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达

　　2001《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上出现了一个拥有70亿人民币资产的探花秀，他就是华晨集团董事长—仰融，自此有关华晨通过汽车概念海外融资以及在国内A股市场玩转资本的故事愈演愈烈。2002年10月辽宁省公安厅发出通知，对时任申华控股董事长的仰融因涉嫌经济犯罪被辽宁省检察院批准逮捕。虽然此时仰融已经身在美国，但恐怕很难以从容的姿态再度踏上中国的土地了。

　　据仰融对自身的评价，他的一生有三个转折，第一个转折，发生在1992年10月，他操作组建的“华晨中国汽车”(CBA)在美国纽约成功上市。这是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第一例。第二个转折在1995年1月，华晨接管国有的“金杯客车”管理权。 第三个转折是在1999年，在他的操作下，收购了申华实业，更名为上海华晨。

　　眼花缭乱的换股游戏

　　1991年，仰融以许多人根本看不懂的方式开始了在资本市场的翻云弄雨，先是靠借款400万起家，在股票市场上赚足了利润，而此时一个巨大的金矿几乎被推到了他的面前。当时金杯汽车发行内部股票，老总到处推销仍然留下大量货底，仰融以独到的眼光一举收购了4600万股记帐式股票。1992年7月，金杯汽车在上海A股上市，仰融的4600万股得以套现，掘到了第一桶金。

　　也许是第一桶金与汽车有关，从此仰融的产业及资本链条与汽车结下了不解之缘，一个更为大胆的设想在勾画和操作中。

　　1991年7月22日，仰融以在百慕大注册的华晨控股与其参股的沈阳金杯联手创办了一家合资企业，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金杯客车。1992年5月，华晨控股通过与中国人民银行教育司、中国金融学院、华银信托投资集团等的合作，联合发起设立了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借助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这块牌子，以及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换股游戏，仰融将金杯客车的部分资产注入同在百慕大群岛注册的另一家公司———华晨汽车。1992年10月9日，华晨汽车在美国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成为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所谓“中国国有企业概念股”。华晨汽车发行500万股普通股，首发价格为每股16美元，筹集资金8000万美元，用于投入金杯客车。仰融出任华晨汽车的董事长兼总经理。然而由于海外上市政策的制约，在权衡利弊之后华晨汽车上市文件所披露的最终控股股东名单是仰融掌控的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而并非仰融个人。这为今后仰融事件的最终引爆埋下了重大祸根。

　　打造中国的“三汽”

　　由于在1992年，仰融安排了一次关键性的换股，将华晨汽车在金杯客车中的控股比例扩大到51%，成为金杯汽车的绝对控股方。所以从1995年，华晨开始正式接管金杯客车的管理权，仰融出任金杯客车董事长，苏强出任总经理，而仰融也开始正式介入汽车行业。当时，金杯客车的销售不佳，引进了几年的生产线一直发挥不了作用。但从1996年开始，金杯客车步上金光大道，每年的销售以50%的速率增长，从1995年的9150辆到2000年的6万辆，连续4年金杯占据了轻客市场的头把交椅。金客销量的迅猛增长也给华晨带来了丰厚的回报，2000年，金杯客车销售额达到70亿，利润仅次于上海大众和一汽大众，这使得仰融在汽车行业声名鹊起。围绕着汽车这个大的实业产业，仰融寄予了巨大幻想并付诸了实施，这当中包括与宝马合作在华生产宝马汽车；通过沈阳金杯与美国通用所建立的金杯通用项目；持有田野60%的股权，组建了河北中兴汽车制造公司，开始在皮卡行业与同城的长城皮卡相抗衡；华晨花巨资请意大利著名汽车设计师久加诺主持设计了中华轿车，并拥有了整车知识产权，并于2000年12月，在沈阳下线；正式接手三江雷诺，拥有了三江雷诺55%的股权，再次成为控股方；华晨控股了绵阳新华内燃机集团公司51%的股份和沈阳航天三菱发动机31%的股份；与世界第一大汽车零部件生产供应商德尔福公司共同开发491Q—ME汽油发动机，并将之装备在金杯客车和中兴皮卡上；华晨斥资50亿元，先后成立或收购了10多家汽车零部件企业，在全国建立了完善的销售体系和服务体系。仰融的华晨俨然在打造中国的“三汽”。

　　仰融的命脉

　　作为资本大腕，仰融显然是个精力旺盛的人，在汽车领域大举进军的同时，并没有荒废其在资本市场的翻云弄雨，1999年3月19日，通过一系列运作，仰融以珠海华晨控股的名字，成功入主沪市上市公司申华实业。仰融接任申华实业董事长。不久，申华实业更名为上海华晨集团。1999年10月，华晨汽车在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承销商为法国里昂信贷，发行了1958万股股票，募集资金6.5亿港元。2001年3月14日，一汽金杯出资4.1亿元，认购广东发展银行3.43亿股股票，并出资4.4亿元参与设立民生投资信用担保有限公司。2001年3月20日，上海华晨集团受让上市公司中西药业26.41%的国家股，有意成为中西药业第一大股东。

　　当杭州湾跨海大桥这个项目提交到仰融面前时，一下吸引了这位投资大腕的眼球，每天1000万元收入的项目简直就是个高速印炒机，于是华晨的投资战略逐步转向了宁波，并且向董事会提交了移师宁波的方案。虽然仰融掌控着董事会，但作为一级政府的重点龙头企业，作为地域经济的一大支柱，政府怎能轻意放手，于是一场民与官的搏弈随即展开。政府方面很轻易地找到了仰融的脉门，以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的国有资产背景，通过中央财政将资产和权益划拨到辽宁省国资系统，这样华晨的国有性质被确定了，仰融充其量只是个国有资产经营人，随时可以被开除出局。在仰融与辽宁省政府的多次讨价还价之后，双方很难达成分配的共识，终于撕破了脸面。2002年6月，香港上市公司“华晨中国”(CBA)宣布，依照主要股东要求,经董事会通过决议,解除仰融的董事会主席和行政总裁的职务。2002年10月21日，辽宁省公安厅正式通告,仰融因涉嫌经济犯罪被辽宁省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申华控股发布公告，免去仰融申华控股董事长职务。 此时已经身在美国的仰融并不甘心咽下这口恶气，通过其担任董事长的香港华博财务有限公司向内地司法机构起诉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虽然已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济庭立案受理，但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相信最终也不会做出有利于仰融的判决。

　　一代投资大腕仰融暂时也许永久退出了中国资本市场的舞台，他给这个社会留下了传奇般的故事，庞大的资产和中华汽车，还有更多发人深省的思考。

　　仰融靠汽车概念玩转了资本，于是形成了汽车情结，究竟“金融是手段汽车是目的”，还是反其道行之，“汽车是手段金融是目的”，恐怕只有仰融自己心里最清楚，然而当仰融的汽车产业达到相当规模的时候，他忽略了汽车产业的政治背景。记得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究竟是引进美国、德国还是日本的汽车合作伙伴时有过很多次的反复，关键不是技术和效益本身，而是一张政治牌，是一个外交砝码，可以说到今天为止这张牌依然有效。而仰融在没有深刻领会汽车产业政策潜规则的情况下，一意孤行，大肆渲染与包括宝马、路虎等外国的合资，无疑打乱了中国汽车产业的布局，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外交政策，这已经超出了很多方面的容忍范围。仰融出事在很多方面看来是必须的也是应该从重从快的。

　　仰融很好地利用了政府背景和国有的红帽子，但也被这把双刃剑伤得最深。仰融在沈阳打造的政府关系平台维系在“慕马”权利体系上，一旦“慕马”权利体系被连根拔起，仰融需要进行从新打造，这需要时间、金钱、精力甚至尊严，这是仰融不愿从头再来的，他缺乏对政治的耐性。没有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可能就没有今天的华晨，也就没有仰融今天的不堪局面。仰融是股权设计大师，“华晨迷宫”的股权关系图至今也不是每个人都能看懂的，在钦佩仰融大师水准的同时也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事业的壮大导致了仰融的过度膨胀，从1999年开始，仰融变得独断专行,已经听不得不同意见，在企业搞了不少冒进的、缺乏科学性合理性的‘大跃进’动作，一度将公司推到了危险的边缘。一位华晨员工的说法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想法：“我们对仰总的看法很复杂，一方面感谢他对华晨做出的贡献；另一方面又高兴看到他的离开。公司今天做汽车，明天弄生物制药，后天又搞航天技术，让我们根本看不清未来。”这也是许多大企业家成功后的通病。

　　在宣传炒作自己的过程中产生负面效应。应该说从《福布斯》上榜后，仰融才在社会上广为人知，应该说其真正大手笔运作国内国际资本是在低调状态下进行操作的。声名鹊起后，自然得到世人的备加瞩目，有关与中科系有染、宝马合资、国有股权之争这样的不利宣传，很快成为议论焦点，加上许多方面的推波助澜，很快成为出头之鸟。

　　仰融已经成为了中国的通缉犯，尽管他还在大洋彼案奔波喊冤，赢得的恐怕也只有话语权和被同情的哀叹，不会有金杯和宝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