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父”的圈子越来越小，哈药集团的刘存周一走，留在这个阵营中的人就越发屈指可数了。

    国资委元年最大的焦点，就是从中央到地方的重量级企业家一茬一茬地换人。除了年初引咎辞职的中石油的马富才，后来“跟上来”的长城集团的王之，三九集团的赵新先，以及被市场戏称为“一锅端”的三大航空的当家人王开元、叶毅干和颜志卿，乃至刚刚离职的刘存周，从程序上看，都无一例外是“年龄偏大”、“正常退休”。     但是谁都知道，六十岁，对于一个企业管理者来说，正是黄金时期。对缺乏优秀企业管理人才的中国，这个年龄就更不是核心问题。

    所以这些人当中的每一个离开，都少了些“我自渔歌放晚去”的洒脱，却多了些“杯酒释兵权”的复杂味道。对比起前几位，刘存周的去职和同是医药界风云人物的赵新先有些相像，似乎是身心俱疲，“出师未捷身先死”。不同的是，赵是因为三九的债务，而刘则是受阻于哈药的产权重组。

    在哈药集团工作近三十年，当了七年“一把手”的刘存周，有两件事可以把他推到“教父”级人物的位置上，一个是他把曾经是一盘散沙的哈药集团数家企业整合为一体，另一个则是著名的“哈药模式”——以巨额的广告“打造品牌”。到现在，“哈药N厂”的很多广告在电视里还是每晚都可以看见。

    除了上述两件“历史功绩”，在成为哈药集团“一把手”之后的这几年，刘存周提的最响亮的口号是“产权革命”，其目标是实现“产权多元化”，并同时实现“经理层人力资本的货币化”。后面的这个提法实际上就是管理层持股，即MBO。

    也许正是这个“产权革命”最后革了刘自己的“命”，“产权多元化”隐含的实质是引进外来股东，摆脱地方政府控制；而“MBO”，则更是市场褒贬不一，上方态度暧昧的一个话题。

    别忘了当初成立国资委的初衷，也不妨为后来者提个醒：组建这个新机构最根本的原因，是要改变过去“多龙治水”的局面，实现政府对国有企业“管人、管事、管资产”的“三管统一”。刘存周们都不过是其中的一“管”（人），却要在同一个层面上去管“产权革命”（资产），那显然是越权了，是出位了嘛!过去管理混乱的格局下的企业经营者无异于“封疆大吏”，有些“山高皇帝远”、“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意思，现在“钦差大臣”来了，赶紧归位，不要管自己管不了的事情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