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我怎么也笑不出来。

　　上周一是我们开例会的日子，我们的年轻记者小宇，一大早打电话来请假，说男朋友病了，大热天里高烧40度，嗓子痛得说不出话。

　　“别着急，赶紧上急诊吧，到附近的医院就行。”我说。

　　“不，还是去大医院吧，水平高一些。”于是从来没看过病的小宇陪着25岁的男友大老远地从酒仙桥直奔东城区一所知名大医院。

　　两个小时后，小宇打电话来，哽咽地几乎说不出话，“病看了，但是钱不够还没给治疗呢。您能不能让小郑来一趟，赶紧借我500块钱，我俩只有300块钱，能不能快点，他烧得实在是不行了。”

　　我一听也挺着急，“医生给你什么诊断？”

　　“扁桃体化脓，得输液，医生开了500多块钱的药，还得抽血化验，得200多块钱。快让小郑来帮帮我们吧！”说完不禁大哭起来。

　　“开的什么药，要花这么多钱？”

　　“是叫菌必治，1支80块。”

　　我一听就气不打一处来。凭什么一上来就用“菌必治”？那个男孩从来就没用过抗生素，为什么不从青霉素用起？一上来就用头孢三代的药，不符合抗生素的使用原则呀！呼吸道球菌感染为多，用青霉素是首选，即使是用头孢类的也应该用先锋Ⅱ号呀！

　　“你别着急，我马上叫小郑过去，钱给你带上，先别交费，什么药都别用，等小郑到了再说。”

　　小郑虽然不是学医的，但作为医药类报纸的编辑已经有三年了，天天跑医院采访，比小宇这个学文学的刚从学校出来的新人明白得多。我嘱咐了小郑几句，让她赶紧启程。

　　到了医院，小郑帮忙处理起来利落得很。首先，让医生开了全套生化检查，肝功、肾功、血糖、血脂，小郑说没有钱，不做。二来说还是没钱，把菌必治三天的量一共6支480元钱的处方撕了，请医生开了30支80万单位的青霉素，总共21元钱。就在这家医院分两次，上下午各输5支，其余的20支带走，明天、后天到小宇家附近的社区医院输去。

　　就这样，小宇和男朋友在医院呆了一整天。

　　第二天小宇来上班，大家都很关心。

　　“他好了，已经上班工作了。”

　　毕竟年轻力壮，又没用过抗生素，这青霉素还真灵。

　　“那也还得用青霉素，至少再用两天，治疗要彻底，否则，下回再感染了，细菌可能就耐药了。”

　　“我听您的。”小宇笑笑说。

　　小宇是觉得事情过去了。可这件事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

　　我们整天介绍大医院，希望病人能得到较高水平的治疗，而基础医疗水平就是这个样子吗？天天教育病人不要滥用抗生素，难道大夫们滥用起来比谁都厉害吗？

　　为此，我给三甲级大医院的三位朋友打了电话。某大医院急诊科主任说，他最讨厌手下人滥用抗生素，天天盯着还是有人不管不顾。“我一个人哪顶得住药厂一群人啊！”某医院医务处主任说，医院整天抓医疗质量，控制滥用抗生素也是工作重点之一。“等到有一天医保部门拒付像你说的这样的滥用抗生素，药费由医院承担大夫就老实了。”某呼吸科主任说，我们也是时时刻刻生活在“创收与良心”的缝隙之间，一句话“利益趋动”呗！

　　听了这些话，心里凉了一半，曾经在临床一线工作的我总是不愿意承认医生跟钱发生的“不正当关系”。就算我们只是碰上了一位业务能力不强需要不断学习的大夫吧。

　　无独有偶，当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京城某大报的记者听时，他冲着我喊，“这样的事儿太司空见惯了，头两天我打电脑多了，眼睛有点干，去一家大医院，你猜怎么着？大夫给我开了600块钱的眼药水。我跟他说，把你伸到我钱包里的手拿回去！”

　　我哑口无言，回来一狠心，他的这句话就成了今天文章的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