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周刊记者 尹东伟

　　民营企业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之后，却在最近一、二年集中出现了一种现象：在大环境、政策越来越宽松、向好的时候，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却不断出现问题，轻则得咎，重则获罪入狱。

　　这究竟是成长的宿命还是发展的代价？如果说一个或者两个富豪出现问题还可能是个人问题、偶然问题，但是，如果大范围的富豪出现问题，那么背后一定有更为深刻的制度原因。

　　叩问这一现象背后的社会心理基础、体制变迁因素，中国民营企业方能跨越财富“罪与罚”的陷阱。

　　中国“江湖” 转轨期

　　过去的20余年，中国进入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开始面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旧的规则已然失范，新的规则尚待创建，着实有几分江湖的“意味”。

　　“江湖”，这是一个为中国人心领神会却几乎无法让外国人明白的最具中国特色的词汇之一，大意是指那种“正式规则”装饰于表面，“潜规则”却在暗里引领潮流的“非典型”时世、社会或活动场所。“江湖”也可能是一种心情，即以一种非正规的心态来看待一切正规规则，并且总是蔑视并试图打破既定正规规则。

　　转轨中国，大好“江湖”，造就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繁荣，造就出一批兢兢业业、为改革开放作出重大贡献的弄潮儿、企业家，一大批优秀的民营企业乘运而起，同时也像泥沙般挟带出一批毁誉参半的“英雄好汉”们甚至专门损人利已的人渣来。

　　在转轨过程中，中国上演的好比是一场“囚徒困境”式博弈的大戏。你使坏只是因为别人在使坏，别人先坏是因为怕你会使坏。好比你的竞争对手都在逃税漏税行贿受贿，而你不偷不漏不贿，你怎么活？你的高尚可能成为你的墓志铭，你的超前反使你成为“革命先烈”。你又如何能有机会笑到最后笑得最好？就是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江湖豪客们借助不可复制的历史机遇，完成了其财富的积累，由此也带来“原罪”和“问题富豪”的大讨论。

　　“问题富豪”的说法，最先由学者赵晓提出。他认为富豪们变坏，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自身就有不良心态，以为转轨中国是可以大捞一把的“江湖”，压根就没有想到要通过正常创造去获得财富，而是一心想通过“分配财富”、“转移财富”去一夜暴富。二是虽然自身心态平和，但市场规则不完善，没有办法、只好通过犯规的办法生存和发展，就像联想的柳传志承认曾经卖过走私品，刘永好承认也卖过不良饲料。只不过，他们是初期偶尔为之。

　　不过，富豪们的频频出事也进一步证明社会现行的“潜规则”给每个社会成员带来风险：当规则太含糊、太不明朗时，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每人每天的生活就像一场赌博。当处处是“潜规则”、是“灰色地带”时，每人的命运掌握在他人手中，商场上如此，官场上也如此。

　　在一个充满“潜规则”的江湖社会里，主要资源(包括众多行业准入审批)都受行政权利控制，即使有的财富真的是“健康”的，你可能也难以一身清白。而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里，一切却以“显规则”为特色，以法治为准绳，你若想发“健康”财，你还真能做到。

　　但是，一些脱不了暴发户习气的富豪，在掘第二桶金、第三桶金的时候，仍惯性沿用着他们的投机手段，比如向有权部门行贿，骗取贷款，玩空手道资本游戏。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过去那种暴富机会将越来越少，游戏规则将变得越来越严，在早些年掘得了第一桶金的富豪们，如果依然故我，则难免会落马。

　　合谋与违约

　　考察中国富豪形成的行业特征，往往是政府管制色彩浓厚的行业，行政权力寻租的空间越大，富豪积累财富的速度越快，但是出现问题的概率也越高。考察富豪落马，不能不考虑政府的管制和行政权力对于市场的介入。

　　从诸多翻船的民营企业家事件背后，人们一再地看到个别腐败官员与金融犯罪和国有资产流失的经典组合。因此，是土地供应、权利、金融、股市等多方面的制度存在的问题，造就了如此一批“江湖大鳄”。国营资产与资源(尤其是金融资源)又全部掌握在行政官员手中，因此在利益诱惑下，民营企业家难以不冒险行贿，而行政官员又难以不受贿。

　　因此在某些地方，少数地方政府官员与民营企业家们在“你发财、我发展”的共同利益诱惑下，通过上市、融资等渠道，公开吞并国家及公众资产的合谋行为已发展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江湖豪客”们精心导演的一幕幕国家金融和公众资产流失事件与国有企业所造成的资产流失相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企业的行业分布来看，有近一半的企业涉足房地产。明眼人谁都知道，土地市场多年来都是最不规范、最乱、最黑、最腐败的一块。

　　富豪出事之后，往往直接受到牵连的还有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而金融业一直是中国管制相当严格的行业。许多富豪在引人注目的财富积累过程中，往往与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形成了十分密切的关系。金融机构的外部性，特别是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所支配的大量金融资源，往往成为这些富豪拓展财富过程中所必须借助的。在这个过程中，严格管制的、缺乏严格内部制约的银行业，往往成为腐败的温床，成为金融风险积累的温床。

　　不过，行政权利和民营资本的“合谋”并非均势。许多民营企业家往往不是倾向于积极争取整个游戏规则的公开、公平、公正，不是争取建立一般性的公平规则，常常是相信个别建立的特殊规则、特殊关系，相信所谓“潜规则”。但是，一旦风向有变，最先违约的也是行政权利一方，因为他们掌握着支配资源的生杀予夺的权利。

　　拿万盟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王巍的话说，德隆的兴起在于与金融机构的合谋，其崩溃也在于金融机构的违约。这些带有行政权利色彩的金融机构与公检法部门“合谋”，试图将自身的金融危机转嫁于德隆。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主任仲大军对“铁本事件”的看法如出一辙：铁本野心太大，但他的野心是当地政府给鼓吹、扶持、支撑起来的，不全是民营企业自身的行为。铁本放言要超过宝钢，宝钢这样的大国有企业就坐不住了，就要来告状。铁本的调查事件就是宝钢人搞的嘛，是宝钢的人给出的意见。”

　　看来，只要行政权力还在不透明地参与市场运作，只要行政权力还可以在缺乏监督的条件下寻租，那么民营企业为了生存就可能需要被动地支付这些租金，承担违约的损失，问题富豪就难以避免。

　　剿杀与独立

　　中国民营企业是草根经济，长期以来处于社会的边缘，与中国的民营企业与生俱来的，一直就是争议多、批评多、扶持少，要政策几乎没有，要贷款没人理睬的弱势状况。

　　对于这一点，仲大军认为民营企业的外在生存环境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民营企业在与权利合谋失败后，违约成本往往由民营企业自身承担，甚至落得个被剿灭的命运。

　　“在转轨过程中，很多民营企业是很容易被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扫倒的。 比如九七、九八年宏观调控的时候，政府先是放手让小煤窑企业发展，这些小企业有的就很优秀，好多就可能发展起来了。但就是在这么一种政策扫荡的形势下，毫不客气地，一关就是几万家，这怎么能发展。国产大煤矿拼命地压制小煤矿，不管你怎么样，都有理由砍你。在这样的环境下，民营企业无法上档次。”

　　“在这种垄断、封锁、歧视的外部环境下，民营企业在小的时候就很脆弱，不等你发展起来，有个什么事就被砍掉了。再说现在全国各地的中小炼钢企业，像电视上报道的山东临沂，刚刚筹起200万建起来一个小钢铁厂，一砍，几个股东损失惨重。这类行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很难去估测的。所以现在国内民营经济发展的阻力主要来自于这种剿灭性的官本主义。”仲大军这样说道。

　　对于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民营企业来讲，仲大军则认为还需要稳定稳扎稳打，不能一口吃成个胖子，同时对政府要警惕，对权利意志要警惕。“既然干了民营企业了，还和政府关系太紧密是不好的。民营企业要有一定的独立性，判断问题、分析问题要有一定的独立性，不能和地方长官粘到一起去办事，因为官本位的价值和你民营企业的价值观不一样。”

　　对于这一点，王巍也有异曲同工的表述：民营企业家不要太有使命感，做好自己的企业就是了。

　　下一个出事的问题富豪是谁？

　　这不是一种悬念。就像事发以偶然性呈现出必然性一样，这是经济社会发展逻辑中的一环。

　　越来越多的迹象说明，中国民营企业正面临历史性变迁，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正经历一场历史性的筛选和分化。

　　超越“罪与罚”陷阱的最好办法是加快制度转轨。

　　对于民营企业及民营企业家来说，也可以说是到了一个弃恶扬善、去伪存真、大浪淘沙的转轨时代了，民营企业家们必然要在变化了的制度约束条件下作出新的选择。能够存留于市场、笑到最后的必然是奉公守法，为社会创造了财富而致富的新一代富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