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和琅威理帮助清朝的洋务派做了很多事情，但在不同文化的冲突中，两人的命运却大相径庭。

读史时我印象深刻的是外国人在中国近代史中参与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最出名的可能是1863～1911年担 任了将近50年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相当于现在的海关总署署长）的英国人罗伯特·赫德(Sir Robert Hart)。在标准教科书的脸谱化处理中，赫德一般都被当作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代理人，是中国丧失主权、沦落为半殖民地的一个重要证据。可历史往往比这要复杂得多。实际上， 赫德创立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海关，同时是中国现代邮政和海务等事业的开创者。他领导的海关组织严密，廉洁高效，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清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     赫德是一个既有原则、又有手段的人。1861年，年仅26岁的赫德担任了代理总税务司。他很清醒那个时代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排外情绪和对变革的恐惧，所以，他从来不把自己当作外国人，而是当作中国政府的一个服务者，坚决效忠当时得到国际承认的清朝政府，“以中国的利益为重是必须遵守的正确原则”。他在拒绝英国驻北京公使的职务时，给英国方面回信说，“我领导的机构是海关，其职责范围广泛。海关的目的是尽可能各方面做好事。”为了杜绝腐败，从船舶货物的申报、查验、估税、审核、征税、交款乃至验放等各环节都有制度保障，严密管理，以防舞弊。例如，他实行定期检查，发现异常情况，立即解雇当事人；海关实行收支两条线，所有海关税金直接付给代表第三方的银行，海关官员不过手，等等。

    在赫德的管理下，海关关税撑起了晚清财政的半壁江山。例如，洋务运动的很多事业都是用关税收入开办的，包括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北洋海军、同文馆、幼童赴美留学等等。赫德本人也以他的忠诚和实干赢得了清政府特别是李鸿章的信任和支持。赫德死后，清政府追认他为太子太保（正二品），是外国人在中国获得的最高荣誉之一。1914年英国驻沪领事馆及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决定为他在外滩立像纪念。石碑上写道：“前清太子太保尚书衔总税务司英男爵赫君德，字鹭宾，生于道光己未，卒于宣统辛亥，享遐龄者七十七年；综关榷者四十八载，创办全国邮政，建设沿海灯楼，资矜式于邦人，备咨询于政府，诚悫谦忍，智果明通，立中华不朽之功，膺世界非常之誉，爰铸铜像，以资不忘。”

    赫德的例子不是孤立的，还有很多外籍雇员活跃在当时各个关键部门。福尔索姆（K. E. Folsom）在研究幕府制度的《朋友、客人与同事》一书中提到，“李鸿章在他活动的每个方面，都不得不依赖外国专业人员作顾问。”例如，在轮船招商局，“他有一个外国总监和外国航海监督。从1885年的花名册上看，该局轮船上144位船长、大副、管轮无一是中国人。” 类似的情况还有开平矿务局、铁路局和北洋海军等。其幕府中，主管工商类外籍雇员的德国人德璀琳（Gustav Detring）和主管北洋海军外籍雇员的美国人毕德格（William Petrick）都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

    姜鸣在《龙旗飘扬的舰队》中特别介绍了北洋海军中雇佣了大量外国人的情况。1889年，北洋海军雇佣教习和洋员34人。到1894年甲午海战中，仍在北洋海军服务的外籍雇员仍有8人。可惜同样是借用外脑，外籍雇员在这里就没有那么成功了，没有改变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的命运。北洋海军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时任北洋海军副提督的英国人琅威理(W. M. Lang)的经历，特别值得思索。

    李鸿章在成立北洋海军之初就一直留心物色一个外国顾问。在曾纪泽和英国海军上将的推荐下，1882年任用了“诚实和平，堪以留用”的琅威理，负责北洋海军的组织、操演、教育和训练。琅严格按照英国海军的条令训练北洋海军，为海军官佐所敬惮。1886年，醇亲王以其训练有功，授以提督衔，成为北洋舰队名义上的二把手（一把手为提督丁汝昌）。丁汝昌一次这样讲到琅：

“洋员之在水师最得实益者，琅总查为第一……平日认真训练，订立章程，与英国一例，曾无暇晷。即在吃饭之时，亦复手心互用，不肯稍懈。去秋退处烟台，已经禀辞薪水，尚手订舢板操章，阅两月成书寄旅。此等心肠，后来者万不能逮。”

    琅的日夜操演和精心训练带来的是北洋海军训练水平的最高峰，然而双方这种互相信任的关系并没有能够一直维持下去。琅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充分的信任和授权，在第二次签订服务合同前，他在给丁汝昌的一封信中写到：

“水师已有一半功夫，未竞而去，耿耿此心有不能寝食者。若从此守住，则后来或可一线见底；若见异思迁，则前功尽弃。我深愿为中国出死力，奈何国法不准。如中国能与我订立合同，常为中国水师之官弁。我所应得本国终身廉俸，中国亦能认给，则我亦不难舍英趋中，冲锋陷阵，唯命是听。盖我有妻子儿女，胥恃此也。”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是否把北洋海军的指挥权交给一个外国人，也是一个大问题。提督之下的刘步蟾、林泰曾都留英多年，对于琅的指手划脚一直都有不满情绪，再加上北洋海军内部对于琅的严格管理也一直有厌烦情绪，最后终于发生了所谓的撤旗事件：1890年2月，琅威理与总兵刘步蟾、林泰曾督带一些舰只到香港维修时，定远舰管带刘步蟾忽然降下五色提督旗，换上总兵的三色旗，表明自己是舰上的最高长官。琅与刘交涉未果，立即致电李鸿章，对自己的地位提出质问。李鸿章从中调和，提出为琅制作一副四色旗的方案。琅不服，6月与丁汝昌一起拜访李鸿章面谈撤旗事件，李鸿章明确表示以刘步蟾为是，琅当场提出辞职，李鸿章接受了他的请求。11月，英国拒绝了李鸿章另聘英人为顾问的请求，同时宣布不再接受中国海军留学生，中英海军的合作陷入低潮。

    如果刘林等海归派能维持北洋海军的训练水平，撤旗事件可能会成为一个经典的爱国主义教育案例。可惜，琅走后，北洋海军的训练水平一落千丈。“每当北洋封冻，海军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更显得撤旗事件是一场悲剧的开端。”姜鸣沉痛地写道。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海军与英国人的成功合作。英国皇家海军上校英格思（Captain J. Ingles）为日本的海军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日本人封他为贵族，使他能够进入日本的上层社会，与日本的高级将领交游。当日本人认为自己不再需要欧洲人时，欧洲人便体面地告退。日本海军发扬师承，不仅保持了欧洲人在时的面貌，而且在他们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赫德是北洋海军的支持者之一，一直关注北洋海军的发展，他认为琅必须承担双方合作失败的大部分责任：“我对他已无能为力。他已实际掌权……能接触到合适的人物，因此完全应该由他自己来办……他具备优秀的品质，但大自然没有赋予他某些最重要的品德。”

    的确，以赫德的标准来衡量，琅威理得到的信任和授权已经很充分了，他缺乏的重要品德是忠诚。但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李鸿章们是不是需要投入更多一些信任呢？北洋海军灰飞烟灭，龙旗不再飘扬，这中间的分寸感，恐怕只有当事人自己能把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