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说法：培养一门贵族，需要连续三代以上都是富人。按照这种说法，自新中国诞生以来，还没有真正的贵族产生。

　　事实上，由于对私有经济的过分干预，中国在建国30多年后，还基本上没有富人。即使有，也因经济政策的反复无常以及诸多其他原因，而难逃“富不过两代”的厄运。

　　当前，中国自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富人阶层已经形成，他们的子女也长大成人。这些富人子弟，是新中国第一代天然继承大量财产、天然拥有好的教育背景和工作背景的人。

　　他们的财富得益于中国新的经济制度，他们能否健康成长，首先将仰仗中国经济制度的可持续性和中国的私产保护制度。

　　本刊记者/罗雪挥

　　余进华跟着父亲余阿寿出海贩鱼。深夜，海上突起风浪，船舱进水，他们随时有可能命丧大海。父亲一声不吭地弯下腰，沉着地将积水一勺勺往外舀。瞬时，余进华也忘记了恐惧，蹲下身，用小碗与父亲一道往船外不停地舀水……天亮了，父子俩漂到了一个无名小岛，从急风大浪中死里逃生。

　　此事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那时候，余进华13岁。

　　20多年后，浙江省温州市经济开发区，明亮的吉尔达鞋业公司总部大楼内，在浙江财经学院一群好奇的学生追问下，已近不惑、承继了父亲事业、并且发展到上亿身家的余进华，回忆起这段经历仍然感慨不已。他始终记得父亲面临生死关头时的那种镇定 这种精神一直激励着他。

　　守成：富二代的首要任务

　　此时的余阿寿是董事长，余进华是总经理。单从外表上看，父子俩很相像，只是父亲更加轻松倜傥，而正当盛年的儿子，却总是严肃的表情。

　　父子二人都有过被单位开除的经历。

　　五六十年代，余阿寿就偷偷在家制作皮鞋，一天做两双，一双挣4角，结果被人揭发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被单位开除。

　　儿子余进华为了继承他的事业，先是办了停薪留职。到1992年，单位对他下了最后通牒，“我已经做了那么大的生意了，居然还叫我回去上班”，余进华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结果，余进也华顺理成章地被工厂开除了。一心致富的父子二代都没有能够保住自己的公职。

　　余进华认为父亲当初为吃饱饭而挣扎的苦楚，是他无法完全领略到的。其父余阿寿十岁就去卖水果、卖柴禾、卖草药、卖草纸，12岁当学徒，学习做皮鞋，曾有过两天只喝了点冷水充饥的经历，也有大雪纷飞，回不了家，冻得浑身哆嗦，央求农家钻进院子稻草堆里取暖过夜的狼狈。后来还是凭借老手艺，逐步办起了鞋厂，才彻底远离了贫困。作为温州制鞋业的元老，余阿寿被人称作“皮鞋寿”，成为改革开放后先富起来的第一代。

　　1993年，29岁的余进华正式从余阿寿手里把工厂接过来。当时员工200人左右，租的厂房800平方米，资产数百万元，他由此成为名副其实的新“富二代”。

　　10年后，企业员工发展到2500人，自建的新厂房50000多平方米，资产3.85亿元。

　　为了淡化家族企业色彩，余进华除自己的妹妹和妹夫在公司内主管生产与外贸外，其他营销、财务、人力资源等重要岗位全部聘用了职业经理人，付出的最高年薪曾经达到80万元。

　　如今，走进余家企业的大楼，除了大堂里还供奉着财神外，是一派现代公司的景象。清一色的电脑联网，每年花费上百万元对员工进行培训，包括送员工到上海念MBA，请策划大师来做专题讲座。余进华本人则在宁波台湾健翔管理学院念EMBA。

　　余进华同时还是浙江省政协委员、温州市人大代表，但他并不打算走向官场，觉得能够参政议政，已经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不过，他仍然在公司里设置专职的党委书记职位，其公司内的党员数量迅速增长。他还担任了公司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督导，并身体力行，只要了一个孩子。

　　有钱没闲的富人生活

　　公司从一代传入二代，无论是经营手法还是个人作风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此，已经退居二线的余阿寿十分宽容，身为董事长的他并不干涉儿子的决策。只要求儿子，有重大的事情要让他知道。如今，卸下重担的余阿寿每日都去跳两次交谊舞，而且在某次比赛中获得了华东地区拉丁舞第三名的成绩，已经七旬的他，身体比10多年前退休的时候还好。

　　“父亲算是跳出火坑了。”余进华指着桌上铺满的待审批的文件自嘲，“等有一天这些文件越来越少了，才说明我真正做到成功了。”不像父亲那么潇洒，余进华甚至没有时间锻炼。他的时间分成了三部分，三分之一在温州，三分之一在国内其他地方，三分之一在国外，除了工作，还是工作。

　　承继了富贵的余进华看起来风格并不奢华，偌大的总经理办公室并无任何豪华装备，除了宝贝儿子的照片，最醒目的是堆在办公室里的高高一摞鞋盒。住的当然是别墅，车也有奔驰和宝马，但除此之外，他几乎没有太多奢侈的花费。他的衣服都是自己买，他得意地告诉记者，刚买了一条160元的裤子，别人都看不出价格多少。除了应酬，余进华在吃上并不讲究，他在公司食堂有专门的厨师，与妹妹、妹夫一起，一天伙食费标准是100元。有时突然到公司，厨师没有准备，他就吩咐下碗面条，或者看冰箱里有什么菜，随便做个炒饭。

　　余进华说，命运就是这么走过来的，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也就不再那么重要了。

　　这种金钱观念也适用于他15岁的儿子。余进华的儿子在温州一个重点学校念书，一般早上花10块钱打车到学校，下午则自己走40多分钟的路回家。每天的零用钱控制在5块钱左右，回来还要报账。中午和同学们一道在学校食堂吃饭。一次，儿子因为人太多，不想排队了，到外面花几十块钱吃了一顿麦当劳，结果遭到了父亲的批评。余进华常常教育儿子，在爷爷余阿寿的年代，浪费粮食绝对是要挨耳光的。

　　不过，除了在经济上格外让孩子知道俭省外，余进华并没有对儿子做任何定向的培养，他不确定儿子将来是否会接他的班。余进华说，当年父亲选择自己接班，是因为当时民营企业发展的特殊性所决定的。而民营企业发展得越大，选择接班方式差异性就越大，不一定非要子承父业。

　　此时的余进华已经是出色的富人。当父亲老去，他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