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先驱导报驻香港记者 李大宏 报道 日前，本报记者专访了香港现任财政司司长唐英年。唐英年在2003年香港经历非典疫情的洗劫之后，接替梁锦松成为特区政府第三任财政司司长。临危受命，他提出要消灭财政赤字，政府必须“先节流，后开源”。这种“以民为本”的理财哲学，让人们具体感受到了他“脚踏实地”的为人和作风。与唐英年有过接触的人，都称赞他“脾气好、没架子、非常亲切、容易相处”。本报记者在采访中同样感受到了他的儒雅、平和。 
 
　　2008～2009年度消灭财赤

　　《国际先驱导报》问：在您这一任里，加税、节流、减薪、削减综援等等，都是不讨好的事情。当您受到责骂和攻击的时候，有没有灰心或想到过退却？

　　唐英年答：我想全世界做财政部长的人都可能是政府里最不受欢迎的一个。因为钱是永远不够用的，就算经济增长很理想，各方的需求也是水涨船高的，分的时候也是不够的，何况香港经济几年来一直十分严峻，怎么达到财政平衡的目标，需要大家共同一致的努力。所以，我上任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把这个故事开诚布公地讲给大家听，让大家知道财政状况是怎么样的，我问大家，要不要做到收支平衡？主流意见都认为我们应该有一个目标去消灭财政赤字。从“以民为本”的原则出发，我定了一个比较温和的方案，就是2008～2009财政年度可以达到收支平衡。

　　问：您对2008～2009年度消灭财赤的信心何在？

　　答：定这个目标的时候，考虑到几个因素。第一，要定一个目标，让整个社会都朝这个目标努力；第二也是更加重要的一点，是市民能承受得了。方案太激进了群众承受不了，就不是“以民为本”了，就算实现了，对市民的影响也太大；第三，必须以经济发展作为我们解决所有问题的根本途径，这样，才可能在比较平稳的状态下实现收支平衡，市民的生活也可以好一点。

　　问：您关于2005～2006年度的财政预算案，被普遍认为是4年来最受欢迎的预算案，但也有人批评您忽视了中产人士的税负。您接受这一批评吗？

　　答：总的来说市民是普遍支持这份预算案的。因为此前我听取了多方面的意见，多数香港人比较务实，主流意见是希望政府以“先节流，后开源”的原则审慎理财，但同时希望退一点税给他们，就更加开心了。

　　问：在特区政府官员中，您给公众的印像从来都是笑口常开。这是您的个性作风，还是您亲民的需要？

　　答：这是我个人的习惯。我的生性一向是乐观的，就算有时碰到挫折和困难，我都是从积极、正面的角度去看。但同时我也要审慎，在期望好的结果时还要有危机意识。

　　积极推动CEPA和“9＋2”

　　问：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将怎样协助内地企业打入国际市场？

　　答：香港已经成为内地企业首要的国际融资中心，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的市值已占香港股票市场总市值的3成。过去10年最大型的上市集资，如中国联通、中国移动和中国人寿保险等，均是来自内地的企业。除了筹集资金，内地企业也可以通过在香港上市，提升企业管理水平。

　　内地企业在香港融资的渠道非常多元化，除了股票市场，还有贷款、债券、创业基金等。其中债券市场是一个有效的融资渠道。香港债市已经逐渐成为区内流通量最高的市场之一。香港以往发行公营机构债券的经验证明，香港具有必要的专业能力和基础设施推行大型债券发行。

　　问：有人担心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和国家首选的资产管理中心，会成为一些人“洗黑钱”的地方。这个担心有道理吗？

　　答：香港打击“洗黑钱”的力度和成效在全球都是有名的，是认真、有力的。我们不断加强和改善银行的监管，资金在流通的过程中，始终处在银行的严格监管之中；打击“洗黑钱”要有一个网络，全球化地联手，而我们和世界各地许多机构保持着密切的合作，不断交换资讯。所以，当立法会上有一位议员提出这个问题时，我马上以事实予以强烈地反驳，这个说法是完全不负责任的。

　　问：您对推动CEPA和“9＋2”非常积极。但听到香港有人讲，特区政府在协助工商界更好地利用CEPA和“9＋2”的机遇方面，角色过于被动，令商界只能自己“摸着石头过河”。您怎么看？

　　答：特区政府的投资推广署、驻京和驻粤的办事处等机构和贸发局等，不断地在做促进工作，但单靠这些部门、机构的能力终究有限，而且我们国家很大，情况千差万别，也有做不到的地方，今后还要不遗余力去做。政府和民间的团体特别是工商界团体目标是一致的，今后应携手开拓。

　　唐英年小档案

　　现任公职：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香港经济及就业委员会主席、香港扶贫委员会主席。

　　任职履历：半岛针织和美维科技集团主席、香港工业总会主席、特区政府工商及科技局局长、香港总商会理事会委员、香港赛马会董事等。

　　曾膺殊荣：香港青年工业家奖(1989年)、被世界经济论坛选为明日全球领袖(1993)、获香港特别行政区金紫荆勋章等。

　　家庭背景：1952年，出生于香港。美国密西根大学心理学文学士。妻子郭妤浅，一子三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