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换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从严重依赖对外出口转变到以内需为基础的发展模式上来，从而为未来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造就新的持久的动力。这种转换具体体现为，将过去的“内需不足→依赖出口→低价竞销→利润低下→工资增长缓慢→内需不足”这样一种恶性循环转变为一种“收入增加→内需增长→降低对出口的依赖→避免竞销→收入增加”的良性循环。但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情况来看，这种转变是相当困难的，甚至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但恰恰是在是否要承认劳动者工资过低、要不要解决劳动者工资过低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反对者的理由主要有这样几点：一是工人工资的高低取决于劳动力供求状况。既然工资是由其生产力水平和社会中的劳动力供求状况决定的，那么为其做出“最低”的规定就多余；二是会恶化投资环境。外国资本来投资，看中的就是我们低廉的劳动力价格。而提高劳动力价格，只会把厂商赶走；三是如果人为地提高劳动力价格，反而会使得一些劳动者失去就业机会。

　　其实，所谓劳动力价格在劳动力市场中由供求关系自然形成的说法，是一种编造出来的神话，至少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是不存在的。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劳动力价格的确定，除了供求关系之外，至少有两个因素会对其产生重要的影响甚至决定性的作用：一是国家对工资水平的行政干预；二是工会的作用。目前我国还没有能够形成一种包括市场、政府和社会在内的利益均衡机制，政府和社会对市场机制的制约还处于很不完善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仅仅由纯粹的市场力量发挥作用，就很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利益失衡。在国内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打工者现在的工资与1980年代相比几乎差不多，以至于有经济学家认为，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我国的劳动力价格几乎没有变化。而在这期间，人均GDP已经翻了两番。在最近几年中，类似的情况似乎更为突出。

　　如果我们用一种更为开阔的眼光就可以发现，长期实行的低工资战略所产生的消极后果已经显而易见，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开始越来越多地受需求的制约而越来越少地受供给制约的今天。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瓶颈，往往与很低的劳动力价格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

　　首先，过低的工资水平降低了工资在国民财富分配中的比例，导致国民财富分配的高度不规范，并由此加剧了社会不平等。据经济学家钟伟计算，用工企业每年通过压低工资和社会保障而多获得4400亿的利润，反过来说，就是劳动者报酬被剥夺的数量。工资总额的增长是远远慢于GDP和国民收入的增长的。也即在每年全部的国民财富分配中，工资或按劳动报酬方式分配的财富所占比例越来越小。反过来说，在城镇分配的财富中有2.5万亿(占城镇居民全部可支配收入的67%)是通过非工资的方式分配的。而在非工资方式的分配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很不规范的渠道分配掉的。近些年来居民收入分配上越来越大的差距，与此是不无关系的。

　　其次，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抑制了社会购买力的形成，使得中国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步履艰难。近些年来，市场疲软、内需不足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种顽症。一个明显的例证是经济增长对进出口的依赖程度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在加重。原因就在于国内市场的狭小，形不成对耐用消费品的足够需求。更进一步的根源则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美国在一战和二战期间也遭遇了同样的问题，而美国最终走出困境的原因之一，是工人为增加工资而进行的斗争。事实是，工资的普遍增加，形成了对耐用消费品的强大购买力，从而为其进入耐用消费品阶段创造了条件。更进一步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中产阶级，从而确立了一种新的社会结构。

　　第三，过低的劳动力价格为通过“打工”实现城市化设置了障碍。劳动力价格过低的问题突出表现在没有城市居民身份的“打工者”身上。在我们社会中存在一种很奇特的现象：尽管经济发展在地区和行业间差异很大，但“打工者”的工资几乎全国一律，既没有行业差别，也没有地域差别。但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却只看到了这种廉价劳动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却很少去注意潜在的消极后果。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有了这样的共识：无论是解决农村问题，还是使得整个国民经济能够顺畅运转，都必须加速实现城市化。而实现城市化的一个现实途径就是，使一部分流动的“打工者”在城市中定居下来。而问题却是，完全身处另一个劳动力市场的“打工者”要想用他们在那个市场中获得的低廉收入来维持自己及家人的城市生活是没有可能的。这也是为什么在一些地方户口的限制弱化之后，并没有导致快速城市化的原因。

　　当然，通过提高劳动者工资的途径，将上述所提到的恶性循环转变为一种良性循环，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要通过长时间的调整和变革。但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现在必须要明确一个问题：为实现这个转变创造必要的机制。(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