定储备组合的分配比重时，也考虑到如何促进中国及全球金融的稳定性。这个目标是正确的。

　　记者：您对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有何看法？

　　克罗克特：首先，拥有健康且通过改革焕然一新的银行系统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够为中国带来高效的投资并促进经济增长。其次，我认为，大型银行的上市是很重要的一环，因为它有助于引入市场规范，提高银行的治理能力。中国自身已不再需要额外的资本。目前的中国已经拥有大量资本。然而银行一旦上市，在股票市场上挂牌后，就会要求其会计及治理架构透明化，这将有助于推动银行改革进程。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中国银监会及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本身，目前正在从多个方面强化银行管理，包括风险管理体系、企业治理、信息系统、管理层、员工薪酬架构等。各家商业银行正努力在各个领域达到国际标准。然而，这一切都需要时间。银行体系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在一夜之间完成，因为有太多操作和观念上的痼疾需要解决。我认为，上市是改革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我相信，选择上市时间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只有企业管治及透明度大幅提升，足以达到市场要求后，才有可能得到国内及国外投资者的青睐。而目前情况并非如此。或许，今年后期或者明年，银行上市将较合理适宜。不过，银行应该反思的是，在银行改革进程的哪一阶段上市比较有利，也即是说，市场本身所带来的压力是否大于过早上市带来的潜在风险。如果上市过早，有可能因投资者缺乏信心而导致发行价不理想，显然，投资者购买新股时，需要确信对所购资产有充分的了解。

　　记者：您认为目前这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存在的根本问题是什么？

　　克罗克特：透明度方面存在许多问题。我认为并不是所有人都完全了解这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状况和操作机制，况且现在仍然不断有新增不良贷款。像信用评估以及风险管理等机制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形成并付诸实践。特别是，总部制定的制度及程序有效传达到众多分支机构需要较长时间。显然，这是银行管理层以及银监会领导层要考虑的问题。我认为，他们要考虑的是，新制度如何快速高效地落实到基层，具体落实到成千上万的分支机构。

　　记者：您如何看待中国工商银行的资本重整？您认为使用哪一类的资金比较合适？

　　克罗克特：我对此并没有特别的看法。事实上，不同国家或地区都会对公有银行进行资本重整，只是方式不同而已。多数国家的情况是政府通过财政部或一个财产持有部门持有公有企业(如银行)资产等，但通过中央银行持有也是可行的。大多数国家的中央银行本身资产也是由政府通过财政部所持有。就随后管理银行公有资产而言，我认为适当的管治机制至关重要，而会计方式(accountingroute)还在其次。

　　记者：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对经济的调控，更多的是借助行政措施来实现的，因此，一些专家提出，应更多地运用市场工具，尽快提高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克罗克特：我曾长年在中央银行工作，因此，不会去否认保持中央银行独立的重要性。总体而言，提高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思路是正确的。但重要的是要搞清楚提高中央银行独立性的目的是什么。中央银行独立性的目的是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以长期稳定性为指引。虽然制定长期稳定的货币政策并不需要任何特殊的体制结构，但却需要一种健康氛围，而赋予货币政策决策机构一定的自主性有利于这种氛围的形成。

　　我相信从长远来看增强中央银行独立判断能力是一个趋势，而且我相信中国政府也将逐渐转到利用间接手段进行调控，而这正是市场经济的普遍做法。最终(当然这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利率将成为主要的宏观调控工具。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尽管在向市场经济转型方面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现阶段还不能完全放弃行政手段而仅仅依靠利率调整控制经济过热局面。数月前中国政府的加息意味着中国在利用利率手段进行宏观调控方面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未来数年内，我认为对利率的直接控制将会逐渐放宽，而到一定阶段汇率也会如此。因此，金融工具的市场价格将更趋灵活，有利于有关部门借此有效调控经济。但这需要时间，而且市场工具、衍生工具等也需要假以时日才能成熟。所以，我认为短期内不会废止行政措施控制经济过热。但同时不要忘记长期目标是尽量多利用市场工具而少利用行政措施。在西方市场经济体制下，长时间使用行政控制措施会产生巨大的配置成本，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并不决定资源配置的走向。

　　记者：您如何看待中国将银行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剥离这一举措？

　　克罗克特：不同的国家对此采取了不同的方式。部分国家将银行监管职能归属于一个独立机构，独立于政府和中央银行之外，如英国、德国和日本即如此。部分国家则在不同部门设有多重监管机构，如美国，仅银行部门一个就有多个监管机构。中国则针对金融系统的三个主要部门设立了三个监管机构。我觉得这里没有黑白分明的好或者坏，应该视具体情况而定。中国的选择是完全符合中国具体国情的。我想强调的是，监管决定应该独立作出而不应受其他政策因素的影响。政府有其自身的目标，而中央银行则有其货币政策的目标。监管及监督决定应有利于促进金融体系的健康运作，这一点非常重要。建立能够在有关法令一般指引范围内作出自身决定的独立机构(根据上述法令指引成立)是非常必要的，该机构既不受政府机构基于更为广泛的公共政策所作指示的影响，也不受中央银行基于货币管理所作指示的影响。我认为，只要中国的监管机构在决策时，能够做到从促进金融系统的健康运作及增强其服务于现实经济能力出发，中国的监管系统实质上将不失为一个有效、健康的系统。

　　记者：您认为应当如何处理社会稳定与金融体系稳定之间的关系？

　　克罗克特：我认为这两点之间是统一的。金融体系不稳，就不会有社会稳定。我也知道，矛盾肯定是有的。但很显然，国家政府必须通观全局，从整体着眼。我认为，随着经济逐步朝着市场导向和更灵活的方向发展，必须要有一个有效而稳定的金融体系。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对银行实施监管，其目的不在于实现这个或那个单一目标，而是让金融机构在商业规范下运作，从而充分发挥其职能。在这一方面，我认为最终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监管制度，以此监控及确保金融机构的审慎稳定性以及市场的高效性，而不是以其他目标为导向。但这样的理想情况不可能立即实现。

　　记者：应该如何看待金融机构之间的重组兼并问题？

　　克罗克特：我认为，在大多数经济体制中，都同时有大银行和小银行。大银行和小银行共存是有其原因的。大银行有能力营造更成熟、更完善的风险管理体制，经营成熟、尖端的金融产品，如衍生工具等，以及为有大额借贷需要的大型企业提供服务等。与此同时，小银行往往更接近小型客户，可寻求相应的专业市场。我在巴塞尔参加会议时，就提出了这个观点。在有些金融机构面临困境时，显然，有关监管机构或上级部门应该介入，并最好在其破产前关闭该机构或鼓励兼并，这亦是建立资本缓冲的原因之一，它能够提供一个回旋余地。倘若资本缓冲逐渐减少，就可关闭该机构或进行兼并，以避免亏损到一塌糊涂的地步或储户无法拿回储蓄资金。如果有问题的金融机构面临的情况还有救的话，多数国家的机构都可能会进行重组，中国也不例外，也就是说，小型机构会认识到通过重组，它们的规模将会扩大，从而有助于提高其竞争力。此外，在多数经济体中，重组活动均受市场推动，大型机构寻求与规模较小机构兼并的机会，从而获得增长。成功而具竞争力的金融机构会从相对弱势的机构夺取业务，而弱者则最终会破产或被更强的对手所吞并。这就是市场经济，优胜劣汰。就金融领域而言，监管机构的职能并不是阻止这个进程，而是确保其有序快速地进行，同时确保优胜劣汰过程不会造成储户损失及动摇人们对整个金融体系的信心。

　　记者：您认为今年中国金融体系将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克罗克特：目前我看不到有什么潜在风险因素或足以造成新闻事件的问题。中国将面临的挑战，显然是如何将刚开始的金融改革进程持续推进下去。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渡时期，发展非常顺利。从某一程度上讲，金融体系是整个经济的中心，是改革的重中之重，金融体系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计划经济时期的作用完全不同。如果要具体定义金融体系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的话，那我们可以说是资源分配机制。资源分配是经济体的中枢神经系统，这就是说经济体制必须拥有分配资源的能力。换句话说，必须通过金融体系作为中介对投资机会进行评估，从而将资源分配给可能带来最佳收益的投资机会。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投资率非常高。为了有效利用高水平投资，金融体制能否对投资的好坏作出辨别，非常关键。此外，还需进一步作出更灵活、更规范的信贷分配决策，进行更规范的风险管理。这就是中国金融体系面临的挑战，我认为这不足以严重到称为“问题”。另外，保持及维持上升动力，亦是长期挑战之一。我要说的是，我对中国金融监管机构的能力充满信心，他们一定能够继续迎接这些挑战。

　　记者：您认为中国应以什么样的速度放宽利率控制？

　　克罗克特：对于这个问题我只能说，更灵活的利率机制要求银行体系拥有更强大的相应风险管理能力。西方银行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来完善其风险管理体制。虽然中国以很快的速度追赶，但其风险管理能力在应付弹性方面仍需加强。弹性就是指，物价上下波动的幅度会更大。在实际经济中可能出现更多潜在问题，借款人的借贷成本可能会上升，从而可能影响其盈利。因此，在利率变得更加灵活的同时，会牵一发而动全身。银行必须学会适应。这就是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表现谨慎及循序渐进的原因。

　　记者：您对中国不良贷款市场的发展有何看法？

　　克罗克特：我认为，一个国家拥有一个处理不良贷款的机制非常重要。倘若银行主要着重于管理现有的不良贷款，而不是抛开这个问题去关注在未来发放优良贷款，那就太令人遗憾了。所以我认为建立一个灵活的机制很重要，银行可借此购买、管理、交易及出售不良贷款。中国在这方面已做了许多工作，但仍然有许多不良贷款持续存在，没有得到妥善处理。事实上，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很多，这需要做更多的工作，确保银行能够处理不良资产，关注其实际业务，发放优良贷款，而避免将来再产生大额的不良贷款。

　　记者：请您预测一下今年全球和中国的经济运行趋势。

　　克罗克特：我只能说，照当前趋势来看，2005年很可能是另一个全球经济继续走好的年头。事实上，2004年是过去20年中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年份之一。我们认为，美国经济发展虽然可能会放慢速度，但仍会以3.5%或稍高的趋势增长。而日本经济在去年发展相当迅速，今年则会有所放缓，但仍会保持增长动力，还不至于倒退回经济衰退或通缩的状况。中国及其他东南亚国家2005年仍可能取得令人满意的增长。当然，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和日本的经济情况。如果美国经济持续强劲，则会为中国带来良好的经济环境，从而推动中国经济强劲增长。所以，我认为我们的预测和中国政府官方的预测是很接近的，也就是说，2005年中国经济增长将出现轻微放缓，但仍会保持在8%或以上的增长水平，而在此水平能够消化日益增加的劳动力。所以，从整体上来说，我们的中心预测是，在2005年，中国经济将以等同或高于全球生产率趋势的速度相对强劲发展。当然，全球经济也存在一些风险因素，比如，在公共卫生及恐怖主义方面，都有可能出现无法预测的风险因素，这些都会影响人们对经济的信心。此外，在全球经济中，还存在着金融风险及众多的不平衡因素，不同国家的经常账户逆差及顺差以及各国的财政赤字。我的观点是，这些不平衡因素对我们中心预测的良好增长态势不会带来影响。但是如果欲令美国经常账户顺差减少的话，美元应有所贬值。但市场具有灵活性。目前，美元已经有所贬值，但并没有产生重大的破坏作用。预计国际收支平衡将会继续调整，但不会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另外，我想财政赤字问题也不例外，他们涉及的金额太庞大了。某些国家认为它们是非常庞大的数字。我认为，今年的七国会议将会谈到财政赤字问题。我想，在这个会议上，他们将就削减各国的财政赤字作出决议。希望他们能够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