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徐翼

　　公安部高官指出贪官的空间将随着打击外逃力度的加大而越来越小

　　备受关注的中国外逃贪官、原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在出逃国外两年之后，近日在欧洲被荷兰警方抓获。

　　荷兰警方是根据国际刑警中国国家中心局通过全球发布的“红色通缉令”，将杨秀珠抓获的。

　　“红色通缉令”上对杨秀珠罪名的指控是：贪污、洗钱。

　　对于抓获杨秀珠，中国警方有着充分的把握，事实上，杨秀珠一直没有逃出中国警方的视线。

　　日前，记者在北京采访了中国国家公安部前部长助理、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前局长、国际刑警组织终身名誉副主席朱恩涛。尤其是最后一个头衔，无疑是国际刑警组织对朱恩涛成就的最高评价，以及对他资历的尊敬。他的睿智，他的嫉恶如仇，他的雷厉风行，在同行中有着非凡的影响力。

　　据朱恩涛向记者透露，国际刑警组织有183个成员国，自1984年中国加入国际刑警组织以来，与国际刑警组织的合作一直非常顺利，中国国家中心局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红色通缉令”已达800多份；从1993年至今，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的配合，中国已经先后从30多个国家和地区，将230多名外逃案犯缉捕回国。

　　当时，朱恩涛非常有信心地对记者表示，随着打击外逃案犯力度的不断加大，外逃贪官的空间将越来越小。中国发出的“红色通缉令”已经在全球对外逃贪官产生了巨大的威慑作用。曾经轰动一时的外逃贪官杨秀珠，逍遥法外的日子已经指日可待。

　　朱恩涛说出这番话没多久，便传来了杨秀珠落网的消息。

　　贪官都出逃到哪里

　　据公安部的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有500多人，涉案金额超过700亿元人民币。其中，案值大、身份高的贪官，大多逃往美国、加拿大等国。

　　贪官们选择外逃的目的地，多是没有和中国签订引渡条约的国家。目前，与我国签订双边引渡条约的有22个国家，其中多数是发展中国家。

　　在这些外逃目的地国家中，移民国家又成为这些外逃贪官愿意选择的地方。因为贪官到达这些移民国家后，可以通过投资移民或投资项目，以及一些政治上的避难要求，比较容易获得合法身份。

　　据了解，目前外逃贪官喜欢聚集的国家，已经有华人专门开公司为贪官提供“一条龙”服务。他们利用当地法律中的漏洞，同所在国的律师进行合作，为贪官们办理从购买房产，到洗钱，再到取得合法身份等全套服务。

　　外逃贪官为什么难抓

　　1994年，我国和泰国签订了第一个引渡条约。

　　1993年起，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和双边警务合作，我国警方先后从国外押解、遣返230多名罪犯。

　　2003年8月27日，中国全国人大批准了由147个国家共同签署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2003年12月10日，中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既然中国加入了有关国际公约，那么缘何逃到海外的罪犯不能很快被通缉回国？他们迟迟不能回国受审的原因在哪里？

　　如今出任中国警察学会副会长的朱恩涛，还是央视大剧《公安局长》的编剧，他与夫人、同时也是资深记者的杨子女士共同创作的20集电视连续剧《红色天网》，也即将在央视播出，该剧反映的是中国警方与国际刑警合作抓捕外逃罪犯的经历。可以说，朱恩涛对通过“红色通缉令”抓捕外逃罪犯，有着特别深切的感受。

　　朱恩涛认为，这里面原因很多。表面看来，有找不到经济犯罪嫌疑人行踪、调查取证难等制约因素。但政治、经济和法律因素才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据一些资深法学专家认为，外逃贪官一般都是通过各种渠道，将赃款洗成合法收入，摇身一变成为当地的投资性移民。要将这些在当地已经“合法”的资金认定为不合法，取证非常艰难，过程非常复杂。

　　此外，中外刑法上的一些差异也妨碍了合作的深入。比如“红色通缉令”中对犯罪的认定，得到国际刑警组织的认定，但是否能够得到罪犯出逃国的法律认定，则存在着未知数。比如，有些国家通行的惯例是“非暴力犯罪不适用死刑”，“死刑犯、政治犯不引渡”等，与我国的司法制度是相冲突的。这种冲突也成为我国引渡外逃贪官的主要障碍。还有些国家不把贪官的职务犯罪列在引渡的范围内，也使打击外逃贪官受到一定的限制。

　　再者，《反腐败公约》各缔约国多以维护本国利益为出发点，竭力维护本国的法律制度不被修改，这就造成《反腐败公约》中大量条款都是保护性条款和弹性条款。比如，造成目前引渡难以执行的主要障碍，是被请求国具有绝对的掌控权，只要其认为被引渡人被缉拿回国后，有可能被判死刑或无法保证公正审判，就可以拒绝请求国的引渡要求。这是导致贪官外逃的主要原因。

　　中美司法合作的成功典范

　　2001年10月，原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持假证件进入美国。随后，中国警方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在全球对余振东发出了“红色通缉令”。

　　2002年12月，时年41岁的余振东在洛杉矶被美方执法人员拘押。2004年4月8日，余振东在素有“赌博天堂”之称的美国拉斯维加斯地区联邦法院被宣告有罪，判处144个月的监禁和3年的监视居住。余振东是因欺诈罪名被起诉的，当地检察院指控余非法侵占银行4.85亿美元资金，罪名成立。

　　4月16日，余振东被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和美国海关移民与执法局的特工，由拉斯维加斯“押送”至中国北京。

　　4月16日发生在北京首都机场的这次移交，非比寻常，因为中美双方是在没有任何引渡条约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被媒体认为是中美司法合作的一个成功案例。

　　在没有引渡协议的情况下，美国何以能将余振东遣返中国？

　　首先，2001年11月，中美签署了司法合作协议《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据有关方面介绍，中国司法部门在打击跨国犯罪方面给予了美国积极合作，美国此次移交余振东可以说是投桃报李。

　　其次，2003年12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实施，这一公约旨在保护第三世界国家，让外逃贪官的财产得到返还，中国和美国都签署了。尽管有时双方在一些司法解释上存在不同，但对于余振东一案，双方的认识是比较清楚和一致的。

　　再者，在一些问题上，美国需要中国的互动，比如在反恐等问题上，中美需要达成默契。

　　朱恩涛相信，余振东的被遣返，对依然在逃的中国贪官肯定能产生巨大的威慑作用。

　　“红色通缉令”抓住杨秀珠

　　杨秀珠，浙江曾经权倾一时的女厅长，特别是在温州地区，这个名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因为她曾担任温州市规划局局长、主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东窗事发后，杨秀珠成为全国媒体争相曝光的“焦点人物”。目前已经认定杨秀珠涉案的金额，高达2.5亿元人民币。

　　杨秀珠偷逃美国，并非像媒体所言是“仓皇逃窜”，而是经过长时间的周密计划。已经知道的是，她是使用假身份逃到美国的。事实上，多年以前，她便已经在美国大肆购置房产，在纽约地区，疑似杨秀珠的房产不下6处。在纽约帝国大厦附近的一处房产，目前的市值就达四五百万美元。

　　逃到美国的杨秀珠，在纽约非常猖狂，肆无忌惮地买房、投资，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好像中国政府奈何她不得，这本身就体现了对杨实施抓捕工作的难度。

　　但正如一句老话所形容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尽管杨秀珠外逃行动诡秘，千方百计逃避打击，但她的行踪一直没有逃出中国警方对她的监控。事实上，去年在欧洲，中国警方就曾经差一点将其抓获。

　　“我们肯定可以把杨秀珠抓回来。”朱恩涛曾这样坚定地对记者说。他说他的信心来自于成功抓获一些外逃案犯的经历。

　　“钱宏外逃8年，我们都将其抓捕归案；吴大鹏出逃台湾，仍被抓回；农业银行河北衡水中心支行100亿美元现汇信用证诈骗案，100亿美元现汇支票被系数追回；余振东逃到美国，最终被遣返……所以我坚信，早晚，我们会将杨秀珠抓捕归案的。”

　　朱恩涛所说的钱宏，因非法集资，侵吞企业、国有资产和股民5亿多元人民币，于1993年外逃。钱宏外逃历经8年，不仅换了身份，还整了容，先后逃到南美、北美诸国，最后在巴拿马被国际刑警组织抓获，经过哈瓦那和莫斯科被押解回国。

　　而吴大鹏，当年是中国某国有银行分行的一个小负责人，1986年诈骗236万美元后，出逃台湾，并将非法所得通过境外银行洗钱。中国警方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得知其非法所得已流入新加坡银行后，立即将其冻结。而吴大鹏的归案，原定通过第三国递解回来，后来通过海峡红十字会促成了此事。吴大鹏当年出逃，当年即被抓捕归案，此案当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可以说，这不仅是海峡两岸警方在共同打击犯罪上的成功合作，也为今后两岸警方和司法合作开辟了一个很好的先例。

　　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无疑是1993年4月发生在农行河北衡水中心支行的100亿美元备用现汇信用证诈骗案。作为特急案件，中国国家中心局仅用了20多个小时，就向全球签发了“红色通缉令”，立即冻结了流出境外的巨额资金。当时每张现汇支票的数额为5000万美元，共有约200张，分别流到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各有关国家一接到红色通缉令，立即对这批巨款实施了冻结。此案得到了英、美、加、澳四国警方的积极配合，现汇信用证被悉数追回，使国家避免了重大的经济损失。

　　朱恩涛表示，现在，国际刑警合作的效率也在不断提高。过去，签发一张红色通缉令，一般长达一个多月，现在缩短到一周左右。这其中得益于通讯手段的改善。中国国家中心局目前已经加入了国际上最先进的通讯网络I-24／7(国际刑警全天候通讯系统)，它的最大有点就是可靠、快捷、保密。

　　“所以，我有充分的信心说，即使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困难，不管被通缉的罪犯逃到天涯还是海角，最终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中国有信心把所有的外逃贪官抓回来。”

　　据记者向业内人士了解，中国与荷兰目前尚没有签订双边引渡协议。现在，中荷警方及有关司法部门就杨秀珠的引渡和递解等司法事项，正在紧锣密鼓的办理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