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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温州人？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温州商人在异国的经商之道仍然是个谜。去欧洲的中国人非常多，但为什么偏偏是温州人如此成功？ 强烈的赚钱欲望可能是温州人成功的第一要素。没有一个温州人试图掩饰他们血液里始终兴奋着的发财欲望。不赚钱，毋宁死。这是他们的逻辑。“我们温州人是青蛙，在水里会叫，在岸上会跳。”穿黑色唐装、有着北方人的高大身材和爽朗笑声的李建新这样说。1980年代初来法的温州人，身份各异：工人、会计、农民、手工业者、个体商人。那时几乎要借钱买机票的境况，注定了他们无一例外地要从皮包厂和餐馆的苦工做起。这是当时华人仅有的两档生意———规模不大，经营状况良好。
李建新也是从皮包厂做起的。开始不会用机器，从粘胶水开始学。到后来他做皮包速度之快，在巴黎同乡里都出了名。他说在老家5个兄弟住一间25平米的小房子的境遇必须要改变，邻居和同乡的致富他都看在眼里，既然参与了这场淘金之旅，自己绝不能落后。而原来会计出身、打算盘的陈先生，也学得一副绘图、剪裁的好身手。“我把自己当成囚徒，所以看不见巴黎的太阳也没关系。”李建新平淡地说道。朝九晚五的国内人是无法想象这个人群的艰辛。温州人跟人攀比、赚大钱的愿望太强烈了，“所有工人每天都是15个小时做工，那时想着比住监狱的人还有些自由，也就扛过去了。”李建新说，自己刚到巴黎时，有整整5年的时间没见过太阳，早晨天没亮开始做工，晚上上了法语课以后还要做工。他至今都记得那个场景：夜里12点多了，他拎着饭盒收工回家，常常与其他同乡在街头碰到，大家只是疲惫地互相点点头，然后擦肩而过。
温州人承认自己不比犹太人聪明，也没有与人家匹敌的经商史。但这个后来被称为“中国犹太人”的人群，却以吃尽天下苦的不二法则吓退了整条街上的犹太人，挤进巴黎商业常在所有人都有了小小的手艺和资金积累之后，温州人最乐于称道的群体团结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最初小老板的起步资金几乎不需要很久的积累，有人要开店，亲戚朋友都会解囊相助。李建新记得很清楚，自己最早开工厂时只有7万法郎的存款，五十几万的投资都是朋友们凑来的。慢慢赚了钱，他可以一月一万元的速度还回去。
随后，家庭作坊式的制作与经营节省了大笔的成本，使温州店的起步之路非常平稳。林加者曾指着一幢旧式楼房说，他一家人开始时租的就是那种最便宜的顶层小阁楼，20平米。一台机器每天转，再加一张桌子，晚上用来睡觉，白天用来做工。
与其他法国或犹太人的店不同，他们不会另请外人做会计或员工，所有管理都是夫妻俩或加上孩子来完成。正是基于这种需要，温州人的到来都是滚雪球似的，生意不断扩大，他们不断从家乡找来兄弟姐妹一起做，所以很多人出来的时候孑然一身，回乡探亲时已经是妻儿亲戚十几口人。他们起初甚至捡来犹太人扔掉的布头或碎皮，做成小钱包出售。同样一条皮带，别人卖15块，温州人卖12块。压低了成本和价格的货品，让他们的市场很快光亮起来。
在整个欧洲经济快速发展、皮包生意红火的时期，几乎所有温州皮包厂走的中低档产品的路子，都获利丰厚。那时普通收入的女顾客也要隔段时间换个新包用，这成了他们不间断的客源。1980年代末生意最好的时候，工厂的定单像雪片一样，早晨出了货，中午还有电话来催货。怕的倒是你没力气。
上个世纪后20年，中国内地还没有摆脱黑白灰的主要着装色调之时，时尚之都的巴黎却气象万千。敏感的温州人慢慢发现，其实财富的颜色跟潮流是统一的。
你要问温州人在开始就肯定自己能赚钱吗？当然摇头。陈武说生意本身就是场冒险，这个戴眼镜的潮流主义者的经验是：要敢为天下先。他请来犹太女设计师，还自创了一个叫“CHANON”的品牌，标志是一个骑着自行车的年轻女孩，他说这个理念是“自由世界”，很法国。
陈武与别人有点不同，他经常谈论的竟然是波德莱尔和兰波———法国人推崇备至的19世纪诗人。刚到法国时，父母不和睦曾使他陷入困境。他很快入了基督教，想从上帝给犹太人的原罪里，寻求救赎和忍耐。大概因为年轻和对命运的思考，他有了观察生活的兴趣。1985年他开第一家皮带厂的起点就是创造性的。当时法国市场只有香港、美国供应的传统式样的腰带，他却从展示会上巴黎女人姿态万千的衣裙上，想到了做装饰腰带。仍然是普通材料，仍然是自己开车全欧洲推销，就这样，1986年，在国内普通工资标准只有几十块钱的时候，他的店竟达到三四百万法郎的月营业额。
1991年，在另一次展示会上，他忽然发现中国的一种丝绸非常抢眼，KENZO等牌子的当季新款同时采用了这种自然、柔软的面料。他与一个国内刚刚来法的朋友短暂商议后，拿出1000法郎让他进来此面料，随后他把设计制作的产品带去荷兰、比利时、瑞士、德国等地。两年之后，他的店稳定在了每年1亿法郎的营业额。
温州人讲求“富贵”，所谓先富而后贵。温州特色不仅仅是苦打苦干，他们还要在潮流里面玩点儿品位。奔驰和名牌不代表真正的品位，这个品位，倘若你去陈先生的“禅”里坐坐才会感同身受。
“禅”是位于香榭丽舍、塞纳河、凯旋门包围中的一家投资千万元的中餐厅，这个号称金三角的所在是巴黎最贵的地段。一楼滴水清岩，木桌花草；二层镂空木窗、古董琴音，俨然把江南园林移步换景的精妙唯美搬来了法国。店命以“禅”名，又与佛教文化在欧洲的流行相得益彰，讲求修养、清净之道。这里除了川菜、温州菜、粤菜以外，还混合了许多法式料理的风格。去年底开张至今，这里接待的客人已包括摩纳哥王子、法国明星、部长要员，还有个陈老板一直记不住名字的英国某摇滚酷哥更是这里的常客。有趣的是，时常还有楼下的客人要求随着神秘的木头旋梯和悠扬古乐去楼上参观一下，法国人总是搞不懂，如此匠心独具的中国装饰到底是用哪根神经想出来的？
陈先生不掩得意之色：餐厅不能只讲吃，讲的还是品位。目前不到200万法郎的月营业额显然还只是开端，他对未来涨势毫不怀疑。他后来还知道，一个美食杂志的法国记者享用了他店里的美味以后，在FIGAROMAGAZINE(费加罗杂志)上悄悄做了一个整版的免费推介。
中国是新的发财梦
皮包或餐馆，当年温州人靠这两样本事砸开了巴黎的地盘。回头看看，温州人走的，并非是一条牧歌式的迁徙之路，其中更有许多黑暗和孤独里的抗争。他们可以随遇而安，没有很强的家园概念，但他们对成长过的地方有着始终的关注和信任。
在最初的餐馆或皮包生意里积累了一定资金的富裕温州人，开始考虑“钱生钱”的问题。而法国人对此则显得有点束手无策。法国是个多民族、人种混杂的地方，它是自由世界没错，人们可以在法律的边线内自由生活，但这个边线又足够严格。商业规则也是如此。
1990年代初，头疼的“黑工问题”曾使为数不少的温州人的生意遭受重创，严重的还要跟警察局纠缠数月之久。那时的温州工厂除了偷渡过来的既懂机器又说温州话的工人以外，根本不可能请到其他工人。这些人没有法国居留证，只能“黑”在厂里，无法报税。老板们惟一的选择也只是冒险。在温州街，人们还记得曾遭到过巴黎警察、税务、移民等部门的联合封街突袭检查，黑工、逃税的店铺要关门和重罚，有的店曾因此一次损失近千万元。还有面料成分与标签稍有不符，当即要销毁所有产品。一段时间，温州店主都如坐针毡。
加之银行系统对个人账户和资金问题的审查非常较真，以及高税收的政策，温州生意的继续上升之路，显得犹豫和谨慎。而1990年代，中国国内经济形势的好转，使海外温州人开始回国做生意。
1992年，在皮包生意里积累了大笔财富又因黑工问题跟警察局搞得心灰意冷的陈先生，就带着这里的经验和资金选择回杭州投资了。他在杭州做了一家皮包厂和化妆品厂，请朋友经营管理。
但事实却不如他想象的那么顺利。远在巴黎的他，并不了解国内当时正盛行的吃回扣风，直到有一次，他回国去买东西，售货员机械地问了句：****开多少？他才恍然大悟，但为时已晚，两家厂的经营都十分平淡，加上自创品牌化妆品的宣传力度不够。几年以后，两家厂先后关门和转让。
如陈先生一样，早些年的温州人都零零散散地回国投资过一些项目，但收益微乎其微。而一部分经营景气的，也并没有能力带走赚来的资金。
1995年，国内出现了招商引资政策。中国内地大力支持欧洲知名侨会回国投资房地产事业。像华侨华人会这样的侨会首领们开始频繁到内地组织考察，同时，国内各地政府来欧洲考察的工作也互动起来。双方在交往和互访的过程中不断碰撞出商机。
温州人开始在最熟悉的温州本地投资房地产，他们先与政府机构合作，拿到土地开发权，然后建筑和出售房产。直到后来温州地价猛涨，以至一亩地涨到800万的天价。他们意识到，再投下去风险就不可测了，于是开始向其他省份拓展。
前几年，温州人在苏州有名的新加坡园区里搞出了温州园区，由温州人自己去招厂商入驻。这个集中了服装、鞋帽等所有服饰企业的园区很快形成了无所不包的服装城，方便所有客人的采购，且能以自己的工业带动产品销售，是个一石两鸟的好主意。
不久前，侨会的李先生等人在济南看好了那里“团购房”的巨大潜力，他们在经过合理的考察和预算之后，十几人合资近6亿，开发了市中心占地20万平米具欧美风格的“巴黎花园”。他们与房管部门合作，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内付清了土地款。目前，这个沿缓坡向上、具有极高绿化水准和强烈立体感设计的花园小区将全面进入施工阶段，李先生等资方对它未来的收益充满期待。
李先生说他们的下一个设想是要搞个汽车城。温州本身是个汽配基地，但温州地少，工业用地价格太高；同时大部分汽车工业在东北，运输便宜，山东正介于两地之间，如果能转移相当规模的温州汽配厂分厂到山东，未尝不是个好主意。
温州的服装和皮包厂大举“回国”也在最近几年形成热潮。内地工厂引进了先进的制作技术，成本大大低于他们在巴黎制作的消耗。他们在浙江、广东等地设厂，在巴黎销售，获利更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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