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林玲

　　中航油债务重组方案终获通过。

　　此次事件的始作俑者陈久霖曾说：“我希望通过这次公司重组，能让中国航油‘蚕蛹破茧成蝶，凤凰涅磐新生’，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中航油或许会重生，但这里边已经没有陈久霖什么事了。在“重组方案”通过的同一天，陈久霖被新加坡警方正式逮捕，受到当地司法机关的正式指控。陈久霖个人面临总共15项罪状，根据新加坡有关法律，如果针对他的上指控全部成立，他将面临最高长达70年的监禁。

　　70年，有些骇人听闻。在国内某些人看来，没有贪赃枉法草菅人命，仅仅是做生意亏了钱和说了谎，也许有些太重了。当陈久霖刚刚被关押时，他还托人捎话安慰自己的家人：“不要担心，我不是为自己。”那时候，他可曾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

　　法官准许陈久霖以200万新加坡元保释，但据传这位昔日“打工皇帝”竟因一时无法筹集这笔保释金而在聆讯后被暂时扣留。他的钱呢？

　　调查表明，陈久霖2002年的税后个人薪酬为490万新元，成为海内外中资企业中年薪最高的，“打工皇帝”称号由此而来。

　　据中国航油(新加坡)公司董事部薪酬委员会披露，陈久霖的年薪由三部分组成：基本工资48万新元，3个月花红12万新元，外加集团利润分成430万新元。当时规定，如公司年盈利超过1200万新元，陈久霖就能按一定比例领取业绩薪酬。2002年，中航油的净利润达到了5793万新元，陈久霖因此而获得430万新元的业绩薪酬。陈久霖80%以上的薪酬收入都是与业绩挂钩的，这一比例无论在新加坡，或是在西方国家都是比较高的。

　　面对如此的薪资结构，相关的人力资源顾问分析指出，在这项薪酬协议中没有规定相应的风险条款。换言之，如果企业盈利，企业高管能够获取巨额收益；如果企业亏损，损失则全部由企业埋单，企业高管并没有承担太多责任。

　　陈久霖到中航油上任时，这是一个衰败逾四年的石油运输公司，也许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也许是为了激发管理人员的工作斗志，这种只奖不罚的薪酬制度看似诱人，但实际很容易引发企业高管为自己的私利进行过度投机。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当亏损越来越大时，陈久霖拿着国家的钱始终想的是如何填平这个坑，没想过损失由谁承担。

　　在发达国家企业高管的薪酬收入主要是由基本工资、年度奖金和长期激励计划这三大部分组成。分析陈久霖的收入结构，缺少长期激励计划部分，主要是指股票期权，企业给予高管在一定期限之内以指定价格购买本公司股票的权利——股票期权作为一种激励措施，其好处在于不仅公司用于分配的现金可以大大压缩，还能避免交纳过高的税收。这一制度通常还有一个规定是在期权授予后一年内，经理人员不得行使该期权，第二年到第四年(期权持续期通常为10年)，可以部分行使。这样，当经理人员在上述限制期间内离开公司，则他会丧失剩余的期权，这就是所谓的“金手铐”。

　　有资料显示，股票期权这一形式在美国企业高管的薪酬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则由1965年的20%上升到1999年的70%。与美国企业1950年就开始期权制度之旅相比，期权制度在我国需要走的路还很长。试想，如果在陈久霖的薪酬收入中，年度奖金适当降低，加上一部分股票期权，那他是否可以在决策中不单纯的以当前的业绩为目标？

　　像很多同时代的国企老总一样，陈久霖信奉的是一些简单的信念。陈久霖输在做期货投机交易，这个期货市场的“门外汉”做出投资期货的决定看起来也颇为可笑。第一笔期权投机交易开始时，他手下两名贸易员问“可以做么？”他简单地回了封电子邮件：“只要赚钱就行。”

　　只要赚钱就行。靠了这个信念，陈久霖到中航油的第二年就让公司实现了盈利，把公司打造成新加坡股市的“龙头大班”，净资产从1997年17万美元增长到2004年1.5亿美元。但也正是这个只看到硬币向上的一面的信念，使中航油在国际金融衍生品投机的滔天巨浪中撞上冰山，万劫不复。而他自己，也从成功与荣耀的顶峰跌得粉身碎骨。(时代人物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