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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董事会》
文/魏云芳
1993年上海早春的一天，温暖的阳光略略驱走了些寒意。上午9时，上海大众汽车公司总经理方宏一如既往地走进办公室，坐定后，提笔签下了他此生的最后一份公司文件。后面再发生的一幕是他的同事们永远都不愿回首的记忆：方宏面若镇定地推开办公室窗户，在同事们的惊呼中纵身一跃从五楼翩然而下，把所有的世事都留在了身后……
时空斗转。2005年新年钟声敲响不过几个小时，山西运城鑫龙稀土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恩龙突由四楼跳下，自绝而亡;时隔两日，身家8.8亿的陕西金花集团副董事长徐凯亦步赵恩龙之后尘，在西安一家酒店里悬梁，此前徐凯已经身染沉疴数年。他们先后做出人生的最后一个决策——用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财富之“累”
殊不知，企业家并非超人，过劳、重压之下同样会倒下
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做过一个统计，在过往的20年中，我国已有1200多名企业家因种种心理障碍走向自杀之路，而这仅仅是有文字记录的一部分，且呈逐年增加之势！而造成企业家各种心理障碍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如影随形的工作压力。
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公布的一份针对各行业共3571名企业家的《中国企业家队伍成长现状与环境评价》调查报告中，企业家“身心健康”的调查结果显示，87.4%的企业经营者感到“压力很大”，另有70.5%的人出现“烦躁易怒”，28.6%的人出现“挫折感强”，16.5%的人出现过“悲观失望”……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方宏的死使人迷惑不解，因为他在公众中的形象堪称完美：事业成功，家庭稳定，清廉有口皆碑。而徐凯、赵恩龙两位企业家生前的好友也都表示了惊讶——他们根本不像会自杀的人。在进一步的追踪了解中，人们慢慢证实：方宏、徐凯死于抑郁症，而赵恩龙死于极度的悲观失望。他们只是因为一些困扰自己的心事无法随便向人诉说，渐渐积累，终于走到了那不能抑制的一天。
如果说以极端方式寻求精神解脱的，在企业家中毕竟还是少数的话，那么更多的则是那些带着种种“心病”而继续苦苦支撑企业的“强人”，不知不觉间，就倒在了“过劳死”的门槛上。
2001年7月，人送绰号“彭大将军”的青啤老总彭作义，在青岛游泳时突发心肌梗塞意外去世，年仅56岁。是时青啤正在全国上演的轰轰烈烈的收购大战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日夜的谋划、操劳，50多岁的人了，他本应该觉察出自己的累，但他同样没有警觉……
随后倒下的还有大中电器公司总经理胡凯、爱立信中国公司总裁杨迈，他们同样逝于心脏病来袭，但谁都明白，杀死他们的幕后真凶，是长期巨大压力下的“过度疲劳”。过世前他们谁都没有表露过自己对于疲劳的感觉，他们甚至可能不知道自己已经很累了，或者即使知道了，他们也不愿说。在实际上很疲劳的情况下，杨迈还独自一人去健身房，发生意外时，身边没有一个熟识的人。
北京易普斯企业咨询服务中心首席顾问张西超博士指出，职场压力过大，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对社会，都会造成很大的危害。对于个人来说，压力过大，就会出现血压增高、肠胃失调、溃疡、易意外受伤、身体疲劳、心脏疾病、呼吸问题、汗流量增加、皮肤功能失调、头痛、肌肉紧张等生理变化，而各类癌症、情绪抑郁、甚至自杀等现象都和压力有着很大的关系。
在《2003中国企业家队伍成长现状与环境评价》调查报告中，从企业家填写问卷的情况来看，一些与工作紧张有关的慢性疾病，如慢性胃炎、高血脂症、神经衰弱等在企业家群体中具有较高的发病率，与1994年的调查数据比较，几种常见的慢性病的患病比重还呈上升趋势。此外，更严重的是企业家阶层普遍的“身心亚健康状态”。
温州市一位身价过亿的私营企业老板，经十几年的商海拼搏，资产已达上亿元。但几个月前在一次宴请客人时，却突然脸色发白、大汗淋漓，被送进医院诊断后却发现他身体无恙！但此后，他一旦置身于人群中又会反复发作。从此，他便再也不敢到外省市谈生意，每天出门都要熟人陪伴，生怕别人绑架他。有意思的是，他倒羡慕起街头乞丐的“自由自在”了。后经诊断，他患上的是“广场恐怖症”。
郑重是国内最有名的摩托车生产厂商之一的管理者。正当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有一天，他在办公室忽然感到一阵心惊肉跳，跟着双手不停地发抖，浑身大汗淋漓，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袭遍了他的全身。然而，医院检查却未发现异常，注射镇定剂后很快症状消失。从此以后，郑重每天晚上都会在那天发作的时间醒来，出现心慌、出汗、莫名其妙的恐惧，然后长时间的失眠，于是经常对下属发脾气，弄得公司人心惶惶。后来朋友介绍他去看心理医生，才发现是得了焦虑症。
一项关于中国企业家阶层“工作、健康及快乐调查”，素描了中国企业家的典型生存状态：一天工作11个小时，睡6.5个小时，一周只休息1天。在一周约66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里，21个小时被花费在会议桌和谈判桌上，17个小时给了交际应酬，而另一个17小时则花费在商务旅行上。工作确实带给他们极大的压力，然而，当心情不好找人倾诉时，家人并不是首选，他们宁可将心事和压力闷在心底、默默承受。
殊不知，企业家并非超人，过劳、重压之下同样会倒下，他们已经日益凸现出“双高”人群特征：既是承受高压的人群，又是与心理因素有关的多种疾病的高危人群。
成功的镣铐
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得这样一个“志得意满”的精英群体，渐成为各种身心疾患的重灾区？
“我非常清楚，社会生活的内容不能通过纯生理学的因素……我们必须考察的是社会的性质，而不是个人的性质。”——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如是说。
人们总是把“精明强悍”、“春风得意”等辞藻毫无保留地送给企业家们。然而，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得这样一个“志得意满”的精英群体，成为各种身心疾患的重灾区？
每一种行为必有它的文化根据，正是文化确定了人们的生活态度。中国传统文化赋予了男性“强者”的角色定位。不愿意说累，似乎是中国企业家的通病。他们总是以“强者”形象示人，所谓 “男儿有泪不轻弹，虽然已到伤心处”。这也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累”。李海仓的儿子李兆会曾忍泪谈到父亲的“累”——他在父亲的办公室发现一张字条，是父亲写了又丢弃的，上面写着：我太累了，太累了。一张写了然后丢弃的字条，代替了向他人的诉说却代替不了自身的劳累。这位企业家内心里已经产生的困境，但他不愿承认。他从来没有说过“我需要休息”。
“我是男人，我不能说自己不行”，使大多数男性企业家无论压力多么大，无论怎么忙，无论有没有觉睡，都只说：还行，挺好，没事，甚至于“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38岁的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瑶，明知自己病情严重反而加快工作节奏，终因肠癌不治而病逝，临终前这位“新浙商”擎旗人脸上的一行清泪，让人唏嘘不止。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对应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至今日，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依然是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以亲情和友情为依托，以社会共同体的存在为现实载体。企业不过是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在经济领域的反映。企业家之与一个企业，更像一个家长。这个家长既是所有者，又是经营者，他管理企业靠的是血亲，或血亲的延伸，而不是制度化的用人机制;运营企业靠的是一人掌控全局，而不是各司其职的治理结构。企业的战略、重大决策等等所有问题，都是老总自己扛;企业的兴衰荣辱全在这个一家之主的一人肩膀上，他不累谁累？
此外，由于中国伦理文化重家庭伦理的私德而轻国家伦理的公德，提倡的是对“熟人”、对“血亲”的“忠”，向来缺少人们在履行社会义务或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活动中应当遵循的道德行为准则，在近年也没有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演化出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立足根基——诚信、合作意识等伦理文化。而原有内化于心的道德在市场化的过程中逐渐失效，还带来实用主义盛行。这使得企业家不得不面对来自于个人、团体的种种背信弃义，甚至有时候，企业家又是这种“背信弃义”的始作俑者。然而，内心法则的考量，又常使得道德成为有道德者的枷锁。譬如赵恩龙——“当赵恩龙多方筹款并将相应款打入银行后，银行却未能按照约定将钱重新贷给赵恩龙，又有空负他人的内疚，赵恩龙只有选择以死了断。”他的一位密友这样追述。
其实，压力的源头还来自于人们对成功的错误的认知。曾几何时，成功已经成为人人之必需。更为隐秘的是，在今天的中国，这种成功实际上已经被定义为你超越了绝大多数人，成功者属于那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中的一分子。成功人士必是一种复合体：集学历、财产、职位、社会地位于一身的多重佼佼者。而且人们普遍相信：成功者必然幸福。精英阶层的企业家群体无疑是这样成功定义的最好代言。
成功真的等于幸福吗？一位一步步走向成功的企业家却这样慨叹道，“我不由自主地卷入了疯狂的竞争，这种竞争的残酷在于把跑得最快的人拉出来再比赛。就像奥运会比赛，最后只能有一个冠军，其他人都是失败者。你必须爬到金字塔的顶端。想不干的时候，连退路都没有！”盛名之下，企业家时常有的却是一种风云突变、朝不保夕的末日感。特别是面对自己业已取得的成功，他们开始变得优柔寡断，对自己的重大决策缺乏自信，因为太害怕失败了。
为了维持这样的“成功”，很多企业家对自己进而对他人都有着不同于一般的要求和标准。他们往往自我期许过高，既不能容忍自己的失误，更不能宽恕他人的失误。高处不胜寒，他们一方面感受到的是蚀骨的孤独，另一方面还要维持外人眼里的“春风得意”。当我们将幸福完全寄托给“成功”的时候，成功对幸福的谋杀就开始了。
这样的重压之下，又有几个“超人”能淡定自如?渐渐地，很多人模糊了开始的方向。做企业不再是一种生活方式，而渐成为谋取财富的工具，财富却成为终极目的，财富成为他们炫耀自己、维持身份的惟一底牌，他们忘记了财富只是一个手段，追求的本应是财富带来的幸福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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