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许多人来到上海“掘金”，上海为此被誉为冒险家的乐园。他们从各个地方来到上海，白手起家，一些人很快成为知名富商，至今说起上海的商界故事，他们都是不可忽略的主角。如今细数他们的发家史，无非是让那些可圈可点的经商理念呈现出来，对大家的投资理财有所启迪。 
 
　　周祥生 从一辆旧车做到出租汽车大王

　　周祥生，乳名阿祥，浙江定海人。13岁那年，他随父辈来上海谋生，在饭店门口代客叫车。

　　有了启动资金，周祥生自己开始经营出租车业务。他先贷款买了一辆旧车，做抛岗生意(所谓抛岗生意，就是违规地在马路边停车揽客)。不久，他的一个堂弟也加入进来，购了一辆旧车与他一起经营"祥生车行"。用车的人渐渐多了起来，他们的生意兴旺，贷款很快还清了。

　　初战告捷，进一步激发了周祥生的创业雄心。他不断以滚雪球的方式，分期贷款购进汽车，不断扩大车行的规模。到1929年，祥生车行已经拥有20辆车，两处分行，在华商汽车出租行业中脱颍而出，1930年5月，上海华商出租汽车同业公会成立，35岁的周祥生当选为会长。

　　祥生公司声誉鹊起，周祥生也成为华商出租汽车行业中的头面人物，但是，周祥生并不满足。正在这时，他根据一个朋友的指点，看准美汇将上扬，于是筹集资金，先付定金二成，向正在上海推销汽车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定购雪佛兰汽车400辆。果然，等这批崭新的雪佛兰车到达上海，车价已经上升一倍，获利丰厚。周祥生除自留200多辆外，将其余车辆全部脱手，就此一笔生意，祥生汽车公司的全部车辆，几乎等于白赚。1932年元旦，在辟哩啪拉的鞭炮声中，周祥生正式组建了祥生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一夜间，清一色的墨绿的雪佛兰新车，如一股清风吹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

　　周祥生不仅有敏锐的眼光，精明能干，始终能把握先机，而且十分强调服务至上，视乘客为衣食父母，得到广大乘客的信任，这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冼冠生与冠生园

　　冼冠生到上海来的时候，十六铺那里碰巧有家戏馆新舞台，他就在在舞台门口摆摊头，卖陈皮梅和香港牛肉。

　　这两样东西上海那时还没有呢。起先在戏院外头叫卖的冼冠生手挎竹篮，加入此起彼伏的叫卖声中，后来索性在戏院的门口撑起一把大阳伞，因为对人始终是一副胖乎乎的笑脸，生意自然也越来越好。

　　后来，冼冠生问朋友借钱，与人合开了冠生园，并被选为董事长，在冼冠生内心酝酿良久的老板梦终于得以实现。

　　三年间，冠生园业务迅速壮大。牛肉干和蜜饯已经不再是冠生园的主打产品，取而代之的果子露和果酱等罐头产品，因为不掺加糖精而销路颇佳。此时的冠生园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组建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募集股份。因为原先除了冼冠生以外的5位股东都来自演艺界，这次的招股后，为数众多的社会名流都成了冠生园的新股东，资产达到10万元。而同时冠生园还第一次注册了生字牌的商标。

　　其后的几年里，冠生园不断开出分店，并最后将总店开在了南京路山西路口。冼冠生在店面选址上异常讲究，早年门市部大凡开在老城厢居民聚集地，进入租界后，也专挑市口上佳处，开门立店。

　　冼冠生意识到，他的公司发展越快，越需要兢兢业业。在公司里经常叨念的是“本心、本领、本钱”的三本经，其中本心也就是一颗对顾客的良心。冼冠生对于生产质量的要求一贯严格，常说“做生意的人如果没有良心，这店早晚关门！”

　　正是冼冠生这样对企业的严格管理，使得冠生园执行业之牛耳，在很短的时间里在综合实力上超过了梅林、泰康两家当时上海知名的食品公司，而它们的成立时间都远远早于冠生园。

　　项氏父子卖药卖出名

　　1900年，20岁的项松茂到上海中央药房做司账，他办事有责任心，经手业务一丝不苟，为此受到老板器重。

　　1904年，他被派往汉口分店任经理，有了独挡一面、施展才华的机会。不过心中仍感抱憾，因药房里卖的毕竟是欧美或日本的新药，他盼望有一天能卖中国人制造的新药。说来也巧，以成药“艾罗补脑汁”打响的黄楚九这时也到汉口，他和项松茂一交谈，连翘大姆指问他：“能不能到他的上海五洲大药房去管事？”项松茂慎重考虑许久后反问他：“你能不能把经营权全委托我？”黄楚九一口答应。

　　这样，项松茂来到上海进了五洲，他立下“勤俭”二字为店训，先从资金安排上下手，把占用的无效益资金转充营业资金，出尽一些长期滞销的存货，流动资金不再借贷便增加到15000两规银。再把上海当年四马路即福州路靠广西路口的老店址盘掉，搬到同一条路上南北通衢的河南路口新店址。1912年，满清皇帝下台的这年6月，上海等大都市一派振兴实业的呼声，五洲新店开张了。

　　店里原有一合药间，仅能配置一些中成药。他补充资金、增聘留学归来的技术人员，新添生产设备，推出了“人造自来血”这一新药作为品牌产品。“人造自来血”色质鲜红，含有治疗贫血的配方，出品后得到中国政府和租界当局药品批文，一时大受欢迎。当年中国人被人讥为“东亚病夫”实际大量是贫血病人，这个药对它有特效，正可称“对症卖药”。

　　随后，他又在广告宣传、产品质量、包装装潢上不断下功夫，两三年中，该产品竟飘洋过海，名声大噪。滚滚财源是不言而喻的了。

　　陈光甫 小小银行培养出的银行家

　　1915年,人称"小小银行"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在上海成立，由陈光甫任总经理。初期，银行额定资本仅10万元，人员仅7人，规模极小。

　　到了1935年，这家发展速度惊人的银行，已经成为旧中国最大最著名的民营银行。如今，这家外观朴素而壮观的银行大楼，还被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使用着，继续发挥着银行的功能。

　　陈光甫懂政治，更善于管理，经营理念高人一筹，是当时最成功的银行家。他最早提出"顾客至上，服务社会"的理念，强调"人争近利，我嘱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冗"的经营方针，不仅有思路，更有具体的做法。当时银行、钱庄争相拉拢军阀、官僚和大班，但不屑于普通市民的小额存款。针对这种情况，在上海银行开张不久，陈光甫即推出"一元起存"的业务，而且不收分文服务费，有人恶作剧拿来100元，要求开100个账户，职员仍旧一丝不苟予以办理，被同业引为笑谈。但消息传出后，上海市民却好评如潮。

　　上海的新式银行，遵从的是外国银行的制度和做法，当然也学外国银行的排场。但陈光甫却有自己的做法。为了让普通上海市民走进银行，陈光甫特地要求上海银行各分支机构的建筑尽量朴素，门面做得小一些，无须张扬，但要亲切实用，这与当时中国、交通、金城等银行的豪华风格，相去甚远。但朴素不等于简陋，在为顾客提供周到的服务方面，陈光甫舍得化大钱，他专门请来美国银行建筑设计师，对营业厅内部进行布置，小到一桌一椅之摆放，毫不马虎，目的在于方便客户，提高服务效率。银行内，存款柜实行柜员制，即行员一人负责从验票到付款的全过程，由此联络顾客的感情，节省顾客的时间。

　　与陈光甫的个性相仿，上海银行的经营作风也是稳健的，对许多银行争相投资房地产、股票的行为，陈光甫并不赞成。在整个20年代，上海银行投入到房地产和有价证券的资金比例，在银行业里始终是最低的，而是大量放款于工商企业和购买公债，不急进，不赚没有把握的热钱，但赚了应该赚的钱。

　　稳健，再稳健；创新，再创新；是陈光甫和上海银行成功的最大秘诀。

　　吴蕴初 滚雪球滚出味精大王

　　旧上海，日本“味之素”广告触目皆是。有一个人花4角钱买了1瓶，经过分析知道它仅是化学物质谷氨酸纳。随后，这个人在家中亭子间也用简陋的烧杯、酒精灯试验起来，经过数十次失败、摸索，终于获得了几十克心血结晶———国产味精。这个人就是吴蕴初！

　　接着吴蕴初结识了张逸云，张逸云也是读书人出身，和吴蕴初一见如故。他愿意出5000元资本，与吴蕴初合开一家小厂。”吴蕴初求之不得。两人商定厂名为天厨，品名叫味精，商标为佛手。1921年冬天，一家小小的味精厂在上海唐家湾草草上马。

　　第三年五月，吴蕴初的味精发明权得到了北京农商部的褒状。张逸云就增加资本到5万元，正式创办了天厨味精股份无限公司。公司租台州公所房屋做粗制工场，借菜市路弄堂房屋做精制工场。吴蕴初任厂务经理和技师，与总经理张逸云享受同等待遇。另外，每出一磅味精，他可提发明费一角。天厨当年产量仅3000公斤。

　　味精还获得江苏及各地优秀工业品奖。同时，他在国内首开轻化产品向美、英、法等国注册专利权。1926年，美国费城发起纪念美国独立150周年国际博览会，吴蕴初精心构思，从产品质量到外型包装都力求纯净新颖，味精一举获得国际大奖。喜讯传来，上海商界纷纷致贺，天厨顿时身价百倍。

　　吴蕴初不久后又租地20余亩，建立味精原料和副产品淀粉、糊精、葡萄糖分厂。他开办这些工厂，既比外进原料降低了成本；又变废为宝开发副产品，增进了效益。这一手，后来成为他的开厂秘诀，称做“滚雪球”。吴蕴初的厂，也就越滚越多。短短十几年，他就跃入上海最有实力的大亨之一。

　　1928年，天厨增资到10万元，吴蕴初所占股本也增加到1万元。菜市路弄堂房屋翻建为三层钢筋水泥大楼，他在上海实业界成为一颗“新星”。

　　朱葆三 小学徒出生的上海总商会巨头

　　1848年朱葆三出生于浙江黄岩乍浦一个小军官人家。14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家道中落，他只好到上海一家卖罐头食品兼小五金的协记商号当学徒。

　　因为勤快精明好学，老板很赏识他，17岁就提拔他当了账房兼营业主任。21岁时，店里经理去世，他可靠，为店里做成了几笔洋商生意，老板就又破例提拔他继任。

　　1878年，协记老板病死了，家中子女年幼，无人继承只得把店关掉歇业，朱葆三萌发了自己开店的念头。他用历年积蓄，再拉一点股子凑成5000两规银资本，在上海外滩新开河开了一个单开间门面的慎裕五金号。

　　慎裕不同于协记，专营建筑所用的大五金。十里洋行，当时正起步兴建。朱葆三又是行家里手，店伙又全是精心挑选的有用之才，请来富有经验的顾晴川当总账房。顾晴川为人精明，民国外交名流顾维钧就是他的儿子。朱、顾联手，一变以往“守株待兔”式的专靠门售办法，主动承接大建筑包工头批销。“店小生意大”，不二三年，搞得红红火火，几千两银子的股本，一年中做出了几十万两的买卖，这在上海滩成了新闻。朱葆三由此掘得了“第一桶金”，引起了上海中外客商的注目。

　　1897年，清政府以官商合股方式开办中国第一家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朱葆三以商股大股东身份出任总董。银行设在上海外滩7号，在摩肩接踵的洋行丛中，居然有了一家中国人开的银行，朱葆三的名字真是震动了上海。

　　朱葆三前后投资的新企业，遍布国内几大商埠。比如上海大有榨油厂、同利机器纺织麻袋公司、大达轮船公司、华兴水火保险公司、江苏赣丰饼油厂、上海中兴面粉厂、宁波和丰纱厂、广州自来水厂、汉口既济电厂、浙江兴业银行、四明商业银行、宁绍轮船公司和华安合群保寿公司等等。他在这些企业的总投资额达到规银二三百万两左右。成为当时国内金融实业界众所瞩目的巨头之一。

　　随着朱葆三在商界地位越来越高，他开始在政界崭露头角。当然，他参政还是以商界人士面目出现。清末，清政府允许成立商会，上海首先出现了商业会议公所和商务总会。第一届总理是严信厚、徐润为协理。第二届协理就是朱葆三。这是他跻身商会头面人物活动之始。

　　柳氏兄弟 抢占影坛高地

　　柳中浩、柳中亮兄弟从小在上海长大。上个世纪20年代电影业在上海正红红火火地全面开花，柳氏兄弟正逢其时。当他们继承了父亲的遗产，面临自主地选择投资方向时，受时代潮流的驱动，他们不失时机的在电影界，抢占了一块高地。

　　创业之初的1930年，他们首先在南京最繁华的地段新街口，兴建了自己的第一家戏院：世界大戏院。当时国民党定都南京不久，电影院还不多，世界大戏院的开张正适应了市民娱乐的新时尚，所以一经开张，生意十分红火。那时的电影院多数以放映好莱坞电影为主，而柳氏兄弟决心支持民族电影业，打出弘扬民族文化和民族工业的旗帜，宁可多放国产片，这就很受华资电影制片公司的欢迎，在当时的电影界独树一帜。

　　两年后的1932年，“一·二八”战事爆发，这时，上海有16家影剧院，在“一·二八”战火中遭到焚毁，有30家中小型电影公司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无法正常营业，电影院出现一个青黄不接的断档。这个时候，柳氏兄弟意识到开拓新局面的时机到了，于是猛杀回马枪，接连在上海兴建了两个电影院：金城大戏院和金都大戏院。这些戏院都处在热闹地段的十字路口，为柳家的电影事业奠定了很好的物质基础。

　　又过了几年，柳氏兄弟的实力已大大增强，觉得仅仅放映电影已不够“过瘾”了，于是想建立自己的影片公司。1938年8月，柳氏兄弟创办的第一个制片公司宣告成立了，取名为国华影片公司。其拍片速度之快，影响之大，常令同行们刮目。为了抢时间，与其他电影公司竞争，他们可以同时拍摄几部影片，一个演员也可以同时搬演好几个角色，布景也能够一景多用，还创造出7天完成一部《三笑》电影拍摄的影坛奇迹。国华影业公司遂成为电影界异军突起的一支劲旅。

　　小人丹 大世界黄楚九

　　黄楚九是浙江余姚人，祖辈行医，16岁那年来上海的时候，包里就揣着祖上传下来的一本药书。

　　当年，在城隍庙的春风得意楼前，黄楚九摆起了药摊，按着书里药谱，卖起了药丸。城隍庙是老上海最热闹的地方，商贩云集。在这里黄楚九的药摊生意越来越好。他爱动脑筋，渐渐就悟出了出奇制胜的经营之道。

　　随后，黄楚九向人借钱开了第一家中法大药房，兼卖中西药品。32岁那年，他终于推出了第一个本牌药———艾罗补脑汁。黄楚九的高明就在于他看透病家心理，他强调艾罗补脑汁可以长智慧、祛百病，这让很多人怦然心动。黄楚九成功的地方在于把中药西式包装。过去从中药铺买了药自己煎或者药房代煎，而艾罗补脑汁替你煎好了，用瓶子装好，用不着自己拿回来再烧了，这对于推广销路方面是很方便的。艾罗补脑汁卖得出奇的好，黄楚九的中法大药房门庭若市，销售额不断攀升，真的是日进斗金。

　　1923年，黄楚九又推出了一款新药：百龄机。对于百龄机，他没有遵循常规的“薄利多销”原则，而利用了顾客的“便宜无好货”的购物心理，把价格定得偏高。凶猛的广告宣传更是令人咋舌。

　　仿佛一切都在黄楚九的预料之中，广告宣传给他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特制的百龄机广告赠品走进了千家万户；巨幅的广告灯在上海彻夜闪烁。在当年的工商界，黄楚九可谓是广告宣传的大玩家和大赢家。他做广告无孔不入、一掷千金，中法大药房每年的广告费用高达总成本的28%。很快，黄楚九便拥有了本牌药100多个，成为上海民族药业的翘楚，也成为上海滩鼎鼎有名的大“滑头”。

　　在这个时期，黄楚九的药业成了托拉斯，旗下有21个医药企业，凭借这个庞大的药业集团，黄楚九稳稳地坐住了上海新药业大王的位置，1927年，上海新药业工会成立，黄楚九当选首任主席。

　　但他不满足于在新药业的成功，他要不断涉足新的领域。1917年7月14日，上海大世界游乐场开幕，这是黄楚九亲自挑选的日子，这一天是他跟随母亲来到上海整整30周年的纪念日。30年前的今天，他是一个穷小子，30年后他是一代巨富。那时候“大世界”门前鼓乐喧天，霓虹闪耀，鞭炮齐鸣，游客和财富如潮水般向他涌来。

　　孙氏家族 率先开创面粉业

　　孙多鑫、孙多森兄弟早年在扬州已经赚到了第一桶金，他们依靠官僚家庭的背景，运输官盐，发了一笔财。然而，风险太大，他们决定另谋他业。

　　孙氏兄弟首先调查了当时海关进出口货物的情况，发现外国机制面粉的进口数量日见增多，每年要赚去国人70到150万两的关银。虽然洋面粉的售价是土面粉的4倍，但因其色泽洁白、粉质细腻，仍然很受国人的欢迎。而当时，在中国的机器面粉厂仅有3家，且规模都不大。当时国家为了鼓励工商，还对面粉业给予免税的优惠。孙氏兄弟一眼就看准了机制面粉市场的利润空间和广阔前景。

　　虽然人生地不熟，但两兄弟还是毅然决定挥师东进、抢滩上海。他们把厂址定在苏州河边，这里水陆交通便利，且地价便宜。同时，他还考察了英国人的增裕面粉厂。这家外资厂1897年刚刚落成，现在正在试机出粉。孙家竟然有本事说动英国人，答应他们拿300担国产小麦试验。孙多森派人在该厂呆了两天一夜，详细掌握了制粉的全过程，计算了成本和赢利，为孙家的面粉厂刺探了军情。

　　1900年，经过了两年的筹办，阜丰面粉厂正式开张了。孙多鑫花5万两银子从美国买回机器，有钢磨16部，每天可出粉2500包，是英商增裕面粉厂的3倍。

　　除了外国设备和技术，精明的孙氏兄弟还敢于大胆吸纳国外人才参与管理，使阜丰厂的管理水平迅速提升。

　　面粉上市需要一个商标，孙氏兄弟想来想去，竟然叫做“自行车牌”，因为在当时的上海，自行车是个时髦的玩意，代表着速度。把自己的面粉事业比作自行车是个勃勃向上的好兆头。

　　为了让自己的面粉迅速占领市场，孙家兄弟一上来就打了个价格战。面对当时外国人的面粉厂用的全是进口的洋麦，阜丰厂洋麦和国麦混合，更适合中国人的口味，而且价格便宜很多，他们把面粉拆成几斤装的小包，一家家饮食店、点心店去推销，很快就成功地打开了局面。(申江服务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