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理传播网 范卫锋

　　画画没画成艺术家，写文章没写成文学家，炒股倒炒成了资本家的牛人吕梁，早就倒下了；自称中国的“巴菲特+杰克·韦尔奇”，要打造中国的伯克希尔·哈撒威和通用电气的牛人——德隆的唐万新、唐万里兄弟也倒下了；“做学问做成了科学家，做企业做成了亿万富翁”的牛人顾雏军，现在可能也站不起来了。

　　然而，这些牛人们风光的时候，其气魄、事业、格局、声名，远远比不上一百多年前的另一位牛人——胡雪岩(胡光墉)，哪怕连倒下时的震荡，也小得很多。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对他们倒下的原因，充满着危险而流行的误读，流毒甚广，遗祸无穷。

　　蔑视市场的牛人，钱再多也终将被市场教训

　　胡雪岩的阜康系的倒塌，虽然是从他的阜康钱庄被挤兑开始的，但这场金融

　　与胡雪岩对峙的对手，也就是生丝的买家——缫丝工厂，很大一部分属于洋人。也正因如此，才给胡雪岩罩上了“民族产业英雄”的虚幻光环。当时胡雪岩的判断是：缫丝工厂如果买不到生丝(原材料)，工厂就无活可干，无货可卖，所以，他们迟早要买生丝；而中国的生丝，一半都抓在他手里，要想买生丝，就必须得买他胡雪岩手上的生丝。这就像两个人比憋气，看谁挺得久，看谁先撑不住，胡雪岩当时认为自己的“气”比较长。很可惜，最后先撑不住的那位，却是胡雪岩自己。

　　在德隆系出事之后，很多人在争论一个问题：如果德隆系能够融到更多的资金，能够注入更多的金融资源，是不是就会平安无事，就可以避免损失和震荡？答案是否定的。胡雪岩当时做庄生丝，投入的资金比德隆系多得多，结果只是造成更大的亏损而已。

　　如果胡雪岩当时能融到更多的资金，只是延长僵局的时间、扩大震荡的程度罢了。随着价格的上涨，生丝的供给方会加速脱离胡雪岩的控制，而高价格反过来也让胡雪岩接下生丝囤积的代价越来越高，原料价格的高企，更将毁掉它的下游产业，使需求极度萎缩。一句话，胡雪岩面临着自己和自己对抗的局面。他们对抗的，其实是市场本身，他们自己也是市场的一部分，这种拔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的牛人庄家，岂有不败之理。蔑视市场、对抗市场的牛人，从胡雪岩到德隆、从做庄白银的亨特兄弟到迈克尔·米尔肯，最终都将被市场所教训。

　　民族产业的罪人，而不是英雄

　　也有人认为，胡雪岩们代表的是“民族资本”，对抗的是洋人，所以，政府应该挺身而出，以政府担保、提供资金的方式，帮助胡雪岩。这种打着“对抗洋人阴谋，扶助民族产业”旗号的谬论，这几年在A股市场和所谓的“支柱产业”中，我们听得太多了。可是，事实的真相恰恰是：胡雪岩做庄生丝，最大受害者就是中国当时的民族产业——丝织业本身。

　　中国的蚕丝生产历史悠久，但一直采用旧式的手工缫丝法，可惜和后来欧洲、日本的机器缫丝法一比，效率低，质量也差。不用说，手工缫丝法死亡，转向机器缫丝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中国丝织业的最好出路，就在于能否由“民族资本”来主导这个产业的转型。而这个苗头确实也出现了，1873年开工的广东继昌隆缫丝厂、1882年开工的上海公和永缫丝厂，都是比较有名、比较典型的民族缫丝工厂。

　　受胡雪岩做庄生丝影响最大的，恰恰是这些出生不久、立足未稳、资本不足、嗷嗷待哺的民族缫丝厂，他们刚出生不久，就面临着原料价格被哄抬飞涨，甚至有价无市、没有原料可买的绝境。当时，这些缫丝厂的处境，和目前很多声名不如德隆“显赫”、公关能力不如德隆们强大的中小型民族企业类似，成了沉默而被欺凌的大多数，如果政府以国家国库解救胡雪岩、德隆，这些被人忽视却货真价实的“草根民族产业”，就将被扼杀应有的公平竞争的机会。这些打着“民族产业”旗号的“英雄”，其实恰恰是企图扼杀“草根民族产业”的罪人。

　　对自己驾驭政客的能力，过于自信而麻木

　　也有人认为，胡雪岩栽在政治上。因为他是左宗棠的经济后盾，而左宗棠又是李鸿章的政敌。李鸿章要想对付左宗棠，就要先把胡雪岩除掉。当时正值中法战争迫在眉睫，一触即发，左宗棠是主战派，李鸿章是主和派，双方的斗争更加激烈。李鸿章的人马加紧了对左宗棠势力的围攻，而左宗棠要积极备战，就要用钱，胡雪岩的开支和负担因此大大增加，雪上加霜。

　　从表面上来看，李鸿章系势力的落井下石，确实对胡雪岩的覆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一百多年前的世界上，有哪一个大企业，是在政治真空中成长起来的呢？在胡雪岩的同时代，正是美国的杰伊·古尔德、范德比尔特、菲斯克们巧取豪夺的时代，法官的裁决、议员的投票，常常被商人的黄金所左右，甚至连南北战争的英雄、美国总统格兰特的家庭，也未能保持清白。

　　更何况，胡雪岩本身正是官商勾结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为左宗棠的南征北战采购军火，胡雪岩大发横财；帮左宗棠筹集军费和兴办洋务工厂，也是他的一大财源。上世纪90年代时，高阳的《胡雪岩》风靡一时，商人几乎人手一册，绝大部分，是为了学习胡雪岩超凡的“政府公关”之术。

　　事实的真相是：胡雪岩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在官场中的纵横捭阖的能力，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政治资源，以致于在政策风险加大之时，仍然一味扩张，固执地做庄，对旗下的钱庄、当铺没有能够未雨绸缪。这是一个由于形势误判而导致的战略错误。如果不是出于对驾驭政客的自信，胡雪岩应该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战略和管理的调整，在高位抛出部分生丝，或者自己买入缫丝厂自己加工，或者在金融业中及时紧缩，即使有所损失，也只是伤其皮肉，不致于一败涂地，倾家荡产，人财两空。在德隆的唐氏兄弟、顾雏军倒下之前，他们应该也有着对自己“懂政治”、“会玩政治”的同样误判。

　　“永远是上帝的宠儿”的致命错觉，导致常识的丧失

　　吕梁、唐家兄弟、顾雏军、胡雪岩、迈克尔·米尔肯、所有的牛人，在他们一步步从凡人变成牛人的过程中，无数次逢凶化吉、变祸为福、如有神助的经历，让他们越来越相信：自己是上帝的宠儿，每一次危机都将成为商机，坏运气很快就会过去。可以肯定，每个牛人倒下之前，都有这种致命的错觉，否则，无法解释他们面对山雨欲来、危相频现之时，仍然那么狂妄、乐观，没有反思，没有警醒，没有采取起码的常识性的应对措施。反过来，也正因为他们对自己运气的自信和大胆，才使得他们的崛起速度超乎常人，俨然是上帝的宠儿。

　　1883年的胡雪岩，运气确实不太好。中法战争爆发，法国兵船开入吴淞口拦截检查船只，人心惶惶，上海的银行、票号、钱庄等金融机构，都收紧了资金；各路企业都感觉到周转不灵，人人都相信手握现金是上算，已经有几家小钱庄率先倒闭，如同在德隆之前倒掉的那些庄家。可是，中法战争从酝酿到爆发，绝非一夜之间的事情，胡雪岩如果头脑清醒，完全有时间未雨绸缪。

　　当时上海

　　更加不巧的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股灾，也在1883年发生了。这次股灾之前，上海出现了第一次

　　这些发生在1883年接踵而至的“坏运气”，和近几年的市场颇有相似之处。不错，1883年的胡雪岩，2000年的吕梁、2004年的德隆、2005年的顾雏军，运气可能都不太好。可是，如同水手无法改变天气，企业也无法改变运气。企业只能“看云识天气”，运气不好时，就得有运气不好时的应变之术。事实上，留给这些牛人的适应“坏运气”的时间，都不太短，他们都曾有时间、有机会幸免于难，可惜，他们没有珍惜。因为他们狂妄地相信，自己将永远是上帝的宠儿。

　　管理能力：一个危险的假设

　　在对于胡雪岩、德隆、顾雏军们的评论中，最具有欺骗性、误导性、危险性的一个观点是：如果他们的管理水平、资源整合能力，能够再高一些，也许能够幸免于难，甚至可能会成功。

　　一个企业定方向、定战略的时候，首先要对自己的管理水平作一个假设：是上等水平、中等水平、还是下等水平？我认为，合理的假设应该是：以中等水平的常态为假设基准，追求上等水平，万一出现下等水平，也能够挺过去。如果一个企业采取的战略，逼得它只有以最佳的管理状态，才能够生存下去，那这个战略一定有问题，这个企业一定短命。记得有位记者问一位现在很活跃的企业牛人：你们的发展确实很快，但是风险也很大，一不留神就会完蛋，为何你还这么自信地高速扩张？那位牛人高谈阔论了一番，大体上是说他的团队、他的管理、他的战略战术都是最牛的，所以，他的企业将一直牛下去。我一边为他捏着把汗，一边暗叹：中国的牛人，真多。

　　最佳的管理水平，绝不可能是企业的常态。正因为如此，杰克·韦尔奇、卡洛斯·戈恩、桑迪·威尔们才这么弥足珍贵，才可以拿到天文数字般的薪水。它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配合，可遇而不可求。美国历史上的百年老店，花旗、通用汽车、通用电气、埃克森美孚，都曾有过最佳状态、中等状态、较差状态。其实，成为百年老店的秘密，并不是永远保持最佳状态，也不是一直顺风顺水、吉人天相，而是如何在状态较差、运气不好之时，挺得住、熬过来，等到庸人下台，良将接班，等到厄运过去，好运到来。对于自己管理能力、管理状态的盲目乐观，实在是一个危险异常的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