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刚

　　从下乡知青到登上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创维老板黄宏生的个人经历颇具传奇色彩。但在2004年岁末，该家电巨头的遭遇则更加“传奇”——由于涉嫌造假、挪用资金，黄宏生等10人被香港廉政公署传讯。该行动被香港廉署戏剧性地命名为“虎山行”。

　　艰难创业

　　2004年《福布斯》富豪榜出笼时，黄宏生以2.7亿美元的资产排在第31位。但在成就现值60多亿元的“电视王国”的风光之前，他奋斗了多年，也经历了几次“大风大浪”。

　　黄宏生是海南临高人，曾就读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工程系，1988年来港，属新移民一族。起初在一家电子产品贸易公司做销售从业员，其后毅然辞职，自行创业，把仅有的10万元积蓄在港注册了创维，开始他的创业路。不过，道路并不平坦，创维最先是搞贸易，代理电子产品出口，但由于不熟悉香港的环境，进了货卖不出去，不久就亏损。他更大病一场，入院躺了一个月。

　　不久，他看好电视遥控器市场，又投资生产，并尝得创业甜头。其后，香港流行丽音广播，黄宏生认为机会来了，并与另一公司的工程师合作开发丽音译码器，一下子做了2万台，然而没想到香港的电视台感到丽音广播成本太高，停止使用丽音广播设备，令黄宏生再尝到失败的滋味。

　　两番失败后，黄宏生没有放弃老板梦，当他看到东欧彩电供不应求时，大胆决定生产彩电，经过一年多的开发，彩电总算开始生产，但由于与世界先进水平相去甚远，且不符合国际规格，参加国际展览也无人问津，结果又亏损了数百万元，至此黄宏生债台高筑，陷入绝境。

　　但至1991年，他终于找到了救命稻草，当时他把目光瞄准正待拍卖的公司迅科彩电开发部的技术骨干，并出让自己公司15%的股份将其纳入旗下，最终得到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9个月后，创维开发出国际领先的第三代彩电，并在欧洲市场一炮打响，其后又陆续获得国际风险基金的投资，随之2000年在港上市。

　　1998年，对创维的企业利润贡献巨大的出口业务遭受重创，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创维失去了马来西亚和俄罗斯40万台彩电的订单，几乎占到上年出口总量的80%；1999年，更有同行散布“创维将淡出彩电业”的谣言，创维彩电从8月起全面滞销，损失达数亿元之巨。

　　黄宏生身处困境，总能逢凶化吉。他曾说，人总是在幸与不幸之间游走，尽量延长有幸时间，给不幸一个翻盘的机会，这才是人生最大的幸运。

　　面对极度困境，黄宏生主动放弃了董事局主席的年金，还拿出1亿股股票期权分配给集团的800名管理人员和骨干；并重新构架销售团队，短短一个月，一个高规格的国际化管理团队到位了。经过一系列动作，2000年创维实现在国内销售44亿元，出口5亿元，保住了业界老四之位。

　　地产陷阱

　　虽然创维在彩电行业已有一席之地，但致力于专业化的黄宏生，始终没有放弃对不相关行业高利润的追逐。自从地产行业掘出第一桶金后，黄宏生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在地产行业的豪赌。近两年“大手笔”频频，南京和海南的项目单笔就涉及资金动辄上十亿元，黄宏生“出事”也祸起地产。

　　也许是此前在电脑行业的多元化投资受过重创，黄宏生几次都表示，创维希望专业化，在投资上一直比较谨慎。但随着近两年创维经营状况好转，创维开始涉足多个行业，特别是在地产行业上手笔惊人。黄宏生于2004年3月在家乡海南岛的三亚市，与同为海南岛人的鸿洲地产老板王大富，合资20亿元兴建全海南省最大的地产项目“时代海岸”，占地面积近34万平方米。据香港廉政公署调查黄宏生挪用的4837万港币已注入该项目。

　　2004年11月30日，创维集团董事长黄宏生等数位高层被香港廉政公署拘捕，创维数码(0751.HK)被香港联交所勒令停牌。

　　此前，创维数码在港一向被视为高质量、高透明度的中资概念股，为摩根大通、惠理、景顺、汇丰及怡富等基金所重仓持有。拘捕事件实令投资界一片哗然，惊叹惋惜不已。

　　香港廉政公署两年多以前就悄然开始对创维数码及其高管人员进行监控，其间收集掌握了大量证据。廉署调查涉及多项贪污指控，包括黄宏生等涉嫌行贿创维的财务总监，挪用巨额公司资金；并涉嫌行贿前会计师伪造会计记录，协助创维数码在联交所上市等。

　　败因探源

　　无可否认，黄宏生一方面在努力探索职业经理人的模式，一方面他却总是走不出家族企业的致命弱点，总想一股独大。财报显示，黄宏生家族在上市公司中所占股份达到77.45%，其他董事所占股份皆在3%以下。一股独大的直接后果是加大了经理人与老板的距离。由于经理人并非是公司利润的直接获得者，如果任其自由选择，他最直接的追求不是公司利润最大化，而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4837万港币对于黄宏生而言并不是一个足以使他犯罪的数字，但关键是黄宏生的罪名是盗取。而且发生在香港。无论在会计制度、公司治理、信息披露的具体监管规定方面，还是在对违规的法律处罚方面，内地与香港都存在相当大的制度差异。中国企业在海外上市时，往往在程序上配合当地监管规则的规范，但在具体监管规定的认识及相关行事观念上，并没有真正“与海外市场规则接轨”。即使负责为企业带路的上市保荐人，也只是告诉企业与上市过程相关信息，而非主动教育企业深刻理解市场文化。

　　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内地企业赴港上市急功近利的心态，重筹资轻改制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2000年4月创维数码在香港联交所的上市，便有着利用资本市场的明显痕迹。从表面业绩增长看，创维的利润从1995年的8000万元到1999年度的3.2亿元，平均年递增率达80%以上。实际上自1999年中期之后，创维已经在此起彼伏的彩电业价格战中逐渐不支。黄宏生本人曾对媒体回忆2000年前后创维的困境：“当时我感觉企业的末日来临了，我的人生也走到了尽头”。

　　海外上市给了创维集团扭转局势的机会，也并非没有成本，那就是，要遵从国际规则行事，不能再像内地那样肆意而为。然而，创维更多的时候欣欣然于上市收益，对于“成本”的忽视，最终酿成苦果。

　　一位曾任创维高管的人士对记者表示，成功上市融资对于创维进行企业转型，实施内部改革，确实带来了很大的推动。具体表现有二：一是2001年将企业内部改组为事业部；二是2002年吸收了七名高层管理人员进入董事局。然而，涉嫌造假贪污事件的发生表明，民营企业对于股本文化的认知，仍然需要思维的转变。

　　当黄宏生数月前发表“民企如何利用海外资本市场做大做强”的演讲时，或许没有意识到，资本市场绝不仅是“被利用”的，它更要求企业顺应其“游戏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