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朱红军

　　农历正月初九，2月17日，巢中立自杀了。

　　此人曾名震湖南常德，却用一根绿色尼龙绳，悄无声息地在自己十几平方米的超市中，悬梁自尽。两床棉被是他最后的财产。

　　他曾号称拥有2000万元资产，死前却穷到买不起一碗米粉；他在常德创下很多个第一：第一个买收音机、买摩托车，第一个坐上小轿车招摇过市，甚至在他去年留下的一份“遗书”中，他透露与两千多个女人上过床，又被常德市民叹为“第一”。

　　但这未尝不是巢中立最后一次引人注意的手段，这个一生想赢得他人钦佩的人，最后用一个无法核实的数字、一个撩人的话题，与世人打了最后一个“机锋”。

　　在现有的媒体报道中，他被描述成一个贪恋女色散尽千金的人，而在本报记者的调查中，他有风流的一面，也有诸多已披露的细节经不起推敲，而让人深思的，反而是他作为常德市第一个个体户的身份，以及他人生际遇中因此折射而出的社会变迁。

　　由仕入商的前富豪时光

　　巢中立被很多媒体说成是贫寒家庭出身，少幼历经坎坷。但据本报记者调查，情况并非如此。

　　巢中立生于1933年，母亲在其幼时病故，父亲在今常德市第三人民医院附近开设一家名为“介记粉馆”的粥面店。

　　1949年7月，巢中立应征入伍，随军南下至桂林。

　　1950年代，因为在部队表现优异，他入桂林步兵学院学习，顺利毕业并获得“准尉”军官证。50年代末，被分配至当时的国务院内务部任美工。

　　原本坦荡的仕途，因为一次与有夫之妇的“生活作风问题”戛然而止，他被劳教遣返回原籍常德。

　　抛却了仕途理想的巢中立，很快以手中的画笔绘出了另外的天地。1961年，他在当时的常德市青年路口，率先挂起了“巢中立美术社”的招牌，成为当时常德市第一批从事个体经营的美术工作者。

　　1963年，“四清”运动开始，个体产业全部转制集体，巢中立的产业并入当时的城南工艺美术厂。两年后，“文革”开始，巢中立被批斗，在街道办的“光辉综合组”里从事美工劳动改造，月薪45元。在他带动下，这个综合组成为当时常德市最火的工艺厂。但命运依然对他苛刻，1969年，他被下放至当时的戴家岗，心灰意冷。

　　1971年回城后，巢中立重新回到了城南工艺美术厂，这期间，他并不安心本职工作，大部分时间用于“走穴”，私下里接活做，为此还落了个“投机倒把”的罪名。改革开放之初，鼓励个体经营的春风还未波及常德这个内陆小城时，又是巢中立第一个吃螃蟹，在今常德市军分区附近开设了巢中立美术社。因为手艺精，价格便宜，十几平方米的小店顾客盈门，这为他的财富生涯顺利地掘了第一桶金。

　　“这第一桶金，其实并不丰厚，最多也就十万元左右。”当年与巢中立交好的一位常德市政协委员这样估计。

　　但这十几万已足够巢中立在常德撑起富豪的面子，而他也似乎热衷于炫耀自己的财富。改革开放前夕，他已经骑着当时常德罕见的永久牌自行车，身背两个红灯牌收音机，在常德招摇过市。为了引起别人注意，他特意在车头装了两个响铃，一路按个不停。

　　1986年，他更是成为常德第一个拥有轿车的商人。一辆红色的菲亚特轿车，被他用自己的画笔装饰一新，车头“巢中立”三字分外醒目。巢中立稍有空闲，就和自己的坐骑一起，在常德街头出没，常引起众人围观。

　　深圳“千万神话”的背后

　　1988年春，在三次考察深圳后，巢中立将常德产业换成十余万现金转赴深圳，图谋更大发展。与他同行的是新婚不久的第二任妻子。他的第一次婚姻于1976年宣告破裂，留下了两个儿子。如今，一个在常德，生活拮据；另一个在云南，打工为生。

　　直到2003年初落魄回常德为止，巢中立在深圳整整呆了14年，其间只是每年一次的政协会议才“衣锦还乡”数日。

　　当时与巢中立有所接触的邻里、朋友，以及政协同事，都能明显感觉到———他阔绰起来了。虽然并没有多少人知道他在深圳的真正情形，但从脖子上粗硕的项链，指间硕大的宝石戒指，以及出入最豪华的宾馆，大家都相信，深圳成了他的发达之地。

　　也是这个时候，常德的老乡们开始知道，巢中立在深圳的家中专门买了29台彩电堆成一道电视墙，巢中立每次看电视会将29台电视机全部打开，每台放一个频道。

　　那段时日，财富是巢中立身上最显赫的标志。据常德市政协一些委员称，巢中立是第一、二、三届政协委员。政协会上，他手里拿着一个砖头一样的大哥大，腰上还别着2个。

　　早在1984年，巢中立就凭借自己的名气顺利当选为常德市政协委员。在深圳的日子里，看似如日中天的事业以及种种头衔，更是令家乡人倍感“骄傲”。

　　本报记者手头就有一份刊于1995年5月13日《深圳特区报》的名为《书径》的报道，在文中，记者罗列了其包括“深圳市罗湖区个协理事、深圳市图书馆读联会理事”等十余个职位。

　　对其生活作风问题，当时政协委员们颇多微词，但他还是顺利地连任两届，直至2002年12月31日，他的大名从第四届常德政协的名单上被划去。

　　据记者调查，巢中立在深圳的第一家美术社开设在今春风路5号，面积约30平方米。他巧妙地将在常德屡试不爽的免费赠报和定制免费的阅报栏等经营手段，在很短时间内积累了声誉，生意也是蒸蒸日上。

　　与此同时，在散见于当时的深圳及全国的诸多报纸中，他被塑造成“自幼坎坷人生，依靠个人奋斗，文化致富，对爱情忠贞”的个体经营者的楷模形象。

　　值得一提的是，1991年，常德某机关官员赴深圳考察，巢中立在高嘉大厦设宴款待，当时亲历者告诉记者巢“举手投足之间，颇有扬眉吐气之感”，席间，他专门播放了某电视台给自己摄制的专题片，此片极尽颂扬之能事。这位亲历者说，“席间的公安同志，当初还在常德因为生活作风问题抓过他，这种情况下，也只能偷笑不止。”

　　彼时，巢中立告诉赴宴者，自己已经在罗湖区购置了一处房产，并且将高嘉大厦一楼的某门面买下。

　　1995年，春风路5号的巢中立美术社迁址高嘉大厦一层，美术社的营业面积外加作坊车间，达到两百多平方米，堪称巢中立事业上的第一个高峰期。“但我估计一年收入也就在几十万元左右，算上7年的积累和两处房产，至多也就300万左右的规模，肯定不会超过千万。”这位知情者估计。

　　1995年之后，因为深圳美术市场日趋成熟，巢中立在深圳的生意大不如前，而此时他却在千里之外的常德老家迎来了事业上的第二春。常德市政协的一位领导告诉记者，因为其在常德的名气和关系，从1995年开始，常德一大型国企将自己名下的品牌推广业务交予他打理。一位知情者透露，从1995年到2002年，巢中立大约与该国企做成了20余单生意，成交额800多万元。

　　“做业务没得说，手工精细，价格便宜，经久耐用。”这位知情者如此评价，更重要的是，此时的巢中立专心于此，多次亲自押货送至常德。

　　至于此前有媒体报道他在股市日进斗金，本报记者调查后并没有得到证实。他的一位徒弟告诉记者，2002年离婚时，他所有的家当也就是60多万的股票和100多万现金，还有两三处房产。“他也许会炒股，但依照我对他的了解，他决不可能从股市上套得上千万的财产，他没有那个商业头脑。”接受记者采访的巢中立许多昔日好友都对此给予了怀疑。

　　而依照美术社的生意，就记者调查而言，显然不足有两千万之巨。巢中立死后，他的亲弟弟曾告诉街坊，“我哥哥这一生，最多也就七八百万的资产。”

　　可是，他却始终生活在这个2000万编织的迷梦里，在自杀前的几日，他还不厌其烦地对人说着2000万的光荣历史，说完后，他总会多说一句，“你不信不要紧。”

　　纷纭复杂的情感纠葛

　　也许可以这么说，如果将巢中立一生所挣之钱做个只存不花的计算，或许会达到千万，但问题是，“千金散尽为红颜”，这是他的徒弟的原话。

　　巢中立2005年的春节在孤苦伶仃中度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个女人在春节前夕离开了他。这位李姓女孩，只在他身边生活了一个多月时间，就被他赶走。

　　附近的邻居们常常提起一位名叫杨丽的女孩。中丽超市正是二人名字组合而成。邻居水果店老板李女士告诉记者，2004年8月左右，该女子怀孕后曾回家休息一段时间，但回来后又被他赶走了，“连送给人家的三星手机都抢了下来”。

　　2004年10月那次吞食安眠药自杀未遂后，老街坊王师傅曾经去常德市第一中医院看望，老泪纵横的巢中立告诉好友，自己晚年寂寞，无人理睬，尤其夜里难以成眠，需要人陪伴。

　　或许这能作为巢中立晚年身边不断出现女人的解释之一。但巢中立身边亦有许多朋友将他的此类举动归咎于本性使然，或者说是财富使他迷失了心性。

　　巢中立婚姻的甜蜜仅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60年代他与结发妻子李霞结合，不久便出现了不和谐，直至1976年离婚。据知情者透露，离婚的原因在于当地一有名的歌舞演员的介入。

　　这段地下情一直延续到巢中立的第二次婚姻。1980年代初，他在一次下乡画画的公交车上与自己的第二任妻子相识，这位谭姓女子时年20岁不到，高中毕业。在随他闯荡深圳的过程中，一心帮助其操持生意，两人育有一子。2002年，婚姻因为一杨姓女大学生的介入而破裂。离婚后不久，谭女士因病去世。

　　生意红火的同时，巢中立的确与多名女子保持着密切联系，这在记者的调查中，几乎无人否认。常德市政协一委员还告诉记者，巢中立每次从深圳回常德开会，总会携带不同的女子亮相。据悉，常德许多老政协同志甚至不愿与他同桌开会或合影。

　　生命的最后时光

　　熟悉巢中立的人几乎没人对其自杀感到吃惊，在他们看来，这更像是巢中立引起世人关注的一种手段，“听的多了，几乎麻木了”，常德市一政协常委这样对记者说。

　　此前的几月内，巢中立无数次地将装有自己遗书的信件寄给他熟悉的朋友、亲人。这位政协常委告诉记者，自己就收到他不下30封信，其中不乏各色遗书。与他有类似遭遇的不下20人。

　　“最后的日子里，他已经完全精神分裂了，扭曲了。”他说。

　　常蒿路上的人相信，这所有变态的举动，缘自今非昔比的财富落差和人情冷暖对他的巨大冲击。

　　2003年初，他在与第二任妻子的婚姻破裂后，落魄还乡。离婚的最直接后果是，他将所有房产和股票现金，悉数留给了妻儿，自己只身携带10万元回到了常德老家，他心里想的是还可以东山再起。

　　记者在常德认识的一位出租车司机就告诉记者，大概一年多前，他还在街头收到过巢中立为宣传自己的生意而免费派送的打火机和钥匙扣，不难想见，虽然已近70高龄，但巢中立依然心有不甘，图谋再起。

　　只可惜，世移时易。常德已非昔日之常德，美术行业也已更新换代，而巢自己更不复当年。几番挣扎后，他不得已在常德市高山街附近开了一家百货超市，唤名为“中丽”，以从桥南批发市场倒卖服装鞋包度日。2004年中，经营不善，交不起房租，又转至更为偏僻的常蒿路，可依然生意萧条。他死后，尚欠房东徐师傅两个月房租计2000元。还有人说，他2004年自杀住院，尚有5000元住院费欠着。

　　在最后的一个月内，他自己制作了数百份红色卡片四处散发。这张名片大小的寸纸上，他甚至为自己写好了墓志铭：“巢中立，生于1933，死于2004”、“纵千古春秋，似一粒朝露”等等。

　　最后的十余天内，他开始变卖超市里所有衣物，凡是入店之人，皆可免费索取，他甚至将自己的衣物、家什悬于墙上，任人摘取。

　　最后的一周内，他常常在黄昏时分到对面的香烛店里成包成包地购买纸钱冥币，私下焚烧，想为自己身后多积点零花钱。

　　正月初八，自杀前一天，他下午5时购买了自己最后一包纸钱，之后在一茶社打牌至夜里9时。然后，他将店里最后的衣物打包，在夜色中出门，意欲送给相熟的一环卫工人，遭拒绝。深夜12时，夜班回家的邻居李师傅看到他步履蹒跚地回到超市，这是巢中立留给世界的最后影像。

　　(潇湘晨报记者欧阳洪亮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