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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称乞丐为叫花子,这种人物一无所有,靠施舍为生,是全世界都能见到的人见人厌、人见人烦的人的同类。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剥削者形容定格为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的资产阶级。 华盛顿邮报把一切能捐献自己金钱的老板,都称之为慈善家,前个世纪的洛克菲勒成为石油大王以后,就拿出一点钱来做好事,被誉为慈善家,如今,连金融投机家索罗斯都有过这样的桂冠。
其实,人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都是一无所有的,由父母给予,靠社会培养。成长起来后,逐渐从无产者变为有产者,而有产者的资产,大多是要通过交换和对剩余价值的攫取才能增殖的,这就难免受到剥削、无耻之类的责备。为了挽回不良的声誉,也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做点善事吧,赢得一个慈善家的赞誉,来作为弥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叫花子、剥削者和慈善家,实际上是三位一体的演变过程而已。
1949年以前,《上海夜报》曾经介绍过,上海复兴公园门口有个叫花子,每天的收入是四担米。此人从苏北到上海,开始是个小乞丐,在地皮上玩转了,就变成丐帮的头子,由大批的丐帮兄弟向他进贡,收入大增,有了洋房、汽车和企业。要过年了,他在南京路上摆开了“施粥”的摊子,被誉为大大的有良心的慈善家。
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科技进步了,社会发展了,冒出个Windows的大老板比尔·盖次。这个大老板,本来也是一无所有的,但他大学没有读完,就从“无”中参悟到了“有”的可能,用科技作为手段,既掩盖了可能被谴责的“无耻”,也创造了可以增殖千万倍的价值,不但成为世界排行榜上独一无二的首富,而且捐款256亿美元,在生物医学、免疫学等许多领域作贡献,取得了绝无仅有的大慈善家的称号。
对于个人来说,叫花子、剥削者和慈善家是三位一体的。推而广之,作为一个国家,又未尝不是如此。如今世界上巨无霸的国家——美国,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也不过是近一、二百年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
国家发达以后,是继续霸占、侵略、扩张好呢,还是为第三世界的穷国做一点善事好,这需要当权者摸着自己的良心来度量。
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曾哀叹说:“有的国家十分之九以上的国民,一生都不曾具备良心。”如果说,芥川龙之介这句话是针对旧的时代,那么,今天美国和日本的国民,不曾具备良心的人是否应该减少了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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