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涛 发自北京

　　“每次参加这样的会，‘代价’都很大。”

　　这是周小川在一次演讲前向一位北京市领导发出的感慨，因为几乎每一个靠近他的人都试图询问汇率制度改革的问题。但在《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对周小川的两次采访际遇中，对货币政策惜字如金的他却每次都清晰而坚定地阐述了银行改革的“下一步”。

　　肩负国务院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重责的周小川，很清楚方方面面对于银行改革的看法，因此具有西学背景的周小川也乐意对外传递其对于银行股改“下一步”的认识，以化解改革的思维误区。

　　半年前，当舆论对工行股改方案猜测纷纷之时，周小川在“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上告诉本报记者：“这不仅仅是一个股改方案，而是一个整体改制方案，包括处置不良资产、注资、加强内控、公司治理和吸引战略投资者等等。”

　　半年后，当业界注意力集中在试点银行的不良资产、注资、加强内控、公司治理、吸引战略投资者和将来的公开上市之时，他又开始表示，目前银行改革的关键环节与核心内容是建立良好的拨备制度。他认为在没有足额、真实拨备的情况下，资本充足率的管理就很可能形同虚设。

　　他总会在适当的时机提示“下一步”，上世纪90年代初期曾与周小川密切共事的伊莲娜·拉罗什曾经在媒体上表示，周小川是一位少见的深思熟虑颇有天赋的人，他遵循自己思维力量的引导。

　　而这也可以看作是周小川对改革参与者施加“压力”的一种方式。在他看来，改革的难点是如何加大改革的力度，任何一项改革都需要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的动力。

　　宏观方面，周小川一直在强调一个概念——金融生态。周小川说，改善金融生态一是要建立良好的法律和执法体系，在法律体系中，《破产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涉及贷款人能否运用最后手段，使破产起诉成为制约借款人的最终底线。上月末，在人民大会堂东门，记者获得了单独访问周小川的机会，他对记者所问“这一轮政策性破产是否对银行改革产生影响”表示乐观，认为只是历史遗留的“尾巴”，集中在几个特殊行业，不会引发新一轮不良资产的增加。他对解决之道胸有成竹，因为他在一些关键点重复了两遍。

　　微观方面，周小川强调，“内部动力传导下去，有时候也会有很大的问题，因为会有各种各样的阻力，会有各种各样的借口，从而放慢改革的步伐。”从一个在北京金融界流传的例子中可见一斑：一家海外银行派员来华考察，对考察的这家银行总行的规章制度的建立实施比较满意，但是到了分支行，规章制度要么不健全、员工要么不知道。该行行长也坦承，有些总行统一制订的内控制度，到分支机构时，有章不循的问题比较突出。

　　种种迹象表明，正像周小川成为国务院督促银行改革的重要“棋子”，汇金公司正在成为周小川推进银行改革的关键平台。汇金的直接上级就是国务院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领导小组，按一位汇金高层的话讲，是在其“指导”下工作。

　　针对“汇金是中行、建行两家的控股股东，两家赴港上市会遇到法律障碍”的问题，周小川聘请了新的法律顾问，最终汇金被港交所界定为“准政府结构”，扫清了法律障碍。

　　针对“花钱能否买到机制”的质疑，汇金人士常引用周小川的一句话：“注资是央行资金，而不是财政资金。”言外之意就是注资要求回报率，且不能低于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率，每分钱收益都要上缴。

　　如今，银行改革棋至中盘，汇金履行其大股东的职责也愈加强势。这与周小川得力的助手之一的谢平出任汇金总经理不无关系。建行一位董事会成员告诉本报记者，谢平经常对汇金派驻的董事“施加压力”，敦促他们“发挥作用”。例如在审议中行2005年预算案时，就是因为中行的股本回报率无法达到汇金要求，接连在董事会和股东大会遇阻，其中中行有关建设银行大楼及信息化增加费用的解释被指为“概念错误”。汇金一位高层人士也告诉本报记者，在郭树清出任建行董事长过程中，汇金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建行一位董事会成员也向本报记者坦言，郭树清到任后董事会“气象大变”。

　　总行层面的变化显然还不能令汇金满意，他们认识到“改革还仅仅停留在总行层面”，引用周小川的话讲需要“内部动力传导下去”。汇金的一位高层人士已经表态，下一步将重点抓人力资源改革和拨备力度。这番表态后两周，中行随即召开了全辖人力资源改革大会，布置了所辖一级分行的人力资源改革。

　　总的来看，周小川正通过不断地提示“下一步”，给银行改革注入方向感与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