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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阿里巴巴创业论坛网友翟应龙用自己的语言写下了他中年创业的艰苦历程，几番沉浮锻炼出了一个钢铁般意志的人，也许这正是创业带来的真正收获！ 第二部 漯河沉浮
4、初处危机 由于与源汇城市信用社的合作成功与否，决定了整个集团公司在漯河的战略部署，再加上其中发生的不确定因素，我自己一个人也难以最后拍板，故而通知赵磊，让他来了一趟漯河。
这时，我们在位于火车站广场的白兰宾馆９１５房间建立了活动“基地”。
那时候，我们几乎每天要熬夜到凌晨３、４点，白天出门办事，晚上陪各路领导“潇洒”，一转眼十几天就过去了。
事实证明，这样的公关活动还真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此期间，我们还多次分别找过市委书记、市长、副市长、人大主任，以及市计委、市政府各相关部门的领导，一方面进行沟通，另一方面也为以后在这里扎根创造条件。
也就在这个时候，为了给市委、市政府等各部门的领导一个良好的印象，我们首先进行了一系列的“包装”：
首先，我门将赵磊从厦门调来，并带过来一些厦门泛亚投资的高层管理，再加上我自己，就形成了由５、６个人组成的由博士、硕士、国家机关处长、留学归国人员等组成的全新面貌的队伍。
当时，这样一支队伍在这个小小的城市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在一次次由市委、市政府组织的专门招待会上，我们这支队伍给当地的领导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再加上我们这支队伍绝大多数是从经济特区厦门过来的，无论知识结构、经历、背景、“资金实力”，都足以引起当地媒体的关注，市委、市政府领导亲自在各种场合表示，说我们这支精英队伍无论如何也要留在漯河。市委、市政府要想尽一切办法、采取一切措施促成我们在漯河的项目。
其次，我们进一步做好源汇城市信用社的工作。由市委、市政府、人民银行出面，多次协调、斡旋。每天深夜时候，我们都在宾馆反复讨论、论证每一个细节，分工负责。
尽管如此，源汇城市信用社的工作仍然难以有突破性进展。意外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
那一天临近傍晚，我们接到该信用社的内线消息，说他们已经把我们的５００万元挪做它用，好像是弄到陕北去开发石油去了。确认了这个消息之后，我们一下子傻眼了！
但是，我们毕竟是经过一些“世面”的人，在心急火燎的同时，立即紧急开会研究对策。最后决定还是找市领导解决这个问题比较有把握。
于是，我们便分头给市委、市政府、人民银行的领导打电话汇报情况。可是不巧，所有的领导都到舞阳县开会去了，都不再市里。
怎么办呢？是等到开完会再说，还是立即行动？我提议，这件事情必须马上处理，否则夜长梦多，很可能源汇城市信用社吸引我们过来，就是看中了我们手里的５００万，也可能一开始就有别的想法。
事不宜迟，我连夜开车带着赵磊、徐亚翔到了几十公里外的小县城。
由于我的驾驶技术不很熟练，再加上是夜里，心里又十分着急，车子开得飞快，几次出现险情。等到了舞阳县城，整座县城黑乎乎一片，少有的零零星星的路灯不死不活地眨巴着。我们人生地不熟，想找人问路都很难。
七拐八拐，终于找到了县政府大院，这时候早已人去楼空，旁边有一家美发厅，只有１０多平方米的样子，门口的灯光十分昏暗，我们只好走进去问路，美发厅小姐以为我们是“客户”，好不容易来了生意，喜笑颜开，十分亲热，操着浓重的当地口音和我们说话。当明白了我们的真正来意之后，便面露愠色。直道我们说明，找到地方一会儿就来，这才显出一点点高兴的样子。于是，我也操着并不十分标准的当地口音和小姐打岔。总不能让人家太失望了阿！
我们在城里转悠了大约１个小时的样子，终于找到了市委、市政府开会的所在，好说歹说，就是不让我们在这里住，说是领导开会的地方，不对外接待。直到我们说出了市领导的名字，并说明有紧急事务，还是有点儿犹豫。我看实在不行，就掏出了工作证。服务员一看是北京来的，不敢怠慢。三个人这才被允许住在一间临时的三人间。我们也就凑合了。
我们连夜找到了市人大主任。主任一看我们风尘仆仆，知道事情非同一般，便连夜从床上爬起来，接待了我们。
我们把事先准备好的材料交给他，并说明了事情的经过。这位领导真是一个好人，当场表示愿意协调此事，争取圆满解决。
我们回到房间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了，心里尽管轻松了一些，但紧绷的神经始终不能松弛，谁也没有睡意。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便返回市里，直接到源汇城市信用社交涉。
这时候的城市信用社，从上到下，早已不是刚开始时的那般热情了，一个个紧绷着脸，不但没人理睬，连主要负责人也不见踪影。你想办事，想找人谈，人家根本不理你！
跑了多少次，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尽管一次次扑空，还得一次次找，我就不相信，他们不上班。你还真别说，就是找不到人。
于是我就想了一个“绝”招，到他们家里去，可是人家就是不开门，你能如何？我偏不信邪，每天开着车，带着人，轮流在他们家门口蹲守，就不信他不出来。
对方看我们的态度十分坚决，再加上５００万也不是个小数目，我们在这里的关系也不是那么好惹的，也就只能出面来见我们。但是仍然拿那个合同说话，说你们和我们事前订合同的，这５００万是股金，不是存款，要想撤出是不可能的，除非按照违约责任赔偿损失。
的确这是个问题。在那份合同中，我写得十分详细，尤其是违约责任这一条更是明确，不承认是不行的，更何况还有公证。看来，我们必须承担一部分违约损失了。我大概算了一下，除了利息损失之外（那时候的年存款利率１０％以上），加上承担的赔偿责任，也有几十万元。
对方已经做好了和我们打官司的准备！
我把合同拿在手里，茶不思、饭不想、觉不睡。好端端一个人，几天功夫瘦下去了很多，两眼熬得通红、满脸憔悴，就像风雨中飘摇的风筝，随时都可能落下来。
我准备寻求其他方面的突破。
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本《合同法》，仔细地研究起来。可是根据法律规定，我们签订的合同是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的，也没有什么漏洞啊！怎么办呢？我一下子陷入了沉思。
我拿着那本合同法，突然看到合同解释里在谈到无效合同的要素时有一条特殊规定，即，涉及到国家主管部门必须批准的特殊行业的合同，必须经过主管部门的同意和批准才能生效。
这时候我才想起来，我的这份合同涉及的是金融机构的合作，按照当时的规定，必须经过当地人民银行的正式批准，而且还要上报道上一级人民银行备案，而恰恰我的这份合同没有正式履行这道手续，尽管人民银行实现已经默许，说好事后补办。
我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兴高采烈起来，立即把几个人集合起来研究，就从无效合同这一点找突破!如果证明了这是一个无效合同，按照无效合同的规定，合作双方同时必须将占有的对方的利益完璧归赵。
经过研究，大家一致认为我的意见可行.于是，我便着手写了一份给人民银行的报告，证明这份合同是无效的，是由于我们对政策法规理解不准确导致的结果，按照当地政府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政策，人民银行应该责令源汇城市信用社返回我们的本金５００万，以及这期间的存款利息。
经过市委、市政府、人民银行的协调，源汇城市信用社的人终于愿意和我们坐在一起，由人民银行出面协调。当时赵磊没有正式出面，由我带着徐亚翔亲自到人民银行与源汇城市信用社的人进行正式谈判。
谈判的过程非常艰难，对方一口咬定合同有效，而我则紧紧抓住无效合同不放，并强调说，对方作为金融机构，明明知道国家的明文规定，却隐瞒不说，引诱我们进行合作，其初衷就带有蒙蔽性。而对方则说，你们这边既有金融博士、硕士、还有典当行这个准金融机构，对国家政策不可能不知道，你们也有占有我们金融资源的蒙蔽性。
双方争执不下，一时间房间里“硝烟弥漫”，稍有不慎，便会“破裂”，甚至可能发生激烈的争吵和不必要的“战争”。
我的心里十分清楚，目标也十分明确，尽管对方以此“激”我，但我始终不急不躁、不愠不火，十分冷静地、慢条斯理地和多方说话。因为我知道，钱在人家手里，领导协调得再好，也不可能一下子解决问题，就是人家同意解决，还不知是猴年马月，要是那样拖上一年半载，我们在这里的事业就彻底泡汤了。其实这时候的我，要在往常早就火冒三丈、大发雷霆了。
我什么时候受过这等委屈。以前走到哪里都是屁股后面一大串，伺候得好好的，我的每一句话底下的人都得当圣旨一样，如今落到这份田地，真他妈的倒霉！
心里有气归有气，表面上却不能表现出来，否则小不忍则乱大谋！
在此之前，我已经通过内部关系搞到了源汇城市信用社的资产负债表以及其他的统计资料，还有一部分是他们在与我们合作的过程中提供给我们的。因为基层的人并不知道这些报表的重要性，再加上我们双方当时处在“蜜月期”，所以获得对方的数据很容易。从这些数据中，我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早就做好了分析，发现了不少问题，特别是在同业拆借、贷款等环节分析，掌握了源汇城市信用社的核心机密。专门等到谈不拢的时候，或者在关键时刻作定时炸弹用。
这次可真是派上用场了！
在人民银行的调解会上，对方尽管承认自己的缺陷，但同时也指出了我们的缺陷，双方的责任应该是等同的，即使要退回我们５００万，利息也不能支付，而且也要等到资金富余的时候再说。这等于要长期无偿占用我们的资金，这一点最要命，而且整个事情会不了了之。这样下去，我们几个外地人，无论如何也斗不过根深蒂固的当地人，更何况当时的社会治安并不是很好，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可如何是好？
等到对方说得差不多了，我早已想好了突破口。
我绕过这件事情的本身，谈了两件事情：
一是我们从沿海来到内地，上从市委、市政府，下到各个职能部门对我们来到漯河这件事看得很高，并且有明确指示，一切要开绿灯，特事特办，各部门要协调好关系，只能大力支持，不能设置障碍，要是把这支“优秀”的队伍赶跑了，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会影响到漯河整个改革开放的形象，会影响一大批投资者的到来，这是市委、市政府多次当着各方面的人强调了多次的；
二是我将自己掌握的源汇城市信用社的资料“兜落”了一点。由于我长期在国家机关工作，又从事的是投资统计工作，再加上在人民银行、财政部联合办公时积累的经验，对财务也比较明白，尤其是不用拿记录，就能将信用社的各项主要数据指标情况、对比分析情况、各个科目之间的矛盾，以及从中反映的问题，一一作了分析。
这下子人民银行和信用社的人防不胜防，根本没想到我会来这一手。最后我分析道，这件事情可以无限制地拖下去，没有关系，我们的资金也跑不了，就是这笔资金全部泡汤，一分钱也拿不回去了，也没有关系，我们有实力慢慢打这个官司，可以打持久战。但是我要将这些问题如实地向上一级人民银行汇报。
他们都知道，我和赵磊是同学，而我们的同学大部分都在银行系统工作，上到人民银行总行、下到各地市人民银行，有不少人已经做到处长、行长了，河南省人民银行的金管处处长就是我们的同学。
抛出这个杀手锏之后，人民银行和信用社的人都傻眼了，因为在当时，融机构都比较混乱，监管不力、信用放贷、坏账、死账司空见惯，潜在的风险很大，如果被我们捅了马蜂窝，他们不但乌纱帽难保，还要承担比这更严重的责任。
也许对方看我们实在太厉害，也许看我们早就有备而来，知道这几个外地人并不是吃干饭的，也就乖乖地认了。
为了防止事情的反复，我当场起草了一个协调意见书，用手写得工工整整，经过反复推敲，形成了正式文件，当场要求三方签字。尽管他们不愿意，但是我步步紧逼、毫不退让，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他们看实在是躲不过去了，也就签字画押。
一周之后，我们的资金连本带利，一分不少地回来了。于是，我们赶紧将这笔资金存在了自己完全控制了大权的典当行。
处理完这一场危机，赵磊就回厦门去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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