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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阿里巴巴创业论坛网友翟应龙用自己的语言写下了他中年创业的艰苦历程，几番沉浮锻炼出了一个钢铁般意志的人，也许这正是创业带来的真正收获！ 第二部 漯河沉浮
6、初遭打击 进行完重组之后，建立了完善的管理体制，我们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白兰宾馆的主人。大权在握，每天都有收入，日子过得顺畅起来。
但是，我们必须履行合同，必须将现有的管理制度改过来，必须用新的管理手段来改善经营。与此同时，还要考虑后续的投资，以及对宾馆的改造方案。
日常管理的事情有林述安负责，这位老弟十分尽心尽力，也真有一套，凭着他的经验，充分调动各部门以及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在没有任何投资的情况下，营业额很快就不断地翻番。形势一片大好。
这时候，宾馆的第十二层全部进行了装修，我们集团公司整个占了一层楼，我作为集团公司总经理，办公室在最里面，还配备了秘书，整个楼层设了前台，专门挑选了漂亮的小姐，要是有人来找，首先由前台打电话过来，得到同意后才能进来。
宾馆的工程问题始终是一个十分关键的要素，因为它不但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装修，而且要从设计、材料等各方面体现集团公司的风格。要多快好省。好在那５００万资金还基本上没有动用，再加上典当行这边加紧资金的筹集，已经有相当规模了。这时候的徐亚翔，已经作为核心人物被派到典当行当经理去了。另一方面，他仍然是我的助手。
我准备在工程上采取招标的方式，并与林述安反复讨论，从设计到材料、从招标方案到施工队伍的确定，费了相当长的时间。真可谓马不停蹄、夜以继日。那一段时间，我的眼睛常常熬夜熬得通红。
这时，赵磊在厦门不断地给我指令，要我尽快地开始施工。这一点我非常清楚，资金是有代价的，时间根本耽误不起！
一听说我们公司有工程招标，不知道从何处一下子来了很多建筑公司，天天围着我的左右，每天除了吃饭就是喝酒，要末就是卡拉ＯＫ、桑拿。这些建筑公司的经理们带着设计和攻关队伍，天天往我办公室跑，前台根本阻挡不住。这种情况是不难想象的。
也不知道经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招标方案终于出来了，接下来是给建筑公司发标书。因为我在机关的时候就在投资司工作，基本建设、更新改造、建筑施工的工作都干过一些，再加上我参加过国家很多工程的预算审核、检查等等，建筑公司的人看我说的都是行话，他们谁也不敢和我绕圈子、打哑谜。
我深深地懂得，一个企业如果在投资阶段不谨慎，那将贻害无穷，因此我做得非常仔细认真，对参与投标的建筑公司进行了逐个的考察。那些日子里，我和林述安带着宾馆工程部的经理，到处考察、应付，到郑州就去了不知多少次，还要一个一个地看这些公司的样板工程，和这些公司的经理谈施工的细节，以及从其他渠道考核他们的资质等等。
这里的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我和赵磊之间的交流也就便得频繁起来。他显得十分着急，要求工程必须在５月１日之前开工。而我的意见是，工程事关重大，来不得半点急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意见开始有了分歧。我要他来一趟，亲自主持工作。
就在这个当日，我的妻子来了一趟漯河。
我的妻子根本不知道我这一段的工作情况，也只有通过我的电话来了解。苦口婆心之后，妻子带着４岁半的女儿来看我。
半夜时分，我从火车站把他们娘俩接到住处（当时还在解放路的宿舍里）。恰在此时，赵磊也从厦门来到了漯河。
我们在讨论了目前的工作之后，赵磊要求我们必须马上开工。我始终持不同意见，并说明了不能马上开工的原因，并将机会成本算给他。
因为我的妻子好不容易来一趟漯河，我准备第二天带着她们娘俩去少林寺玩一趟。司机开着车，带着一直为我们服务、当后勤部长的杜伟的爱人和孩子，去好好地玩一玩，在这里半年了，也一直也没有时间玩。
也就在前几日，我的老父老母放心不下，便亲自来过一次漯河。看到我消瘦的样子，我的父母偷偷地流泪了。
因为赵磊曾经在我们家乡相插过队，到过我们家，我们又同年考入同一所大学，因而十分熟悉，赵磊对我的父母也十分敬重。在我留学日本期间，赵磊到了厦门大学进修，我们之间十几年来一直没有断过来往。
鉴于这种情况。我那一向十分谨慎的老父亲把赵磊叫到身边，当着我的面，语重心长地说，你和应龙是好朋友，他在国家统计局干得好好的，你把它弄下了海，你们就应该同舟共济，千万不要做对不起朋友的事。赵磊当时非常激动，一再表示，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我当时还说了父亲几句，要他不要多心。等到把父母送走的时候，我的妻子才带着孩子来看我。
从少林寺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我们就休息了，准备第二天再开始工作。
正当夜里１２点的样子，赵磊突然来电话说，公司正和中央电视塔谈合作，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我必须马上回北京。我和妻子睡得正香，冷不丁来了这样一个电话，也没有多想，就赶快收拾行李，把妻子叫了起来，把女儿从睡梦中抱起来，回到宾馆。
这时候，体改委的司机已经在等待我们了。
我们一行便很快匆匆地离开了漯河。司机开着车，赵磊坐在最前面，我和妻子在后排，女儿就睡在我们中间。
一路之上，我再也没有了睡意，越想越觉得蹊跷，不可思议。
我这个人思想非常简单，也非常直率，脑子里从来不注意哪些曲里拐弯的事情。但是，现在我不得不静下心来，利用这途中的时间，在黑夜里颠簸的车上，认真的思考着这一段的事情。
苦思冥想之后，还是找不到问题的所在。这时候，坐在前排的赵磊不经意间叹了口气。就是这一声叹气，将我的思路拉了回来。
是不是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根本的分歧？
我和他第一次意见的分歧，是在刚到漯河的第一次，那时他和我约好同时到，但是等他到了以后才通知我。我非常不满。我不喜欢做事情没有计划，或者临时改变计划，或者被一些小事影响整个计划。如果仅仅是这样也倒罢了。
我们的争议可能是发生在一件很小的事情上。
也就是初次到漯河的第三天，为了招待当地的头头脑脑，赵磊花钱买了很多礼品，这一点我一点儿意见都没有，只是在报账的时候没有发票，会计给我说，没有正式发票无法入账。我就告诉赵磊，能不能搞到发票，要不然无法报销。他随便说了一句，没有发票就不能报销了？我说是这样的，我们刚刚开始，如果账目不清，将来花销大了怎么办？我主要负责财务工作，将来的责任很大呢。
他毫不容我多说什么，就是要我想办法。我说我想把法可以，但是这样财务管理上会有漏洞，如果我自己也这样怎么办？后来，我还是要求要正式发票，没有正式发票我不能开这个头，将来我如何向股东们交代？
后来，我就作为挂帐处理。他非常恼火，认为我管得太死，今后怎么办呢？我提出来，要建立经理基金，各人在各人的额度内自由处理，但是一定要有发票，这样可以两全其美。他为此大发雷霆。
还有一次，在处理公司电话费的时候，我看到徐亚翔一个月打长途电话的费用高达两千多元，我感到非常纳闷，什么情况下才能打那么长时间的电话呢？后来我了解到，徐亚翔正在搞对象，他的女朋友在厦门，因而电话就多一些。对此我也能够理解，但是必须有节制，不能无休止地打电话。我想了一个办法，每个月给他几百块钱的电话补贴，超过部分自己负担。为了这件事，赵磊专门找到我，说人家来这里已经很不容易了，你还抠人家的电话费，叫他以后怎么在这里工作阿？我的理由是，现在我们只有几部电话，问题不是很大，将来事业发展大了，可能会有十几部、几十部电话，甚至连大哥大就好十几部，如果一开始不好好控制，将来就会很成问题。他不听我的，因而电话费的问题就这样耽搁下来的。我也只好按票报销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是对的，因为有一个月徐亚翔的电话费打了９０００多元，赵磊非常生气，终于以此为理由把他炒了鱿鱼。这当然是后来的事了。
另一个能说得上冲突的，就是他往厦门划款的事。因为当时的厦门，还有一个叫做淘气猫的儿童乐园，正处在施工阶段，需要资金。赵磊给我打电话说，要我马上从这里划拨５０多万元过去。我说当然可以，但是那面必须把预算和申请报过来，而且要几个董事签名同意就可以了。他说你这人怎么那么罗索，这点事情也那么难办。我坚持说，如果没有预算说明以及董事们的联合签名，这件事情就坚决不能办。后来正式手续还是履行了，款我也划拨过去了。
也可能这些事情的发生时我对将来公司的制度产生了怀疑，因而我就起草了一个《兴亚企业集团规范化管理的意见》，写得非常仔细，从项目决策、人事制度、财务制度，到董事会的权利的监督，一下子写了几十页。我毫无保留地阐述了我的意见，并把我起草的意见书传真给他，要他征求各位董事的意见，最后作为制度加以执行。
从今天的情况来看，我的那份意见书写得还不算仔细，但是在当时，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只顾一个劲地往前扑腾，没有人注意这些细节。
也许就是这样一份意见书，促使赵磊对我产生了误解，认为这样他是无法控制我的，因而要给我一个“下马威”，先把你弄到北京再说。
就是这样，我也没有说什么，我只是想任何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讨论，不要大家兄弟搞得互相猜疑。如果是那样，我们的事业还有什么前途呢？
曾经有一次，我要求召开一次董事会，因为这里的很多事情已经有了眉目，需要把大家叫到一起，就一些大的事情商量一下，把前期创业的资金成本核算一下，按照黄山会议上确定的股份比例分别承担风险，首要的目标是把对外的负债全部归还，利用一切手段将我们的资本做实。也就是这一次，他发了很大的火。
随着一路的颠簸，我的心绪非常的乱。心想，辛苦了这么长时间，回家休息休息再说。（第二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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