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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向宁简介
1972年11月，出生在北京。 1989年，16岁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攻读理论物理学，17岁撰写有关相对论的论文获得麻省理工大学理论物理研究中心教授高度评价，18岁主动申请退学。
1990年至1994年之间，做普通职员，涉及领域包括国际间贸易、旅游、电脑展销等。22岁成为一名青年企业家，同时也获得了人生中的第一个一百万。
1995年底1996年初，联合其兄张向东，创立北京创联通信网络有限公司，即后来的创联万网国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万网）的前身，担任董事长兼CEO。
2000年11月，与付光勇、TimothyWendt等创建“VeryE.com”。现任天下互联董事长兼CEO有业内人士这样评价张向宁：表面谦和，骨子里甚狂傲。
记者在2003年以来的频繁接触中，对张向宁却有“感性与理性完美结合”的感觉和印象。本来应该成为理论物理学家、研究相对论的他做起了企业家，而且是在充满激情、创意不断的新经济领域；本来应该更多地与理性、冷静、严谨这些抽象思维相随的他，却逐渐融合进了更多的感性、激情、创意这些形象的东西。
“我是一个有很强理性的人，也是一个很感性的人”，这也是他对自己的评价。
张给人最深的印象是：预见性、创业精神，以及要引领新经济的气魄。
“我有很强的预见性”
“我一直有很强的预见性，从青少年时代就开始了。我喜欢的理论物理、天文学方面的知识都很强调前瞻性、逻辑性。”
“互联网对人类社会的关键作用，那个时候我就体会到了，而且是非常独立地体会到了。我意识到，这个产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产业；而且，凭我们的才智，没有做不出来的东西”。
1995年，张向宁22岁，做进出口、国际招标业务已经很成功，是少有的小百万富翁。但正是在这期间，他发现了互联网，并被深深地吸引。很快，他开始进入互联网领域，筹建创联公司（万网前身）。张向宁的预见性首次在新经济领域彰显。
1995、1996年时，还没有门户概念，很多公司都在照搬美国AOL的商业模式，做互联网的接入服务ISP。万网是否也要做ISP？研究发现，在中国照搬AOL模式是行不通的。而结果表明，到1998年，几乎所有做ISP的公司，除中国电信外，基本上倒的倒，分拆的分拆，经营不下去。
那么，不做ISP又做什么？张向宁的预见性再次表现在对万网的定位上——做企业服务，做服务器端的服务。如今，万网每年有上亿的销售额，是互联网大浪淘沙后，幸存的几家成功企业之一。在1999年到2000年之间，B2C、B2B、IDC等都红极一时，万网也被游说或认真讨论过进入这些领域，但冷静的张向宁进行分析后，认为这些业务都难以获得长远的发展。后来，他的判断得到了准确的验证。曾经与万网寻求合作的美商网被清算，而中国整个IDC行业急剧畏缩，几乎所有的民营、外资IDC企业濒临绝境。
万网的成功，和几次绕过危险的陷阱，令张向宁又一次得意于他的预见性。
2000年底，他的预见性又一次令VeryE诞生。这是一个以竞争情报服务为核心的互联网创新公司。张向宁分析，第一代互联网以信息为核心，第二代以“知识”为核心，而第三代将以“情报”为核心，信息开始具备目标和针对性。2004年2月，VeryE获得日本VC的巨额支持，其赢利模式再次获得认可。
而今，张向宁又一次大胆预见，中国将进入“知识产权经济”时代。未来，凡是没有知识产权包括专利、商标的企业，不进行技术创新的企业，将不会再获得（超额）利润，甚至无法长久生存。
“我喜欢创业的味道”
VeryE融资成功后，张向宁将办公地点转移到繁华的中关村地段——知春大厦。在开放的会议间，陈列着AOL、YAHOO、AMAZON、EBAY等创始人的半身照片。
在办公室的进口处挂着一张大地图，是2000年硅谷创业企业的“清明上河图”，上面标注着2000年硅谷地区知名的创新企业的名字——有成百上千家。
“每个员工，在进入办公间时，都能仰头看到这张地图，它时刻提醒我们，要像硅谷企业那样富有创新、创业精神”，天下互联一位员工解释这样的布置。
这就是张向宁的方式。
虽然张向宁在新经济领域的二次创业依然选择了创办一家新公司，但他认为创业在于创新精神而不是创立公司。他认为，特别是对于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进入一家创业型的小公司，一样叫创业，关键是要有创业精神，而这恰恰是时下最欠缺的。
张向宁认为，如果是走投无路进行的创业，在西方看来，通常不具备真正的创业精神。真正的创业精神是要不断创新，不满足于以前的成绩，总觉得有更伟大的事情要做，而且你愿意承担风险。
因为创业其实就是一种投资。也许你并没有拿出太多的钱，但是你却承担了所有的风险、所有的机会成本，包括财富、时间，甚至生命；而同时这个投资的失败机会也很大。如此，仍然有这样一种创业精神是难能可贵的。恰恰是这样的创业精神，在中国现在是特别值得鼓励和提倡的。
“我喜欢创业的味道，关键在于，创业的过程及结果让我异常兴奋。”张向宁也是这么实践的。1991年主动退学，应该说就是一种创业精神的体现；1995、1996年创立万网，2000年创建VeryE，都是创业精神的反映。
“一个人，对自己现在的成功不满意，他就要进行跳跃，一定要让自己能够获得满足，不断地超越挑战自己的极限。”这就是张创新精神的原始动力。
不知道多少年以后，又一个新兴产业出现，而且比互联网更具吸引力，张向宁是否会像放弃万网一样，放弃天下互联再次创建一个新企业呢？
“我喜欢创业的味道”，这句话值得品味。
“拥有情报权和话语权，才能在瞬息万变的商业社会，拥有公平竞争的权利”记者：无论是当初的VeryE，还是重组后的天下互联，你们的产品系列似乎都是围绕情报展开的？
张向宁：我们认为，互联网已经发展到以竞争情报为核心的第三代互联网阶段。
第一代互联网是以“信息”为中心，从无到有，解决了信息的可获得性和可交换性。这时的代表性应用包括建立网站、使用E-mail、即时通信软件、信息存储等。
第二代互联网以“知识”为中心，信息开始有序化，无序的信息通过检索、罗列、分类、排名、聚合等工具被提升为价值较高的知识。这时的应用包括搜索引擎、目录服务、虚拟社区等。
第三代互联网则以“情报”为中心，信息开始具备目标和针对性，并强调信息的时效性和效用性，通过信息的高效整合和主动提供，直接指导人的行为和决策。
目前公司即天下互联中国网络情报中心（原365Agent）的一个主要产品就是提供以“情报”为核心的服务。
记者：感觉你们的产品与搜索引擎贴近，它们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张向宁：我们一直强调中国网络情报中心提供的服务不是搜索。通常讲，信息有两大方面，一是信息本身，另一个是信息使用者——人。目前搜索引擎只处理信息空间，并不处理人的空间，所以我们提供的服务超出了目前搜索所能提供服务的范畴。
记者：技术含量如何呢？近期还会推出新品吗？
张向宁：针对信息空间的搜索引擎的技术含量是蛮高的，因而并非很多公司都能做搜索引擎。而针对人的行为方面，就更加困难。我们并不想说自己的技术比搜索引擎更高级、更复杂，至少，其技术含量是与目前搜索引擎的技术含量一样高，而且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搜索引擎研究的是信息空间，我们研究的则是人的行为空间。
近期内，将为大中企业推出企业情报门户系统，即CIPS（Corporate Intelligence PortalSystem），是要为企业建立个性化情报需求的“企业的情报门户”。它是区别于大众门户网站及行业门户网站的智能互联网门户网站。企业情报门户系统，从企业的竞争情报、知识管理，上升到企业的Portal地位，是对CIS、KM、Portal的有效整合。
企业只有建立个性化的情报门户系统，才能在经济一体化的世界里，拥有情报权和话语权，才能在瞬息万变的商业社会，拥有公平竞争的权利。
“投资商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忙！从这个角度讲，如果一个投资商愿意在你身上花时间，就已经说明他对你感兴趣了”记者：2004年2月，你率领的VeryE公司经历一年多的谈判，终于获得日本三井住友保险公司的上千万美元的巨额投资。据说，此番融资非常艰辛，能介绍一下融资的过程吗？
张向宁：融资的整个过程确实很痛苦。双方接触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经过多次相互的谈判。虽然痛苦，但我们完全理解而且竭力配合。
因为我曾有过两次融资的经验，对投资商非常了解。投资商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忙！从这个角度讲，如果一个投资商愿意在你身上花时间，就已经说明他对你感兴趣了。
此次融资谈判经历了约一年左右的时间，投资方对VeryE的经营、技术、人才、商业计划、未来潜力等各个方面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和认定，最后决定给予投资。
这笔资金的获得，一方面说明VeryE的商业模式，受到了投资方的肯定；同时，公司的业绩、管理团队也都获得了认可。
记者：为何最终选择了日本VC？
张向宁：我们的融资原则是，VC只要是国际化的、职业的，都是我们欢迎的对象。至于为何最终选择了日本VC，那是因为双方谈得比较默契、投机。
其实，对于融资,在2000年底VeryE成立之初就开始了。从那时起，我接触了很多VC，但渐渐发现,VC们在经历过2000年互联网泡沫以后,个个都变得小心翼翼，支持阶段也纷纷向后移,投资更多后期的项目,早期的项目虽然也有，但非常少。而我们作为一个相对早期的项目，自然无法获得他们的青睐，关键是他们怕风险。其实这些VC对中国互联网行业并不十分了解,只是在跟着资本市场转。而美国VC则是比较典型的代表。
近几年，美国VC受到很大打击，总体表现不是很活跃，相比而言，日本VC更活跃，包括软银、软库、集富等。
记者：通常，能够获得VC的支持，管理团队起着决定性作用。听说VeryE团队中还有一位美国人？
张向宁：VeryE公司的三位创始人中，除了我，还有付光勇和美国人TimothyWendt。
我于1995年22岁时与兄张向东合作创立中国万网，并曾长期担任CEO。该公司自创办以来，保持了快速发展和优秀业绩，是上一轮互联网大潮洗刷后剩下的为数不多的成功者之一。
而付光勇于1997年加入中软公司，并开发了中国第一个基于互联网的围棋博弈系统，后致力于全文检索、数据挖掘、人工智能和代理技术等方面的研究。TimothyWendt则曾长期供职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远程信息研究所（CITI），具有20多年IT和电信业丰富经验，是互联网和IT方面的资深专家和高级经理人。
“真正的创业精神就是要不断创新，不满足于以前的成绩，你觉得有更伟大的事情要做，而且你愿意承担风险”记者：你第一次在新经济领域的创业是中国万网，有什么经验可总结吗？
张向宁：我22岁即1995年底，与哥哥张向东筹建创联公司，即后来万网的前身，成为中国最大的域名注册和网站平台服务提供商。
在这之后，我提出了“中国万网计划”，为中国数万家企业提供互联网网站服务，“中国万网”也由此得名。
2000年1月，由我发出倡议，联合新浪、搜狐等37家机构共同组建了“中国企业上网服务联盟”，并宣布将2000年确立为中国的“企业上网年”。
我一直担任该公司董事长兼CEO职务，带领公司从十几个人的小公司发展成拥有数百名高级职员、资产规模上千万美元的产业骨干公司。
在这期间，我带领中国万网完成了两轮融资，主要投资人包括国际数据集团（IDG）和美国NewbridgeCapital等。
记者：既然万网做得很好，为何还要二次创业？
张向宁：这样的疑问并非你一人有。
其实，原因很简单。我看好互联网行业未来的发展前景，并认为这中间有更重要的事等我去完成，并且我有机会、也有能力去完成。
当然，我也意识到可能会失败。但反过来，面对这样好的机会，如果我不去争取，对我则是无法接受的遗憾。
记者：如何理解真正的创业精神？
张向宁：相对来说，有些创业是被迫的，或逼上梁山，或以前的公司发生问题，再去创业，虽然也同属于创业的范围，但，某种意义上，他们体现的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业精神。真正的创业精神就是要不断创新，不满足于以前的成绩，你觉得有更伟大的事情要做，而且你愿意承担风险。
创业其实是一种投资。也许你并没有拿出太多的钱，但你却承担了所有的风险、所有的机会成本，包括财富、时间，甚至生命。而往往这个投资的失败机会又是很大的，所以，这样一种创业精神是难能可贵的。恰恰是这种创业精神，在中国现在是特别值得鼓励的。
我喜欢创业的味道，关键在于，创业的过程和结果让我异常兴奋，过程也许很艰辛，但却是我梦寐以求的。
记者：提倡创业精神就一定要自己创业吗？
张向宁：不一定。创业有多种形式，一是自己当老板，自己投资；另外可以合伙，从西方的经验来看，合伙企业能带来更多的资源；第三种创业，就是加入一家快速成长的小公司，你在那里会获得工资以外的其他权益，比如期权甚至股份。
对年轻人来讲，创业精神是特别需要的；但有创业精神，并不见得非要自己创业，特别是现在的新经济领域的公司，竞争日趋激烈，任何一个创业型的公司都需要有创业精神，而事实上，很多人没有。
记者：如果自己创业，应注意哪些方面？
张向宁：如果自己要创业，必须首先意识到，这是一件需要投入巨大感情和精力的事情，而且极有可能失败，要做好准备，这是健康的创业心态。
其次，要有恒心、要坚持，不能轻言放弃，因为很多事情都是一种积累，不能在没达到成熟时就轻易放弃。
我的每一次创业都非常不容易，经历了非常多的挫折，而且很多时候成功和失败之间就差一点点，如果不坚持就已经失败了，如果坚持也许就成功了。
至于具体的创业方向，关键是你要敏感地体会到社会整体的新机会在什么地方，要顺着社会的发展方向，在中间起到关键或辅助作用，这样，就会像顺水行舟一样，就会借着社会的势，很快地发展起来。
而且一定要认识到，时势造英雄。任何一个时代，新的事物的出现都会制造相应的英雄或骨干。
你看现在起来的这些公司，他们恰恰适应了当时的社会发展的形势。从这个角度看，无论是年轻的创业者，还是传统产业的公司，都应该积极地寻求社会新的增长点。
记者：如何看待创业者与职业经理人的差别？
张向宁：创业者的素质是最优秀的，对社会是非常奇缺的资源，创业者能把一个公司从无到有地确立起来，在这方面有特殊的能力，不可替代；而职业经理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替代的，不是唯一的。
很多的创业者最后成为了职业经理人（CEO）。他们认为，目前的事业已经是其颠峰了，即使再创业，也不会比现在更辉煌，于是他就一直做CEO，他们中间有很多人也是最成功的职业经理人。
当然，是否所有的创业者都具备职业经理人的素质呢？也不一定。由于创业者没有经营过大公司的经验，而一个成长性企业又不能等待，等创业者成熟，所以，这时往往要找一个职业经理人。
记者：天下互联设立了一个2000万元的专项资助基金，创业者关心的是，什么样的公司会受到青睐？
张向宁：现在风险投资界，有一种说法是不投早期，早期的项目风险很大。
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设立了一个2000万元的资助基金，试图帮助创业者度过最困难的时期。
一是有很好的商业模式：但仍处于未成熟阶段，没有很强的现金流；二是有较大的用户群，但还没有能够形成很好的赢利模式；三是与天下互联产品线有很好的契合点，这样的项目我们会优先考虑。
“中国要在新经济领域中处于优势地位，技术创新是一条必然之路，这点，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晰”记者：新经济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创新，包括模式创新和技术创新，特别是技术创新。你将二次创业的公司定义为一家创新型公司，但很多人包括国外VC总是这样说，中国没有创新的技术，对此，你怎么看？
张向宁：2000年二次创业时，“是否要创新”确实成了一个最严峻的问题。当时，外部大环境很不好。几乎所有的外资投资商都铁定认为，在中国无法产生创新技术，或说，新经济出现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他们说，这么多年来，没见过中国哪家公司有创新的技术，中国能够跟随全球的技术形势已经很不错了；况且，中国在很多产业方面，与全球相比还很落后，有很大的距离。这种情况下，中国搞什么创新技术呢？
另一方面，公司内部也有所动摇，“这时候强调创新是否有前途？”特别是一些骨干的离开，使大家对创新的发展方向产生了疑问。于是，公司面临两种选择，创新之路到底还要不要继续走？这是一条前途未知的路，而且是条非常坎坷的路；要不要转向其他的方向。
实际上，很多同期的公司被迫转型了，由一家技术创新型的公司，转型为替别人做开发、代理或是OEM。而我们没改初衷，就在这样的艰难背景下坚持下来。因为，我们有信心，要做新经济领域第一家创新型企业。
中国要在新经济领域中处于优势地位，技术创新是一条必然之路，这点，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晰。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要对自己进行重新的角色定位，不但要创新，还要引领新经济。
记者：最近大家一直对联想贸工技模式进行反思，更有报道称，中国科技创新乏力、中关村没有高科技公司等。对此，你怎么看？
张向宁：中关村企业，给人的印象多半是倒买倒卖，好不容易出现了一个创新型公司，做到一定水平时，内部就开始打架分裂。比如，公司的技术骨干，或中层的技术人员，由于他掌握了公司的一些技术核心，重新另立门户，又发展出一家小公司。中关村企业不停地重复着这一过程：稍微大一点的公司——分裂——成长——再分裂，呈现出诸侯纷争的状态，如此循环往复。直到现在，仍没有出现若干家特别大的公司。
与中关村对比，硅谷最大的特色是，不停地有小公司发展成大公司，而且越做越大。
究竟原因何在？关键是投资与投机回报不合理。
一个公司投资200万，雇佣5人，用两年时间，开发出一个软件。但突然间出现了另一家新公司，CEO找到前面那家公司5个软件人员之一，跟他说，我给你出20万，把你的技术给我。于是很快成交。
结果，投机者只用十分之一的成本，就得到了相近的技术成果。
反过来，投机者的机会也并不多，投机只能维持一段时间的生存，要想继续发展仍要进行投资。这样，投机者慢慢又变成了投资者，又被新来的投机者骗。如此，恶性循环。
这样以投机为特征的产业环境，是不可能产生任何高科技公司的。
而西方在这方面很成熟，已经建立起一整套的行为原则。比如法律体系，公司的商业机密等被盗用或被滥用行为出现时，给投资者相应的保护。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建立这样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记者：新经济时代，利润将主要来自哪里？
张向宁：中国的GDP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但中国的企业到底有没有利润？有多少？如果没有利润（或很少），那就意味着，虽然GDP增长，对全球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但中国人却没有变得越来越富。只是，经济规模越来越大，在国际社会中，越来越重要。但有时，经济规模越大，所赔的越多，亏损也越多。
超额利润将来自三个方面：垄断性、政策性、知识产权带来的利润。
价值越来越来自科技的进步，如果被授予了知识产权、商标、专利等，则意味着变成了稀缺资源，相当于提供了获得超额利润的许可证。
但目前，中国很多的大公司，都不具有自己的知识产权积累，结果是，要么OEM、要么贴牌。虽然他们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甚至是产业的巨头，但这些公司在赚取了渠道、销售这样一些利润以外，他们缺乏获得长期超额利润的核心竞争力。表现在，他们是否有创新，包括创新的模式和创新的技术，而且能把这些模式和技术变成其自身的知识产权。
比如某IT公司，一直在谈贸工技路线。确实首先解决了生存问题，但是，接下来的问题是，是否能长久地生存并且生存得很好、很辉煌呢？其实，并非如此。
如果企业还都是这样的状况，那么，未来二十至三十年，中国将出现危机。
对中国企业家来说，创新是一种历史责任和历史的必然，总会有中国的公司开始以技术创新为龙头、为核心价值，如果说以前还没有的话，那么就让我们来做第一家。
“知识产权经济”来了
移动通信业到底值多少钱？每分钟通话到底应该收多少费用？一部手机的“合理”费用到底应该是多少？
没有人能够为一种新行业、新产品、新服务真正确定价值，但是，这些价值都来源于一个最重要的共同来源，那就是以专利、商标、版权等为代表的“知识产权”。实际上，市场的竞争会使所有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趋近成本，而使厂商的利润趋向为零，而只有三种例外的情况：1、由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使这种资源成为稀缺资源或者垄断；2、产业特点造成的自然性垄断，或者历史造成难以扭转的垄断；3、政策性的壁垒。
只有保持创新能力才能创造真正的价值。如果现在我拥有一个能使你立即和梦中情人约会的月光宝盒，你说我到底应该换你多少个土豆呢？
中国有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和由此带来的区域比较优势，以及要求缓解就业压力的目的和原因。但是，如果中国人不学会怎么去创造一个又一个新的无可比拟的月光宝盒的话，只怕只能是生产出越来越多的土豆，并因此获得一个“衡量用多少个土豆去换别人新功能的月光宝盒才合算”的名分和机会了。
如果说我们劳动力成本低会成为我们一直的优势，那不和我们富民强国的国策自相矛盾吗？如果我们国家强大了，人民富有了，那我们不就变得没有优势了？且不论我们如何实现这个富民强国的愿望，一旦实现了，我们不就麻烦大了，因为我们丧失了国际比较优势了！
我们拥有如此丰厚的本土市场，如此活跃的消费群体，正是我们应该埋下心来，聚集能量，去制造我们自己的价值机器的气候。每每听到业内人士喊“技术可以往后放”（往往是尝过了什么是生存，而还没有尝过什么是辉煌的企业家），投资人评价“中国会有什么技术”时，有良知的中国人应该认为这是一种耻辱。
中国在这方面意识上的落后，造就了一代碌碌无为的企业家和现在的产业形势。但这也许就是新一代中国企业和企业家们真正崛起的内因和历史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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