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老的国营垄断行业，我们至今还能经常听到这样的口号：人民电业为人民，人民铁路为人民，人民邮电为人民……等等。我们可以断定，冠以“人民”二字 的领域基本上都是拒绝民营企业的进入的领域，而这些领域恰是目前中国服务质量最差，人民意见最大的领域。垄断不仅带来整个行业的低效、腐败，也严重影响一国人民实际的福利。怎么办？出路就是引入竞争活水，尝试一下 “民营企业为人民”。

　　 但民营企业想为人民并不是一件容易事。我国国民经济从功能上划分,可以分为“基本生产”与“基础结构”两大块。所谓基本生产是指从事工业、农业、建筑业等 物质产品生产各部门的总称。这一部门为全社会物质和文化生活提供必需的物质资料，直接满足全社会物质产品的需求。    　　 而所谓基础结构（或称基础领域、“基础结构部门”）是指为发展生产和保障全体居民生活创造共同条件，提供公共服务的各经济部门和社会部门。由于各部门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不 同，进而可将它们再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运输和邮电通讯等具有生产性和为生活服务的经济活动部门组；第二个层次包括商业、银行、 信贷、保险、生活服务和公用事业等生产性和为生活服务的经济活动部门组；第三个层次包括文化教育、卫生、科 学研究、行政社区管理和党派团体等为全社会生活服务和生产服务的社会活动的部门组。总之，基础结构是由生产性基础结构和社会生活性基础结构两大部分组成的。本文所指主要是生产性基础结构，即前两个层次。

　　 在基础结构同基本生产的适应关系上，有三种情况：(1) 基础结构超前型；（2）同步型； （3）基础结构落后型。基础结构超前型是指基础结构的发展规模超过生产的需要。同步型是指基础结构的发展规模上同基本生产的需要是适应的。落后型是指基础结构的发展规模不能适应 生产需要。我国目前仍属于基础结构落后型国家。而基本领域的落后与国有垄断直接相关。

　　 当前，就我国整个基础领域而言，政企不分的垄断根源并没被铲除，在单一国有经济的结构中，垄断经营的局面并没被打破，竞争往往是自订规矩自己遵守的内部的局部竞争，政企分开实质性进展不大，这些问题迫切需要借助外力来推进改革加以解决。 但由于其市场准入的门槛还是很高，就是本行业以外的国有资本都难以进入，而且对非国有经济的限制尤盛，有的行业甚至允许外国资本进入，也不允许非国有资本进入，所有制歧视仍未从根本上改观。

　　 据称，我国有一个不准私人经营的行业表，包括银 行、铁路、电信、批发网、高速公路等30个行业。而且还有一个限制私人经营的行业表，包括汽车制造、化纤、旅游等20多个行业。有统计数据表明，在经济领域里，允许国有经济进入的领域有80多个，允许外资进入的领域有60多个，而允许私营资本进入的领域则只有40多个。有的领域，非到无利可图和亏损之时，才让非国有企业参与，就是允许私营资本进入的一些项目，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公平竞争，审批程序复杂、进入条件苛刻。

　　 一方面是垄断行业质次价高、霸道经营，而且由于 公益性与赢利要求的双重目标要求，垄断行业自身也委屈满腹；另一方面则是将非国有经济排斥在垄断行业之外，使其局限在已明显竞争过度的餐饮、服装等行业，并直接造成经济结构失衡和资源的浪费。例如国内航线执行的“自杀性”价格政策，在1994年至1997年间上涨114%，年平均上涨21%，近几年票价上涨也未见遏制，造成目前航班客坐率仅为55%多，单位飞行成本较高，亏损额均大，百姓怨声载道。再如，像手机单向收费、取消电话初装费这种利国利民的好事，喊了多年就是无法出台，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电信业国营垄断，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争利于民，没有商量的余地。

　　 一些人乐观地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已初步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已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这种判断超码不适合于基础领域。改革的滞后必然影响到发展的后劲。经济学界对目前我国经济运行状况的突出特点概括为“通货紧缩”四个字。也就是需求不足，失业率高，货滞价平，经济过冷的意思。中央政府该想的办法都想到了，启动农村市场、降低利率、发行国债、开发西部、激励出口、大力引资,用心不可谓不苦。但农民收入仍然不见增长,农村购买力仍然十分低下，6万亿的社 会储蓄存款仍然没有多少转为投资，西部开发仍然是中央政府孤军奋战，外贸出口仍然只是恢复性增长，引资在90年代上半期除与大陆有天然血缘关系的港台中小企业游资掀起过一股高潮外，90年代中期后引资数量却仍然在持续下降，建筑、房地产开发一派低迷景象。然而我们还看到另一种情形，电信、铁路、石油、航空这一系列需求热点被垄断性价格所抑制。在经济低迷期，价格反常上涨的领域都是些垄断领域。如水电、高速公路、航空、 铁路、石油、医药、液化气、有线电视、图书、子女上学等等。因此，可以说，内需不旺，国企难以搞活， 经济增长速度减缓这一系列问题的症结就是由基础领域垄断经营所造成的。打破基础领域的国有垄断使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个“多赢”方案。

　　 事实表明，民营企业是我国经济增长中最具活力的部分，然而民营经济却被限制在一个十分狭小的领域，在拾遗补缺中过度竞争。我将这些年民营经济的发展领域概括为4个方面。一是80年代初国家轻重工业比例调整时，让出的一些缝隙，如轻纺等普通加工业制造业，这里主要是一些乡镇企业；二是新消费领域，这是80年代末之后才兴起的一些新的消费热点，如家电、家具、商住楼等等；三是新经济领域，如高科技及IT业中的因特网站、软件开发等；四是一些从事跳蚤产品的领域，如隆胸乳罩、龟鳖丸、泡泡糖、玩具等。民营企业偶有能进入基础领域者多是些有政府或外资背景的特殊民营企业，而且进入的权力租十分高昂。

　　 决策层已经在酝酿基础领域改革，并将这一问题与促进非国有经济发展联系了起来。经济学家提出这一问题的由头是“在入世前使电信、铁路、民航等领域首先对国内非国有经济开放，可以减缓入世之初对这些垄断行业的冲击程度”。虽然有点拿民营企业垫背的意思，但这样说人们容易接受。2000年底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向中央递交了《促进非国有经济率与中国基础领域改革的建议（25 条）》。这份建议分6部分：1，充分发挥我国非国有经济的主体作用，加快实现基础领域投资的主体转换；2， 把握时机、积极推进非国有经济参与基础领域改革的进程；3，股份制是非国有经济进入基础领域的基本形式，应加快推进基础领域的股份制改革；4，采取多种形式拓宽非国有经济进入基础领域的渠道；5，打破行政垄断,全面推进基础领域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6，加强法制保障和服务功能,充分发挥政府在非国有经济参与基础领域改革中的重要作用（见《转 轨》 〈中文版〉2000年第12期）。这份报告是一个好的信号，但估计从建议到写入党的文件，再 到变为可操作的政策，最后到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尚需一段时间。

　　 “为人民服务”是一句好口号，但把这事垄断起来就有可能走向反面。据有关资料，温州、杭州、海口、深圳等城市在基础领域准入政策上已有所松动，而且做得很好，取得了很好的经验。民营企业是民办的，民营企业为人民服务是顺理成章的事。人民就是人民，没有其它意思，让民营堂堂正正地为人民服务，不会有什么事。当然，民营企业也应当抢抓机遇，做好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准备，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