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宏达工程顾问公司董事长黄沃

　　时光总能无情地撕碎一些叫做理想的东西。有人说，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人在发现自己与80年代的人已经有了代沟的时候开始惊慌起来。这种惊慌当然不能表现在脸上，不能表现在行为中，他们必须装得若无其事。但是很明显，有些地方他们可能不再那么频频光顾，比如迪吧。

　　黄沃则不然。黄沃说，到现在“这把年纪”了，我还经常去蹦迪、唱K、泡吧、旅游、打球……凡是你们80年代人能做的，我也一样做。这个生于60年代的人说，生活不应该有定式。

　　籍贯：茂名出生

　　年份：1965年毕业

　　学校：华南理工大学

　　星座：水瓶座

　　读土木工程只因崇拜泥水匠

　　黄沃出生在广东茂名的一个小镇上，那里是中国古代巾帼英雄冼太夫人生活过的地方。“民风很纯朴，有古楼啊城墙啊，城墙外就是大海了，虽然全镇就只有4条街，但历史都很古老了，以前也是个军事重镇。”黄沃这样评价他的家乡。

　　黄沃的父亲是镇上中学的老师。“我们家以前在周围的老师家庭中算是比较清贫的，家里人口又多，很多时候是全家人一起帮学校的厨房捡柴火，或者去粮食管理站的仓库里运谷壳。这些活其他老师都不愿干，因为既辛苦又挣不了几个钱。”黄沃笑说，他当时并不觉得这样的日子很苦。

　　黄沃说，他们家住得与学校很近，所以他可以说是在学校里“泡”大的，学校里去的最勤的地方就是图书馆，“那时候是有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多得都忘了，大概都是些‘文革’前的‘禁书’，像《飘》啊什么的。”

　　从小学到中学，黄沃平时的成绩都不拔尖，只属于中上水平，但他说自己很会考试。每次大考都能考个数一数二。他说自己以前根本没有规划过将来要上什么大学、读什么专业，以及毕业后可以干些什么。

　　后来上大学为什么选择了土木工程专业？他笑着说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小时候对泥水匠师傅特别崇拜吧。那时候黄沃家里要盖房子，请来镇上一个大师傅。大师傅很厉害，房子怎么建，哪里受力多少，怎么装饰，用什么装饰，全部自己一个人搞掂。“我整天当爸爸的跟屁虫去和泥水师傅聊，听他们讲怎么造房子”。

　　这份出于对泥水师傅的“崇拜”，后来让他对土木工程产生了兴趣，对未来从来没有目标的他，在高考填志愿时选择了这个专业。

　　广州开发区的一头拓荒牛

　　黄沃是1982年考上华工的。“我读大学时还是傻乎乎的，直到大学毕业了也还是一副傻样。”黄沃回忆大学生涯时对自己最大的概括就是四个字———懵懵懂懂。到大四毕业安排工作时，他最大的一个愿望就是能留在广州。

　　1986年，大学毕业的黄沃被分配到位于郊区的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设开发总公司。他回忆说，当时在那么多人竞争的情况下可以留在广州实属幸运，尽管要到郊区上班，他仍然对命运之神充满感激。

　　到开发区正式上班前，黄沃从亲戚那里借了辆自行车对开发区做了一趟“实地勘察”，结果骑了两个多小时的车才到那儿。偌大的开发区当时只建起了一两家企业，大部分还在填土。但他很知足了，反正到哪也是工作。没想到，上班的第二天，公司就给他发了半个月的工资———400多块钱！“那个高兴劲就别提了，长那么大，我还是头一回见到那么多的钱啊”。

　　当时，开发区办公大楼刚建，黄沃初来报到做的工作就是工地管理员、技术人员，说白了就是管质量、跟进工地的各项事情。他当时住在海珠区，黄埔大道又经常堵车，运气不好的话，到开发区已是午饭时间了，而回到市区又多是晚上八九点钟。

　　后来他把这种生活经历写进了一篇散文———《好久没有见广州的太阳》———出门的时候太阳还没出来，回家的时候太阳早已落山。他说抽烟和喝酒也是在那个时候学的，天天在工地和工人们混在一起，讲粗口，抽烟喝酒，自然就会了。“挺有意思的，一年多的工地生活使我对建筑工人们的生存环境和他们的性格都了解很多”。

　　1987年，开发区办公楼快建好时出了质量问题，开发区从这件事中看出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善，就成立了一个基建领导小组，负责工程的审批、决策，黄沃被抽调到那个科室了。在那个地方，主要负责秘书工作的他遇到了高人。“因为是实行联席会议制度，一有什么问题，各个部门都有人来一起开会讨论，研究出方案，然后下文件执行，做事很有效率的。”黄沃说，在那里他了解到不同领导阶层的人对事情有不同的处理的方法，学了很多东西。

　　“后来我慢慢做些实质性工作，和开发区管委会领导小组的几个年轻人从办公室分离出来，成立了经济综合处，主要负责开发区的基建计划工作。这个办公室扮演的角色就是协调政府、投资商和工程顾问公司三方的关系。”

　　中外文化碰撞催生顾问公司

　　黄沃说，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很多跨国企业选择投资广州，想在开发区落户，可由于外商对中国的文化、国情和办事流程不了解，常常与政府就某些基建问题产生矛盾和分歧，他当时所在的这个办公室就会站在开发区的角度，协调政府与投资商以及投资商的工程顾问公司之间的关系。

　　“这个工作真的不好做啊，”谈起那段时间的工作，黄沃顿时严肃起来。他举例说，当时外商在开发区投资建厂做项目时的手续是这样的：政府找设计院和施工队帮业主(投资方)设计、施工，而业主就自己找顾问公司(一般是香港的工程顾问公司)帮忙协调和监控。由于这些境外的顾问公司对内地的政策并不十分了解，而业主(投资方)对中方的做法由于文化的差异就更不理解，常常出现外商抱怨“为什么用的是我的钱，却要你们政府来决定花在哪里，怎么花？为什么要用你们政府的标准？为什么什么都要向你们政府报告？施工过程为什么不允许投资方审查？等等。业主有太多的不明白，但政府又决意要执行自己的标准和流程，双方的矛盾越来越大，严重影响了开发区很多项目的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