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会有人拿两个不同行业的企业家来做比较，因为行业不同、环境不同、区域不同、对手不同，几乎很难找到交集。

　　而恰恰又是这样两个不同行业、不同经历的企业家却演绎了很多的相似…

　　文/燕涛 黄江伟

    俗话说，人比人气死人。

　　在我理解，可能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拿自己和别人比，感觉总有差距，于是心理极为不平衡。其二是被相互做比较的本人，因为一“比较”似乎就要分个高下，于是谁也不愿意成为“抬高别人、贬低自己”的主。

　　因此做一个人与人之间的比较，往往都是吃力不讨好的事。

　　在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中，人们一般是比较习惯用“比较”的眼光去看待有着相似背景的成功企业家，或是一个行业、一个区域、一个年龄等等这些因素。这样似乎可以从更多的“相同”中看到更多的“异同”，从而丰富而多角度的理解“条条道路通

　　而我们却把两个看似毫无关联的企业家拉到了大家面前：

　　段永平是一个“求稳”的企业家。

　　步步高是在VCD竞争最激烈的时候进入该领域的，很多人说这是夕阳产业，段永平则认为夕阳无限好，人多的地方往往最安全，虽然失去了市场先机，但看清了前车之鉴。他有一句名言叫做“敢为天下后,后中争先”,段永平认为，因为步步高是小企业，没有足够的抗风险能力，经营就得稳健。如果凡事都抢在别人前面的话，抢对了，也就抓住了机会；抢错了，就可能是灭顶之灾。事实上，步步高仅仅花费了一年多时间己是名声大噪,所生产的步步高学生电脑、VCD机、电话机都进入国内市场前几位。1999年6月,段永平被《亚洲周刊》评为亚洲金融业20位千禧年领袖之一。2002年2月,“步步高”商标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所以步步高一直是在“稳中求快”。

　　牛根生则是一个“求快”的企业家。

　　央视在对他的进行“年度经济风云人物”的颁奖词就这样写道：姓牛，但他喜欢速度，只用4年就从行业千名之外跨进乳业三强。2003年，他敏锐捕捉航天商机；2003年，他从大草原登上APEC国际舞台。他姓牛，但他跑出了火箭的速度。2002年10月，蒙牛以1947.31%的成长速度被权威机构评为1999-2001年度中国超速成长百强企业第一名，被誉为“蒙牛狂奔”。在蒙牛成立后的1000多天中，蒙牛在中国乳品行业的排名几乎每天都要往前提升一位。所以蒙牛一直是在“快中求稳”。

　　牛根生，一个在美丽草原上编织梦想的企业家，

　　段永平，一个在高尔夫球场上挥洒自如的企业家；

　　一个，是生于斯长于斯的草原雄鹰，

　　一个，是冲在改革特区的弄潮青年；

　　一个，是与“牛”打了20多年交道的“老牛”，

　　一个，是在明天什么都可能生产的“阿段”。

　　作为蒙牛、步步高的当家人，牛根生、段永平无疑是大家公认的中国企业家中的佼佼者。也许在很多场合里，他们都经常的见面并且热情的寒暄。也许他们也会互相吹捧“蒙牛真牛！”、“步步高真高！”。也许段永平还会向牛根生说笑“我们是一家人”，因为他自己属牛。除此而外，我几乎想不到喜欢“牛”的“老牛”和喜欢“球”的“阿段”，还有什么更多的的共同语言？

　　坚守与逃离：集体跳槽

　　【新闻链接】据8月1日南方日报报道，惠州德赛集团、深圳中天通讯已获得国家发改委颁发的第三批手机牌照，而传闻获牌大热门的国虹通讯却未能如愿获得手机牌照。这使得“万明坚7月加盟国虹通讯，统领已集体跳槽的原TCL通讯团队。”的传闻似乎又变成一个值得继续期待的、而又必将发生的新闻。

　  集体跳槽，已经成为这几年职场中最频繁出现的名词。与以往的集体跳槽相比，现在的集体跳槽也呈现出许多新的手段与趋势。类似坊间关于万明坚的跳槽传闻，就是先是一个团队的整体跳槽，而关键人物的最终关键一跳，似乎也要等到一个关键的时机。说起牛根生与段永平的相似，一段集体跳槽的经历成为两者共同的记忆。

　　引发集体跳槽

　　1988年，段永平在“孔雀东南飞”的热潮中，南下来到广东，被中山市怡华集团聘任为属下的日华电子厂厂长。段永平将“小霸王”从昔日负债累累，做到产值逾10亿，但他依然是一个高级打工仔，被称为当时的“打工皇帝”。段永平并不甘心。他认为，企业要长足发展，必须有更先进的激励机制，否则会失去发展的原动力。“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段永平提出“改制”，但怡华集团高层拒绝了这个要求。1995年7月，段永平提出辞职，舆论一片哗然。1995年9月18日，步步高电子有限公司在东莞成立,段永平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几百人离开小霸王进入步步高。同年，原24个小霸王代理商投向步步高。

　　1983年，牛根生进入伊利的前身“回民奶制品厂”，在伊利他一干就是16年。从一名洗瓶工干起，担任过车间主任、厂长等职，在伊利做到了生产经营副总裁的位置，从某种意义上说，牛根生是当年伊利的第一功臣，伊利80%以上的营业额来自其主管的各个事业部。1998年，伊利副总裁牛根生突然被总裁郑俊怀扫地出门。就在此时，原来跟随牛根生的一帮兄弟纷纷被伊利免职，他们一起找到牛根生，希望牛根生带领他们重新闯出一条新路。1999年1月，蒙牛正式注册成立，名字是“蒙牛乳业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金100万。1999年8月18日，“蒙牛”就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名字变为“内蒙古蒙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猛增到1398万元，折股1398万股，发起人是10个自然人。前十位的股东大都是原“伊利”公司的管理与技术人才。

　　集体跳槽成风

　　2000年11月，在4年内一手将创维电视的销售业绩从7亿做到43亿元的前创维区域销售总经理陆强华，发表《致创维销售体系全体员工公开信》，将其与创维集团4年来的恩恩怨怨彻底公开，并携150多名精兵强将投奔竞争对手高路华。

　　2004年4月，方正集团助理总裁周险峰率众加盟海信数码，除了周险峰以外，方正科技产品中心总经理吴京伟、销售平台副总经理吴松林、产品总监以及PC部门的一些基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一起投奔海信。

　　2004年12月19日，在掌舵TCL手机6年之后，曾经风光无限的

　　“集体跳槽”既没有从段永平开始，也未能从牛根生结束。“集体跳槽”已经成为企业管理的最致命伤害，不仅严重打击了公司的生产经营和日常管理，更严重地破坏了公司的形象和商誉，造成的损害短时间很难弥补。以TCL通讯为例，2004年全年亏损高达2.24亿元，而在2003年第四季度，TCL通讯的净利润为2.323亿港元。TCL通讯2004年在国内市场仅售出了670万部自由品牌手机。虽然有整体市场环境变化的因素，但通讯团队的整体“变节”，无疑对呈现下滑趋势的通讯公司来讲更是雪上加霜。也使得一贯相对高调的李东生较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

　　思考集体跳槽

　　其实人的流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从某种角度讲，二十多年最大的改革开放成果就是，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相对自主的选择喜欢的事业与生活。“流动”从这个角度而言，积极的作用显得更为突出一些。

　　如果仔细看看业界如此多的“集体跳槽”，我们不难发现这个结果往往与一个因素密切相关——“功高盖主”。在“君君臣臣”已几千年的中国，“功高盖主”几乎可以被领导阶层解读为与“造反”是同一种性质。所以我们从很多案例中看到，面对自己难以掌控的局面，领导阶层往往是会不惜后果的“清剿”。看看牛根生、段永平的离去，最初并没有形成“集体跳槽”的现象。而是原企业展开的清理“老牛”和“阿段”的所谓“嫡系”，将更多人推向了“集体叛离”这条的唯一选择。这个方面至今还是值得我们一些企业家深思的。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经济持续实现了多年的高速增长。很多企业主对经济效益的追求已经远远超过对人才的珍惜，因为自身强烈的功利色彩，也很难使得部属保持很强的忠诚度与凝聚力，一旦面对外界的一点利益因素诱惑与影响，“毫无顾忌”、“毫不犹豫”就成为他们令业界震惊的行为。渴望尊重、追求归属感、提供施展的舞台，越来越成为高薪阶层追求的目标。看来除了指标与奖金，我们的企业主需要考虑更多的奖励与激励措施。

　　段永平离开步步高，牛根生离开伊利，和原有的企业相比他们几乎没有任何优势。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人员放弃原有相对比较稳定、丰厚的回报，去开始一个充满未知的艰苦跋涉。这其实就体现出一种很强的领导力，“有人跟随”与“拉帮结派”有着很大的不同，前者是一种人格魅力的召唤，后者只是一种利益纠合的归属。“集体跳槽”中有很多案例表明，能够最终由成功走向成功的微乎其微，当一群人在没有考虑具体利益的前提下与你相随时，你需要好好珍惜，因为这是你事业生涯中的“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