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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虎中国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的数据，确实让中国人尴尬：中华慈善总会收到的捐助，约80%来自海外的捐助者，来自大陆富豪的只有15%。同时，慈善捐赠数额，在美国约占全国GDP的7-8%，而在中国，大约是0.05%。
红色中国的富豪积下大量财富，但做起善事来，却不及贪婪、腐朽的西方资本家，这样的事实，让人们在感叹之余，颇有几份想不通。是中国富豪天生就为富不仁，还是这个社会有缺陷，让富豪门宁愿选择戴上“不仁”的帽子，也不愿意多做善事？
有智者分析个中缘由，有说中国人有不露富传统的，有说怕枪打出头鸟的。雅虎的文章则指向我们的慈善制度，说慈善垄断和配套法律的不健全（比如慈善捐赠免征税，未开征遗产税）是妨碍富豪行善的主要原因。
上面讲的，都是原因，但是，这种“法律加制度”的逻辑，也许并没有触及实质，对中国富豪吝于行善，用更简单的逻辑来推断和解释没准更有效。
1、“富”龄过短，未学会行善
中国改革开放才二十几年，改革开放从农村起步，1984年才延及城市。从1978年算起，到现在是27年，若从1984年算起，则是21年。21年，在一个人而言，是刚刚开始成熟的年龄，若论及一个阶层（富豪阶层），则还不足以谈成熟与否。何况在这二十几年中，富豪几经起落，已经面目全非。80年代靠倒卖或短缺市场起家的第一代富豪，几乎再不见踪影。有人统计过，80年代曾获得“全国优秀企业家”称号的早期富豪代表，到新世纪，就剩一个万向潮的老板。即使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富豪，很多也已经销声匿迹，比如三株老板和史玉柱、牟其中等。现在的很多富豪，除了少数有强大政治背景的隐形者，浮在水面的，大多是九十年代中后期产生的“暴富”者，其真正“富豪”的年轮还不到20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这些富豪们学会做富豪的社会责任和行为规范，确实有点勉为其难。他们以自己都不相信的速度，令人眩目的暴富起来，除了圈钱的冲动，他们实在兴趣没有功夫学习行善。富豪具有社会责任的前提是，他们确实受社会特别是消费者喜好的制约，而这，在我们这里，还比较象是一句假话。因为中国的致富环境，使暴富者真实的意识到，自己的一朝暴富，非社会、非消费者之力，很多时候是拜“好政策”和“好官员”之赐，社会根本就没有提供让他们学习“行善”这种行为的条件。
2、与其行善，不若行贿
从经济学原则来说，现在我们的富豪，与其行善，不如行贿。从本质上来说，富豪行善，意在求名，求名的目的，则意在为自己的事业（主要是盈利性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规则明确稳定，政府的行政权受到合理约束，个人的私有财产权受到切实保护，作为以经营企业为主，并以赢利为主要目标的富豪，他要倾全力讨好的，是消费者而不是政府，而行善是最有效的讨好行为。而在我们这里，事业发展的制约因素除了市场和消费者，还有政府和政策制约。而后者在某种程度上、在很多时候，比前者更重要。如果你想立足、你想发展、你想快速积累财富，甚至你想安全地保有自己已经获得的财富，你要做的，其实首先是获得政府的认同，获得代表政府行使权力的官员的支持。这时候，讨好政府官员比讨好消费者更重要。讨好政府官员，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比讨好大众更有意义。举个绝对点的例子，你的公司若想上市，你做多少善事、你的财务报表多好看、你的赢利能力多强都无济于事。但你若能拿出行贿的钱，你就有戏。富豪本应惠及大众的行善钱，最后到了官员的口袋，而这，我们不能说是无中生有，胡乱推测。04年一年，富豪们的捐赠的善款总数为5亿元人民币，而他们用于行贿的数目，相信绝对不止此数。同样是送钱，与其行善，不如行贿，这应该是一种经济理性。其实更极端点的情况还可能出现，假使一个富豪只懂行善，大把花钱，而不能分肥于官员，就会引起“官愤”，最后使你不仅“善无善报”，还可能身败名裂，河北的孙大午就是榜样。
3、风险财富，不忍行善
不到20年，成就这么多千万、亿万富豪，无论如何怎么说，都可以称之为暴富。当然，现代经济不排斥暴富，世界上的新经济英雄、网络英雄都是暴富者，比如比尔盖茨。但中国的暴富者，除极少量以产品打市场而成长起来的富豪外，不少都是通过较特别的手段，短期发家的。这些特别之处包括利用信贷漏洞骗贷，官商勾结圈地，贿赂上市圈钱，低价购买国有企业，偷税漏税，走私贩私等。通过这些行为获得的财富，有人称其为“原罪”。公正地说，若真有原罪，罪也不在富豪，而在我们这个社会。在这过程中，包含巨大风险。冒风险而获得的财富，持有人只会谨慎付出，除非这种付出能减轻风险，否则就有不合算的感觉。行善不能丝毫消减这些财富积累时曾有的风险，在富豪的预算表上，善款廖廖也是合理选择。
4、社会反应，不利行善
富豪做善事，本应该是一个富豪受到社会尊重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在一个成熟的社会，一个富豪是否受到尊重，不仅仅在于他有多少财富，更重要的是他是如何支配这些财富。其中，是否做善事是印证富豪们能否正确支配财富的尺度之一。
但在中国，财富就是一切。只要你是富豪，你就必然得到尊重，而不管这财富的来源与去向。人们以景仰的眼光注视着富豪，乐于谈论的是他拥有多少财富而不是他以他的财富帮助了多少人。人们对财富富豪榜的兴趣远大于对慈善富豪榜的兴趣，已经可以说明一切。这种社会的价值导向，使行善甚至可能遭致批评。深圳的丛飞先生，就被人认为是傻子和疯子，因为他捐助了170多名失学儿童而自己最后有病无钱医治。
社会对行善的另一不良反应来自官府。一个富豪若总是在当地捐款，当地就会想要把他“树”为典型，甚至违背本人意愿拉入政权体系（比如做个某某委员），这对求仁得仁的富豪当然是好事，但不是个个如此，这时候又不能拒绝，若拒绝就会被认定不尊重当地领导。如果富豪总是去异地捐款，那他在当地官员中的印象就更差，有时侯甚至“后果很严重”。
最后一点，就是与贪官比较后心理上的不平衡。可以想象，富豪的交际圈中，一定少不了贪官。而贪官财富聚敛之易，所贪数目之大，很多时候让富豪自愧不如。贪官轻易得来，却最可能一毛不拔，因为他们怕露底。与贪官取得财富的方式和数量比较之后，富豪们最容易心理失衡。你这边轻易的化公为私，我这边何以却要化私为公？官员之贪，其道德效应，对富豪行善必有障碍。
5、结语
上面的话，是笔者的推断，不一定正确，但与中国富豪行善与否的行为逻辑，一定有几分相似。中国富豪行善不力，或曰“为富不仁”，探究其原因，决不能只研究制度、法律。他们之不仁，也决不是天生的，而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行善的环境，也没有形成当代的行善文化。
来源：新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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