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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凤1968年出生
北京风仪美容院经理
1999年10月，我经营的美容院固定顾客已经达到2000多人，在同类美容院中名列前茅；我有了自己的车，自己的房子，还有了一个温馨的三口之家。从打工妹到经理，可以想像这条路的艰辛。
1987年，我被青海警校录取，我天生胆小，一想到毕业后要和罪犯打交道就怕得要命。我不想上警校，父母骂我“没出息”，一气之下，我独自一人从甘肃玉门小镇来到了北京。
这是我第一次到北京，当时我的兜里揣着36块钱。接下来是拼命地找工作，我曾经做过每张铅字蜡纸7毛钱的打字员，做过一个月50多块钱的宾馆服务员；为了省钱，我曾把一日三餐改为一日两餐，最后是一日一餐。有一次饿得实在走不动了，我坐在马路边上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寻思开了，难道这就是打工妹的命？我不信，也不甘心。在那瞬间，我决定还是要上学，边打工边读书。我想拿下大专文凭后再找工作，出头之日就会快一些。1988年9月，我被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夜大录龋记得当时的学费是300多块，我手里只有省吃俭用的250多块钱。我想到了卖血,那时卖200毫升血可以换54元钱。
就这样我一边打工，一边读书，1991年9月我拿到了大专文凭。不久，我到一家文化公司打工，当时这家公司正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合办一个《相约在今宵》的节目，我主动去拉赞助，赞助拉来了就参加采编，一切竟还顺利。我想这是我一直没有放弃读书的结果，当初做出读书的决定看来是明智的。
有一次我采访靳羽西，靳羽西的一番话让我回味了很久：“美容业是一门美丽的人文事业。用你的品牌、你的双手、你的智慧，把世界上的女人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给她们一份自信。这是很好的职业。”
我是女人，我知道爱美是女人的天性，搞美容是可以赚钱的。谁不想赚钱?只要赚的不是昧心钱。我萌生了当美容师的愿望。
于是我离开文化艺术中心，揣着不多的积蓄去珠海拜师学美容，当然，是一边学习，一边在美容院打工。那段时间很苦，累了一天，我也不能放松自己，经常很晚了还抱着有关美容的书啃。
学习期满后，我如愿以偿地获得了高级美容师和主持老师的资格。我打工的那家店里的老板有意让我留在她的店里，我谢绝了。我想回北京，我觉得北京可开发的市场很大，加上我在北京已经漂泊了近5年，尽管还没有混上北京户口，但我已经和北京有了感情，我早已把自己当成北京人了。
回到北京，我听说有一家要倒闭的美容院正要出租店面。我找到那家美容院的老板。老板以为我是来租店面的，十分高兴。我诚恳地说：“我是一个打工妹，租不起房子，但我能把你的店管好，让它赚钱。我有这种自信。盈利了我们利润分成，我的月薪不能低于两千。如果1年不能盈利，我情愿给你打3年工，分文不龋”听我这么说，老板对我刮目相看，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我们正式签订了协议。半年下来，店里就盈了利，这是件好事，没想到老板的心态失去了平衡，他要跟我另签一份协议。
愤怒之下我离开了这家言而无信的美容院。“我要自己当老板。”回“家”的路上，这句话在我的脑海里出现了好几遍。
1996年8月，我在北京西城区的一繁华路段接手了一家不景气的酒吧，并把它改造成了美容院，这时我手中的积蓄只够交一个月的房租。好朋友劝我别冒这个险，但我相信风险和机遇同在。
这是自己的店，为了经营好它我投入了全部的精力。每天，我都会带着店里的几个美容师抽时间到繁华地带作宣传，为过往的女同志讲美容知识，讲美容的重要。能被请到店里做美容的客人，我们都细致周到地为她们服务。我还想了许多办法，进行感情投资，比如包期的顾客可在三八节、国庆节、元旦任选一次享受免费护理，顾客过生日也可享受一次免费护理。这样，我们渐渐有了回头客，这些客人还经常把自己的朋友带到店里来，顾客就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我又增开了两个分店。
(《中国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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