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称乞丐为叫花子，这种人物一无所有，靠施舍为生，是全世界都能见到的人见人厌、人见人烦的人的同类。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剥削者形容定格为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的资产阶级。    　　华盛顿邮报把一切能捐献自己金钱的老板，都称之为慈善家，前个世纪的洛克菲勒成为石油大王以后，就拿出一点钱来做好事，被誉为慈善家，如今，连金融投机家索罗斯都有过这样的桂冠。

　　其实，人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都是一无所有的，由父母给予，靠社会培养。成长起来后，逐渐从无产者变为有产者，而有产者的资产，大多是要通过交换和对剩余价值的攫取才能增殖的，这就难免受到剥削、无耻之类的责备。为了挽回不良的声誉，也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做点善事吧，赢得一个慈善家的赞誉，来作为弥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叫花子、剥削者和慈善家，实际上是三位一体的演变过程而已。

　　1949年以前，《上海夜报》曾经介绍过，上海复兴公园门口有个叫花子，每天的收入是四担米。此人从苏北到上海，开始是个小乞丐，在地皮上玩转了，就变成丐帮的头子，由大批的丐帮兄弟向他进贡，收入大增，有了洋房、汽车和企业。要过年了，他在南京路上摆开了“施粥”的摊子，被誉为大大的有良心的慈善家。

　　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科技进步了，社会发展了，冒出个Windows的大老板比尔·盖次。这个大老板，本来也是一无所有的，但他大学没有读完，就从“无”中参悟到了“有”的可能，用科技作为手段，既掩盖了可能被谴责的“无耻”，也创造了可以增殖千万倍的价值，不但成为世界排行榜上独一无二的首富，而且捐款256亿美元，在生物医学、免疫学等许多领域作贡献，取得了绝无仅有的大慈善家的称号。

　　对于个人来说，叫花子、剥削者和慈善家是三位一体的。推而广之，作为一个国家，又未尝不是如此。如今世界上巨无霸的国家——美国，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也不过是近一、二百年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

　　国家发达以后，是继续霸占、侵略、扩张好呢，还是为第三世界的穷国做一点善事好，这需要当权者摸着自己的良心来度量。

　　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曾哀叹说：“有的国家十分之九以上的国民，一生都不曾具备良心。”如果说，芥川龙之介这句话是针对旧的时代，那么，今天美国和日本的国民，不曾具备良心的人是否应该减少了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