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以来，学费问题，特别是大学学费的问题，已经成了百姓家庭关注的焦点。本文考证了20世纪30年代我国大学学费的实际情况，并将历史和60多年后的现状做一比较分析。
　　虽然19世纪末年满清政府有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和南洋公学等设置，但实际上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我国才正式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20世纪20-30年代，我国的大学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苏杭、广州和一些通商口岸等地区；大学制度和规模逐步走向现代化、正规化。此后20年间，我国各大学先后培养出了几十万名大学毕业的专门人才，成为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从此，进入大学校园读书，成了每一个平民子弟的梦想。
　　可怜天下父母心！有多少贫寒的家长，甚至是几代文盲的家长，为了让他们的孩子可以佩戴大学校徽而节衣缩食，含辛茹苦，作出令“今人”难以想像的努力和牺牲啊！一个催人泪下的典型，就是30年代阮玲玉主演的经典影片《神女》中那位“她”，为了培养儿子成为一个大学生，便以卖笑所得的钱，供儿子的学费。这部无声影片的解说字幕中写道：“每当孩子回家向她讲述学校生活时，她的心灵得到了莫大的安慰，脸上露出了难得的光彩。”这是阮玲玉所创造的一个最灿烂的艺术形象；而《神女》也就成了中国电影史上流芳百世的杰作。
　　通常认为，在旧社会，上大学几乎是富家大户和贵裔子女的专利，一般劳动人民无力负担那样昂贵的学费，因而对于大学校门难以问津。
　　那么，20世纪30年代我国各类大学需要多少学费呢？当时一个普通家庭为了培养一个大学生，需要负担多少学费呢？恰好这就是我的研究项目，正可以用第一手史料准确地给出答案。
　　在30年代，我国的大学分为三大类：国立大学、私立大学，还有教会大学。学费最便宜但是也最难考取的，是清华、北大、北师大、交通大学、中山大学这样一些主要由国家教育专款支撑的国立大学；而被称为“贵族大学”的协和、燕京、辅仁和上海圣约翰、沪江等等，这些具有西方(特别是美国)背景的非常洋气的教会大学，近乎为外国大学的分部，学费特别昂贵；另外一些借助捐赠和基金会补贴的私立大学，如天津南开大学、北平朝阳大学、中国大学、中法大学、上海复旦、大同、大夏、光华大学等，学费介于两者之间。
　　30年代国立大学的学费
　　我查阅了1932年修订的《国立北京大学入学考试简章》，其中第14条明文规定——
　　北京大学学费每年银圆20圆，分两期，于每学期开学前交纳：第一期自9月至次年1月，交10圆；第二期自2月至6月交10圆。又，体育费每学期银圆1圆。这就是说，北大学生每年交费共22块银圆。宿费全免。
　　30年代清华大学以及北平医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等等的学费跟北大基本一样。
　　国立上海商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等，学费都是每学期10银圆，每年20银圆；但此外须交宿费12圆。
　　铁道部所属的交通大学(总部在上海、而在北平设有分部)的学费为每学期20银圆，每年40银圆。
　　1936年制订的《国立北平(北京)师范大学学则》规定：“本大学不收学宿费”，“入学新生除办理注册手续外，须交纳保证金20圆”，“本大学学生所交纳之保证金于毕业(或病故)时发还，但自请退学或因故由学校令其退学者，已交纳之保证金概不退还。”
　　全国各地的师范学校一律不收学宿费。
　　30年代教会大学的学费
　　我又查阅到1934年修订的《燕京大学本科教务通则》中关于纳费的规定：“本大学学生，每学期须于注册时，依照下列费用表纳费：本科正式生学费55圆；特别生附习生学费每学分5圆(学生以学分为交学费标准者，每学期至少需交学费15圆)；宿舍费(电、炉、水等)20圆；医术费(药费另计)2圆；体育费2圆；杂费2圆。”这就是说，30年代燕京大学本科正式生的学费每学期银洋81圆，每年162圆。
　　此外一些著名的教会大学，如辅仁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以及广州岭南大学的学费，跟燕京基本上一样，每年大约160银圆。
　　30年代私立大学的学费
　　我还查阅到私立天津南开大学的学费。据吴大猷教授回忆：“南开的经费，学宿费为一主要来源。学费每年60圆，宿费两学期30圆(每年共须交费90圆)，这与国立大学(如北大)之学费每年约20圆钱，自是很高的；但与教会大学(如燕京、岭南等)比较，则是平民化的了。”
　　北平市私立平民大学学费第一学期26银圆，第二学期25银圆，每年共51银圆；私立北平铁路大学(私立铁道学院)学费每学期29圆，每年58圆。
　　又，1934年制订的《私立中法大学组织大纲》规定：“本大学本科学生每年应该纳下列各费：(甲)学费全年30圆，分两学期交纳，每学期各15圆；(乙)实验费每学期5圆，不足补交，有余退还。此外，须交纳保证金10圆。”这个学校是由留法预科改办的，不必住宿，所以学费比较低，合计大约45圆。
　　1934-1936年上海市最著名的四所私立大学，被公认为学费比较昂贵(因为当时上海市生活程度为全国最高)：复旦、光华、大同、大夏，所收学费如下——
　　上海复旦大学每年学费100银圆；
　　上海光华大学每学期学费50银圆，每年100银圆；
　　上海大同大学每学期学费60银圆，每年120银圆；
　　上海大夏大学每学期学费45银圆，每年90银圆(以上如住校另收宿费)。
　　总之，在30年代我国的大学收费情况大致分为3种：国立大学每年约22-40银圆，师范类甚至不收学费；私立大学每年约45-120银圆不等，中间数约为90银圆；教会大学每年约160银圆。
　　30年代学费占平民家庭收入的份额
　　30年代我国民众各阶层的收入情况又是如何呢？
　　根据1929-1930年进行的社会调查报告《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所提供的数据，30年代初，一个典型的工人4口之家每年平均生活费为454银圆。
　　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通常为16-33银圆之间，平均约为22银圆；每个家庭必须有两个人同时做工方能维持生计。所以，一般劳动人民家庭若要供一个孩子上大学，只能是国立大学，如北大、清华、交大、北师大等等，或免费的师范院校。30年代北京大学、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和北师大有许多大学生来自劳动人民和小市民家庭，这是众所周知的史实。而私立大学或“贵族化”的教会大学，对于工农子弟来说确实是上不起的。特殊情况如清贫的青年周恩来能上天津南开大学，是因为减免学费的缘故。
　　30年代，国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大约5%-10%，或者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两个月的平均工资。而贵族化的“教会大学”的学费占平民家庭生活费的份额为35%，即三分之一；或者说，教会大学的昂贵学费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年工资的三分之二。怪不得当时有人说，教会学校是培养“高等华人”和“精神贵族”的温房；而北大、北师大则洋溢着“平民意识”。这是足以引发我们深思的。
　　30年代大学毕业生的起点月薪一般为50银圆；待遇高的可以拿到80银圆。一般从事脑力劳动自食其力的知识阶层，如中学教员、工程师、记者、编辑、职员等等，月薪在100-200银圆之间。大学教授平均月薪为350银圆；一级教授最高月薪可达500-600银圆。这些人群组成社会的“中间阶层”或者叫做白领劳动的“中产阶级”，鲁迅在《二心集序言》里面就认为自己属于“中产的知识阶级分子”(参看《鲁迅全集》第4卷151页)，他们正是劳动人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当时我国的大学生们多数来自这样的中间阶层。原因之一是这个阶层热爱知识，并且以他们所掌握的知识为社会服务；原因之二，是他们的劳动所得能够保障子女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学费，一般说来，大学学费不高于他们一个月的薪金。他们中间，收入稍低的可以把子女送入国立大学，收入较高的可以把子女送入私立大学。我曾经统计分析了当时许多高等院校的大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本文因篇幅所限，兹不赘述。
　　从货币购买力看大学学费
　　为了便于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作定量的比较分析，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早就提出了“生活费指数”、“生活程度”、“物价指数”和“货币购买力”等科学概念。我在前些年所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专题研究中，由统计数据计算出：30年代银圆1圆对于日常生活用品的购买力，约相当于1997年的人民币30元。这个基本换算率，已经得到一些学者的认同。举几个形象的例子：在30年代，1块银圆可以买6斤好猪肉，或20张公园门票，或两本不太厚的书；北平1块银圆足可以请客涮羊肉，上海1块银圆可以买两份西餐。最豪华剧院的入场券为2银圆，梅兰芳等“国剧大师”的票价为1银圆；一般电影票价为2角-8角银圆。
　　读者很容易把这些价格与今天的情况作一参照。
　　如此说来，在30年代国立大学每年约22银圆的学费，相当于今日的人民币660元；私立大学每年约90银圆的学费，相当于今日的人民币2700元；“贵族大学”每年约160银圆的学费，相当于今日的人民币4800元。
　　又，据新华社消息，教育部门发出通知：“从2000年9月新学年起，对北京地区高校年度学费标准进行上调，最高上限上浮20%，一般专业一般高校为每年4200元，重点院校为5000元；理工科专业一般高校为4600元，重点院校为5500元；外语、医科类专业一般高校为5000元，重点院校为6000元。师范、体育、农林、航海、民族专业等享受国家专业奖学金的学生免缴学费。”
　　那么我国目前人民收入状况如何呢？据报刊资料，14家调查机构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14座大城市进行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2000年我国大城市人均月收入821元，人均年收入9850元。
　　还有一个统计资料是有关“我国两亿城镇居民”收入状况的。国家统计局公布：1999年我国两亿城镇居民人均月收入491元，人均年收入5888元；根据“十五计划”，到200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月收入将达到666元，人均年收入将达到8000元。
　　这就是说，我国2000学年的大学学费，相当于14个相对发达的大城市人均年收入的一半甚至更多；而达到“两亿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的80%-90%以上。国立大学的学费占据市民家庭生活费份额的六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或者说，目前我国大学的学费至少相当于普通职工4-8个月的工资。这样沉重的负担，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难道可以说是合情合理的吗？(至于广大农村人口的人均收入状况，肯定比城市差得远；但因为缺乏可靠的统计资料，本文暂不能进行讨论。)
　　由此看来，大多数市民家庭为子女上大学的学费问题而苦恼、而发愁、而焦虑，是应该给予高度同情、高度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