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林毅林最近真是语出惊人。刚刚告诫了人们在个税改革中“不要仇富”引来如潮批评，日前讲到穷人经济学时语言更为出位：“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林毅夫提穷人经济学 称贫富差距关键是穷人太穷》2005年10月14日《北京晨报》）

    贫富差距的关键是穷人太穷！我实在看不出，这与长期流传于江湖“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有什么本质差别，这不是血统论的现代版本又是什么？

    真是赶巧了，由英国人胡润编制的2005年中国“百富榜”于10月12日也正好在华公布，上榜的400位富豪共拥有6000亿元的财富，相当于中国去年GDP的6%。

    前10名的门槛，已由去年的45亿上升至63亿。中国造富场不仅产量大，规模大，富豪身份也飚升很快。在社会面上，目前人们正在苦苦思索，为什么富人那么富，那么快地富，为什么穷人那么穷，那么快地穷，原来根源不是别的，在于穷人太穷。

    出现贫富差距，不从经济社会的机制上挖根源，不从经济关系上找原因，不从劳资分配不公里寻缘由，却煞有介事地说什么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这分明是说，穷人之所以穷，不是因为资本拥有者的富人，而是原起于劳动的拥有者穷人自己。因为穷，所以穷，如此下去岂不是爸爸穷，所以儿子穷。这都是什么逻辑，什么理论？

    林教授进一步解释道：“穷人大多数在农村，于是城乡差距扩大；因为城里也出现了穷人，才有了收入分配不公。”这等于说，城乡差距的扩大，不在于城市富，而在于乡村穷。这个说法与前一个说法如出一辙，前后递进，异曲同工。不仅贫富差距是承继性的，而且城乡差距也是承继性的。城乡差距不在于城市掠夺农村，不在于长期存在的“剪刀差”剪去农村的财富，不在于计划经济时代在资源分配时对城市的倾斜，而在于乡村天生俱来穷。令人震惊的是，他还顺便发现了，因为城市出现了穷人，才有了收入分配不公。就是说，收入分配不公，是因为来了穷人造成的。

    这短短的一席话，让人十分意外。不仅没有辩证逻辑，形式逻辑也讲不通，甚至因果关系都前后颠倒，大有黑说白道之风。

    穷与富，本来就是一对矛盾，穷是相对于富而言的，反之亦然。不要说在经济生活中贫富之间天生不可分离，天生就是一种经济关系，仅仅从语言逻辑上讲，撇开了富，穷这个概念就根本不存在。生产决定分配，分配不公是生产关系造成的，决不是因为城市来了穷人才有了的。

    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贫富差距，为什么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经济学并未哑口无言，也从来没有失语，而是主流经济学的傲慢与偏见视而不见罢了。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来，在资本占统治地位的企业中、资本占统治地位的区域内，价值规律通过剩余价值规律发挥作用，追求剩余价值、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一种必然。马克思揭示了这一规律在资本扩大再生产条件下实现为资本积累规律，资本积累规律包含着二重性后果：一方面是资本财富的积累，一方面是劳动贫困的积累。与此相适应，资本再生产出规模扩大的劳资关系：一极是更大的资本家，另一极是更多的雇佣工人。这种贫困趋势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绝对贫困化，一种是相对贫困化。劳动者的贫困化绝非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地上长出来的，它肇始于资本原始积累。“原始积累是资本生产方式的起点，它的秘密不过是用暴力手段对农业劳动者进行剥夺的历史过程；在这种‘剥夺’与‘分离’中，一无所有的农民被迫转化为雇佣工人”（巫继学、朱玲：《〈资本论〉第一卷纲要》）。不过，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因而农民转化为农民工的过程并没有暴力手段参预而是平和实现的。农民工，现今已经成为中国农村解困自救的最重要的途径。农村剩余劳务力涌向存在市场经济活跃、发达的地区，实现劳动力资源在地区间的重新配置，使输出者获得新的就业机会和创收机会，同时在流动过程中，实现输出者技能和素质的提高，这对于减缓农村贫困、探讨21世纪中国扶贫的出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农民与土地分离相伴生的，还有令人担忧的国有工人与他们工作的企业即生产资料相分离，这一过程最终制造了庞大的“下岗”工人队伍。

    当前，我国经济学界正在讨论资本致富的“原罪”问题。十分令人遗憾的是，倾向性的看法认为资本致富的“第一桶金”或曰原始积累，至多不过是金钱不干不净。其实，资本原始积累的原罪在于，它制造了并继续制造着穷人与贫困。必须认识到，在穷人与贫困的制造过程中，各级经济管理部门负有帮助与支持的责任：优惠的税收及其相关的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以及超越法律法规的种种优惠。认识到这一切，在于提高我们的反贫困化的认识，同时也为机制反腐提供了有效路径。

    资本在制造穷人与贫困的同时，也制造着庞大的产业后备军。后备军与现役军之间的竞争，正是资本低估劳动力价值的必要前提。几乎每一个老板都对丰裕的劳动力市场乐见其成。马克思分析指出，资本积累的必然产物就是劳动人口相对过剩，这种过剩人口反过来又成为资本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生产的一个条件。不仅如此，在资本积累的实际运动中，产业后备军是累进生产的。相对过剩的劳动人口虽然形形色色，但经常有三种形式——流动的、潜在的和停滞的形式。在这部分人口中，相对过剩人口的最低层，经常陷于需要救济的赤贫境地。他们通常沦为乞讨者，滞留于几乎每一个经济发达的都市。他们中另一部分极端者，可能逐步进入抢劫、盗窃、经济犯罪的行列。

    当然，我们今天发生的情况与马克思所分析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经济背景完全不同。但是，马克思的分析具有指导我们认识现实问题的科学方法论意义。中国产业后备军的形成有其独有的两大特点：一是双渠道，二是速度快。加入到产业后备军中来的，一是从源于农村剩余劳动力，二是源于“下岗”工人。这一过程在英国历史上大约持续了300年，而在中国，分离出上亿的农民工不足30年。速度之快，宛如脱兔。据最新资料显示，在农村，现今已经成功地分离出1.5亿农民进入城市成为工人。而在国企，已经有3000万工人完成“下岗”。如果国企改革继续“民进国退”，“下岗”队伍将还有新的扩大。至于农村，究竟还有多少农民分离出来，依我之见，关键在于土地制度的改革方向。如果土地私有化大规模进展，农民与土地将同样大规模分离，由此将出现全世界最为庞大的产业后备军队伍。所以，土地私有化的路断然不可行。

    话说回来，我实在想不出，林教授会持此看法。是不是他游来大陆后，长期观察到现实是穷人代代相传没有大的改善，还是他获得的资料支持他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太穷的观点？(来源：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