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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接连推出的三张“富豪榜单”——2005胡润百富榜、福布斯富豪榜和南方周末中国内地人物创富榜，再次将中国富豪们的资产积累路径引领到社会的聚光灯下，接受公众的目光与争议。
在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时期，出现了部分有着相似人生轨迹的富豪：他们发家速度极快，壮大历程隐晦低调，在各个融资机构间复杂“运作”。而在他们逐渐进入公众视野之后,随着一些消息曝光,监管力量随即介入，其中不少或因资金链断裂、或因东窗事发黯然收场。可以说，民企积累财富的路径是不同的，但是，一些民企“倒下”的路径，却有着惊人的相似。
他们倒下之后，人们对其称谓由“企业家”改口为“资本玩家”。也许是因为完成原始积累时所经历的融资煎熬，他们后来对资本的渴求与掌控欲望变得超乎寻常，他们的账面资产也随着所谓的资本“运作”迅速增加，但是这些却未必就是他们真实的财富。
顾雏军滑落轨迹：从原罪到资本渴求欲
在民企发展的过程中，肯定有一些人走过了头，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甚至是中期的时候，很多民企跟政府有资产或者是资金方面的关系，"原罪"属于灰色和黑色都有，黑色是属于犯罪，灰色则是说不清楚的人们将民营企业在资本初始阶段因为种种市场与政策上的不规范或是不足,采用了一些当时不合法的手段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称之为所谓的原罪。
中国社科院金融发展研究室主任易宪容向记者表示，一些民营企业之所以能够短期内扩张与发展，有的确实是在违法违规的基础上达成的：它们或造假，以欺诈性的方式骗取社会资本；或是通过违规违法的资本运作，套取民众及银行资金。香港中文大学郎咸平教授曾表示，在民企发展的过程中，肯定有一些人走过了头，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甚至是中期的时候，很多民企跟政府有资产或者是资金方面的关系，“原罪”属于灰色和黑色都有，黑色是属于犯罪，灰色则是说不清楚的。
不过，易宪容认为，不能因此下定义为“所有的民企都有问题”，但对于那些的确有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不管是谁、不管做多大，都应根据法律实事求是处理，差多少补多少，否则有些人可能会依然在投机或是违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说起沿着“原罪”轨迹滑落的顾雏军，没人不知道。2001年收购科龙电器可以称得上他的一个时间节点：之前，是其在海外孤身发家的秘史；之后，是他在广东、江西、合肥、扬州，采用同样的手法、翻云覆雨般复制相同资本故事的速成史。
1994年底，顾雏军在天津创办格林柯尔制冷剂(中国)有限公司，此前，他已经在英属维尔京群岛(BVI)注册了十余家以格林柯尔(GreenCool)开头的公司。
1998年，顾在北京、深圳两地成立了格林柯尔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次年，又在海南、湖北成立了格林柯尔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这四家格林柯尔公司，最终于2000年被注入在开曼群岛注册的格林柯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并于当年7月在香港创业板上市，筹资5亿港元。2001年，格林柯尔科技控股发布的2000年年报，令人惊讶：公司总收入3.64亿元人民币，是1998年收入的3300倍！
随后，带着来历不明的第一桶金，顾在内地展开格林柯尔系的资本故事。当被质疑收购资金来源时，他爱说的话是：“我现在最不缺的就是钱。”江西齐洛瓦，这是家在顾雏军出事后并没引起媒体过多关注的冰箱制造企业，但在顾氏资本范本中，它却具有典型意义：这种意义不仅在于其被顾雏军在江西模式中所被寄予的角色；它更见证了顾雏军们是如何用空手掌控国有资产的一套娴熟手法。
“顾雏军从来就没完成对我们的收购，我们的关系顶多称得上‘托管’，目前工厂属性仍是国有。”在调查中，该厂一位人士向记者披露，“他从没拿来过真金白银，也没对工厂进行革新改造。”
“他却四处宣扬，收购了我们。”该人士表示，“这对我们整个销售网络的正常经营带来恶劣影响，齐洛瓦在全国市场的维修网点也因此近乎瘫痪。”公开资料显示，顾雏军在2002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吹嘘，一旦江西齐洛瓦和吉林吉诺尔冰箱厂全线投产，科龙电器的冰箱年产量将达到500万台，这个数字约占全球电冰箱年产总量的25%。
记者获悉，当时齐洛瓦的情况是：年产10多万台冰箱，虽然资金困难、但没什么大窟窿。
另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顾雏军在表示收购齐洛瓦的态度上，也是前后反反复复、花招百出。“一开始看了工厂之后，表示要收购，后来又以厂房所在地不符合产业化流程为由表示不收购……但当齐洛瓦着手改制上市时，他又提出重组齐洛瓦。”
“但后一次遭到原来工厂高层反对，他随后就撇开工厂与地方政府谈。”该人士表示。
对于顾雏军一心要拿下齐洛瓦的原因，另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分析，其中无外乎两个好处：一是该厂历史债务少、而土地值钱，另一则是该厂的生产线可以直接注入江西科龙工业园，那也算是实现一部分对当地的投资承诺。
按照顾雏军拿下江西工业园区2378亩土地时曾向当地的许诺：科龙工业园于2003年建成投产，当年生产空调150万台，销售收入42亿元；2004年生产空调160万台，销售收入44.8亿元；至2009年，年产空调300万台，销售收入84亿元。此外，顾还许诺为当地提供1万个就业机会，这一度号称江西省引进的最大外商投资项目。
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对顾雏军来说，如果在完成收购后将齐洛瓦的生产线注入江西科龙工业园，压根连搬动生产线的劲都不用费，因为该厂几乎就在江西格林柯尔隔壁，5分钟的路程。但对于顾迟迟不拿出钱未完成收购，记者了解的原因是：顾雏军要“先处理好齐洛瓦的债务问题”。
不过，尽管顾雏军没掏出一分钱，他还是有“能耐”改了齐洛瓦的工装与模具，为科龙做代工，这也几乎是当时顾雏军在江西惟一的生产活动。但之前的承诺最终没能兑现。
江西科龙与江西格林柯尔同于2002年6月24日成立。知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该工业园仅建起了2万多平米的钢结构厂房，总成本不过400万-500万元。与之形成对比的却是：自2002年起，江西科龙账上已有大量销售货款收入，这些货款来自科龙电器在华东地区的分公司。
“顾雏军其实是把其他地方的销售单据拉到江西，利用工业园所给予的政策，达到避税目的。”上述人士称。
此前媒体获得的财务数据与工商资料证实了这个说法。2002年，江西科龙对华东六省一市的销售额达4700余万元；2003年，江西科龙主营业务收入达15.7亿元，其中对科龙电器华东六省一市各分公司的销售收入达13亿元；2004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进一步增至20.6亿元。而自2002年至2004年3年间，江西科龙的“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一栏却为空白。
顾雏军的运作中，江西当地政府所给予的优惠政策显然成为被其利用达到“合理”避税目的的工具，而江西南昌科龙工业园的2000多亩土地则成为他的一个融资平台。上述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以前这类企业对土地的一套融资套路是：先向政府承诺一定的投资，然后低价拿土地，交一部分土地出让金后，再拿土地去银行抵押融资。
而据此前媒体披露，2002年6月，格林柯尔筹备组接连走访了江西省建行、中行、工行和南昌市商业银行，最终，江西格林柯尔和江西科龙在建行江西省分行签署银企合作协议，开设结算账户，建行承诺在协议生效第一年内为江西科龙提供2亿—2.5亿元贷款；此后，南昌市商业银行，也向江西科龙授信1.9亿元。
随后，顾雏军也将其在江西模式搬到合肥、扬州等其他地方，虽然最终表现形式和发展程度不同，但事后人们发现：其套路大多如出一辙。
“顾雏军企图心太大，如果他安心做科龙电器产业，也不会落得如今下场。”4年前第一个提出为人民和企业减税的美籍著名金融专家、华东政法学院商学院名誉院长汪康懋认为。
江苏一位知名企业家向记者表达了类似看法，“客观地说，其实顾雏军有些项目都还不错，但他就是没有称好自己的份量，有多少钱就做多少事，而他却对资本的膨胀欲与控制欲太强。”
民企：做资本家还是企业家？
在中国现阶段，企业做实业的根基尚未打稳，过分追逐金融的模式，很容易最终发展成大量公司丑闻生成的土壤，并且民企在早期积累阶段所曾经经历的融资难，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之后产生对资金的强烈渴求欲望
不过，在顾雏军之前，这样的人有：唐氏兄弟、周正毅、早些时候的中国二号富豪杨斌……而在他身后，类似的人物还在陆续涌现。“他们愿做资本家而不愿做企业家的主要原因是，觉得这种模式财富增长得快。”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华民教授向记者表示。“但是，由于这其中有很多人本身就不懂金融，再加上动机不对造成的贪心、资金链紧张，这些都是大风险。”
一位曾有过投资金融机构想法的企业家则告诉记者，据其了解这其中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手边有钱，但找不到更好的项目，就以为金融业是个“避风港”，但到后来通常会发现：这个行业的利润空间并非是想象中的那回事；二是有目的虚荣心导致，其实压根没什么钱，投资金融是为了给外界一个“有实力”的假象；第三种比较常见，自身资金链紧张，为了获得更多的资金、撬动更多的资本，只有在不同的金融机构间和资本市场上反复“运作”。
“曾有专家问了我两个问题：你是为了更多融资呢？还是为了获取更大利润空间？如果为了得到更多资金，可以投。”上述企业家向记者讲述了自己做投资决定时的一段经历。
在中国证监会对顾雏军做出的八宗罪调查报告中，有一条“诈骗国有土地”罪行，不过，上述业内人士则向记者表示，这其实只是其获得更多的融资平台的一个套路而已。“虽然低价土地未来有一定套现空间，但顾雏军最为看中的却是以此多了个融资平台。”该人士称。
“从民营企业的角度来说,其经历的历史背景,使得他们有明显强于其他所有制形式企业的直接掌控金融资源的冲动，就是希望构筑起产业与金融相互支撑的一体化集团。”另一位分析人士向记者表示，“当时西方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其实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
“不过，这其中有个非常显著的区别，当时西方国家的产业经济发展到了极至，已产生了与金融资本融合的需求与基础，在国际上，金融资本是市场经济的最高形态。”汪康懋认为，但在中国现阶段，企业做实业的根基尚未打稳，过分追逐金融的模式，很容易最终发展成大量公司丑闻生成的土壤，并且民企在早期积累阶段所曾经经历的融资难，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之后产生对资金的强烈渴求欲望。
华民告诉记者，在日本和德国也曾出现过为“快速图成”的现象，虽然与中国目前个人行为不同的是，德国与日本是公司与银行之间，但后来这种模式被证明风险巨大，今天的日本银行系统已全面垮掉。
而汪康懋则颇为惋惜地向记者举例，江浙一带的民营企业做金融或收购上市公司的，都是失败居多。一旦名声在外后，这些老板从稳健变为盲目扩张、到处收购公司或“壳”；企业开始进行范围很广的多元化投资，这些投资效益都不好，导致现金流十分紧张。出现这些问题后，他们就急着找各种社会渠道融资，利息高达15%，新的金融黑洞也因此不断出现。
严介和：受争议的无形资产“原罪”？
舆论对其资产身家真伪、太平洋集团的财富路线及其零收购国有企业模式，发出疑问
以125亿个人财富排名2005胡润百富榜第2位的严介和，算是时下最受争议的人物之一。一年之内，这位自称赚取“阳光”利润的富豪，在胡润百富榜上的排名从去年的第66位跃升到了今年的第2位，个人财富从15亿元暴涨至125亿元。
严介和以承包市政工程起家，因大规模收购国有企业成名。他所掌控的太平洋建设集团95%的利润来自BT工程项目，不过，从2002年至今，严介和大量收购与主业毫无关联的亏损国有企业，陆续收购、托管了31家亏损大中型国企，其拥有的太平洋建设集团旗下成员企业达115家。
由此，舆论对其资产身家真伪、太平洋集团的财富路线及其零收购国有企业模式，发出疑问。此时，正是太平洋建设集团起家时的前身——当时的乡镇集体企业淮安市引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转变成民营企业的第10个年头。对其收购中所用资产的价值评估，人们不断提出疑问。
1995年，代课教师出身的严介和通过拍卖将乡有资产“淮安市引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转变成民营企业。当年年底，严介和以3800万元的机械设备发票、张万俊以199.3万元机械设备发票为出资凭证和7000元现金组建了江苏太平洋工程有限公司。在严介和的机械设备清单中，甚至包括两辆单价为29.6万元的桑塔纳轿车，该媒体表示，1995年最贵的豪华版桑塔纳轿车市价不超过22万元。
“29.6万元的价格包括了上牌照等其他杂费，当时桑塔纳二代刚上市的价格是要26-27万。”严介和告诉记者。他表示，淮安市引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原是租赁的公司，很多设备是从国外进口，项目结束时就以这些设备发票作为部分出资注册了太平洋集团。
1996年，严介和完成江苏太平洋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组建。在严介和申请成立报告中，集团的核心层公司为江苏太平洋工程公司(注册资本4000万元，法人严介和)；紧密层公司为江苏中山路桥工程公司(注册资本215万元，法人严介清)、江苏星海构件公司(注册资本128万元，法人沙正大)、江苏奥斯达轻钢结构公司(注册资本1215万元，法人沙浩仁)；半紧密层公司为淮安市三堡水泥制品总厂(注册资本86万元，法人张万俊)、淮安市三堡水泥预制品厂(注册资本32.4万元，法人陈加图)、淮安箱纸板厂(注册资本35.67万元，法人张晓林)。为了控制这些江苏太平洋集团有限公司内部的企业，严介和再次以机械设备等实物发票作为出资定价凭证，入股余下的6家企业，参股的比例分别为60%、53.13%、79.2%、18.6%、22.34%、24.3%。
1998年，成立江苏太平洋工程机械公司，注册资本421万元，江苏太平洋工程集团以15万元货币资金、406万元实物资产参股77.25%。
2002年，成立淮阴太平洋工程公司，注册资本2020万元，江苏太平洋工程以1550万元机器设备、12万元家具参股。
2002年，成立江苏太平洋玻璃公司，注册资本5092.23万元，江苏太平洋工程集团以1916万元实物资产、2480万元无形资产参股86.34%。2002年，成立江苏太平洋酒业公司，注册资本5065万元，江苏太平洋工程集团以3830万元的实物资产参股75.62%。2002年，成立江苏太平洋房地产开发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江苏太平洋集团、太平洋工程机械分别以1800万元的无形资产、200万元的实物资产参股组建。
2002年，成立江苏太平洋装饰设计工程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江苏太平洋工程集团以300万元的实物资产参股60%。
在2002年成立的注册资本5092.23万元的江苏太平洋玻璃公司，江苏太平洋工程集团以2480万元无形资产参股，比例约达48%；而在同年成立的江苏太平洋房地产开发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而无形资产的参股金额为1800万元，比例高达90%。根据《公司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以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作价出资的金额不得超过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20%，国家对采用高新技术成果有特别规定的除外。
对此，严介和向记者解释，上述无形资产是土地，“除了土地之外，太平洋集团从未用过其他无形资产出资。”对于自己财富增速过快所受到质疑，严介和向记者表示，原因是胡润过去把太平洋的资产低估了，并不是一年内财富从15亿快速增加到了125亿，“胡润自己也承认。”
在胡润之后发布的2005福布斯富豪榜上，并没有严介和的名字。对此，福布斯全球上海新闻社社长范鲁贤表示，太平洋建设集团比较特殊，福布斯对其财务状况并
没有完全了解，包括该集团的资金债务和现金流通都不是很清楚，因此无法判知严介和的准确资产。
事实显示，严介和在因胡润榜而被媒体广泛关注之前，就已开始遭遇挫折。今年7月，严介和托管景德镇百亿国有资产的协议，涉及资产80亿元，但一周后江西省国资委介入，协议最终被叫停。巧合的是，那时正是顾雏军的格林柯尔系危机全面爆发之时，而目前来看，顾雏军给当地所带来的伤害也堪称前所未有。
两个月后，吉林省也中止了与他的合作；10月下旬，曾誓将出事后的顾雏军赶出江西景德镇华意压缩(000404)的严介和，也被通知，太平洋建设与华意压缩控股股东——华意电器总公司的重组破裂。后来披露的江西省国资委的调查报告认为，景德镇市与严介和这种协议托管国有企业的运作方式，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嫌疑，风险来源于对太平洋建设集团公司的资金和管理能力一无所知。
严介和始终声称，自己的所有收购与交易“没有猫腻”。但他所面对的所有问号到底来自何处？是他的行为令人感到无法信任？是他所处的特殊行业在参与国资收购时不够透明？还是此前相继倒下的“资本玩家”们所重复的类同故事，开始令地方政府变得尤为谨慎或是过于敏感？或是之前争论已久的“民企原罪论”，使得舆论对所有民企富豪都有了先入为主的偏见？
万向的金融情结
早在2001年初，鲁冠球为实际控制人的万向集团就成立了中国万向控股有限公司作为打造万向金融王国的平台，在此之前成立的深圳通联、万向租赁、万向期货和通联创投逐步收归万向控股旗下
与严介和遭遇相似，同样也是因为一份财富榜单，一直被喻为民企“常青树”的万向集团鲁冠球，因此引来了与以往稍有不同的媒体关注。继10月12日胡润百富榜抛出之后，11月3日，内地媒体南方周末在北京推出了以“既富且仁”为评判标准的“2005南方周末中国内地人物创富榜”，共有90名富豪上榜。而在以个人资产、社会责任以及企业文明和公众形象为评选标准的创富榜上，个人家族财富分别排名2005胡润百富榜与福布斯富豪榜第7和第12位的鲁冠球，却榜上无名。
1945年出生于普通农家的鲁冠球，24岁受宁围公社领导邀请，出掌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在长达10年之久的时期，作坊式生产犁刀、铁耙、万向节、失蜡铸钢等五花八门的产品。1979年，鲁冠球放弃“多角经营”，集中力量专业化生产汽车万向节。1983年，鲁冠球用自家自留地里的2万元苗木做抵押，承包了当时已更名为万向节厂的萧山公社宁围农机修配厂。1988年，鲁冠球以1500万元向宁围镇政府买断了万向节厂股权。1993年，万向集团所属万向钱潮(000559)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2004年，万向集团收入超过200亿元，伴随着身边不少曾在相同年代起家的民企相继倒掉，鲁冠球及其万向因此被比喻为民企“常青树”。
在2005胡润百富榜与福布斯排行榜中，鲁冠球家族的资产分别被列为：80亿和65.12亿元，远高于创富榜排名第90位人物个人资产5.8亿元的数字。
创富榜揭榜当天，主办方项目总监曹辛向媒体表示，“虽然一些企业家很有名，但如果违背了‘创阳光财富、建和谐社会’宗旨的话，也不能上榜。”据了解，“创富榜”的评价体系包括个人财富、社会责任、企业文明、公众美誉度四项，分别占不同的权重，主办方更强调企业在纳税、捐款、提供就业、守法经营等方面的表现。而得到全国工商联和全国总工会大力支持的这项评选活动还分别推出了“诚信纳税榜”和“慈善捐赠榜”等4个子榜。他进一步向媒体举例说，浙江一家极有名的企业，经多方调查发现，其历年累计从银行借的钱比该企业的资产总和还要多。另外其员工常年加班，去年的加班费企业到现在还没有支付。这样的企业家不管多有钱，也不可能上榜，更何况好多企业根本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有钱。
对于万向等是否是由于涉及纳税、捐赠、环保、社会责任等除了资产之外的原因而未能上创富榜，曹辛没有回答，并表示自己没有暗指任何企业，“但如果达不到具体指标的企业肯定无法上榜。”对于同样的问题，万向方面发言人表示是“鲁先生个人的事情，所以没关注”。他告诉记者，“很简单，我们自己没有申报或是回复确认，所以就没上。”随后他表示公司不接受电话采访，请记者发传真。
不过，比创富榜更引人关注的是：万向系近年来资本市场上的表现，无不显示了万向强烈的金融情结。
早在2001年初，鲁冠球为实际控制人的万向集团就成立了中国万向控股有限公司作为打造万向金融王国的平台，在此之前成立的深圳通联(1995年)、万向租赁(1996年)、万向期货(1999年)和通联创投(2000年，原万向创投，2004年更名)逐步收归万向控股旗下。2002年，万向控股、万向钱潮(000559)和万向集团分别按40%、30%、30%的比例出资组建了浙江省第一家财务公司——万向财务，这也是国内获准成立的第二家民营财务公司。同年，万向控股出资1.2亿元，投资民生人寿保险，持有14.45%的股权，与泛海集团并列为第一大股东。
2003年开始，万向加大了旗下金融资源的整合力度。同年，受让浙江省工商信托24.85%的股份，与第一大股东——中国烟草总公司浙江省公司的股份仅相差9.5%，浙江工商信托持有浙江天和证券55.26%的股份，同时还拥有一家证券投资机构——浙江博鸿投资顾问有限公司。2004年，浙江省的首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浙商银行开业，注册资本15亿元，万向控股占总股本10.34%，与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旅行者汽车集团并列第一大股东。除了投资金融机构，在资本市场上，万向三农从万向集团先后受让“华冠科技”(600371)23.75%和6.2%的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从深圳通联手中受让了承德露露(000848)26%的股份，为二股东。上海万向资源受让中色股份(000758)第一大股东中国有色矿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10%的股份，成为其二股东，并且，中色股份还分别持有民生银行及民生人寿保险3.28%和13.25%的股份。此外，在2003年IPO的航天动力(600343)中，通联创投占5.41%的股份；万向集团为主发起人之一的航民股份(600987)于2004年8月IPO，万向集团持有21.75%的股份，为第二大股东。加上博鸿投资参股17.9%的西安旅游(000610)，以及1993年上市的万向钱潮(000559)，万向系直接或间接控股、参股的上市公司约有10家。在海外，2001年，通过万向美国控股万向霍顿保险，共同出资成立了霍顿保险经纪公司；接着成为纳斯达克上市公司——UAI公司第一大股东；2003年，万向在美国创立了私募投资基金——万向制造基金。
对于一个从地地道道乡镇企业经历近20年所发展起来的庞大集团，人们或许禁不住要猜想：鲁冠球对如此庞大金融体系的驾御能力将最终如何？而此间，坊间也曾传出万向之前在境外炒作期货巨亏的消息。“不可能，没有这回事。”万向的上述发言人在电话中向记者予以否认，并建议记者首先去监管部门核实。随后，他表示电话采访的话不能引用。
一向提倡“民企应专注主业”的汪康懋教授颇为担忧地向记者表示：“中国的民企没有金融经验、也没有金融专业技能，之前发生的不少例子也显示，中国民企所做的金融产业几乎没有成功，基本上民企跨过第二个产业都出现了不同的问题。”
“目前中国的许多民企从严格意义上说还谈不上企业，他们缺少做企业的扎实的产业根基，尚未经历过像世界500强那样一代代传下来、适应无数考验、产业不断升级、方向不断端正的过程。”汪康懋向记者表示，尤其在目前过剩经济现状下，处于制造行业的民企情况非常困难、成长也很不容易，甚至有的5年的都难以撑下去，所以企业一定要专注于主业，不断地看到自身产业所面临的危机、看到新的增长点在哪里。
对于万向的金融构架，华民则认为，虽然他的模式和动机与之前的德隆等不同：是以作好实业为前提、企业根基也比较扎实，在通过财务公司为公司闲置资金找到有利可图的金融产品，“但其风险是，如果其金融运作出现失败，他的实业也会受到伤害。”
民企需要怎样的“年检”
当中国经济发展到目前状况，在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的今天及未来,我们对于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也应该有不同于过去的标准
按照中国现状，汪康懋将中国民企富豪基本上划分为三种模式：第一，黑色富豪，他们通过内外勾结、欺诈、贿赂、骗贷等手段获得财富；第二类，游走在法律边缘的灰色富豪，他们占据了富豪的很大百分比，通过逃税、用假冒伪劣产品欺骗消费者等模式获得巨大的财富，往往这部分人还有些不当的政府官员关系以及不当的银行关系，或者经常不当调用资金；第三类则是白色富豪，即企业家。不过，在他看来，白色富豪也有两类：一类是通过先进的技术、通过不断积累经营盈利或在资本市场上市获取资金获得巨大的财富，或在互联网时代先知先觉，成为富豪；而另外一部分白色富豪则债务沉重，很多人的资产数字很大，但同时也背负沉重的银行债务，说白了就是徒有虚名、压根没有人们想象中那样有钱。
他认为，从我国现状出发，由于民企雇佣全国70%的员工，所以还是应该承认他们的主流是对人民对国家有贡献的民族精英，但当前要提高企业家道德培养和专业训练。社会要培植优秀企业家，十六届三中全会有三句话，以道德为支撑、以产权为基础，以法律为保证，道德放第一。“对有事业心、没有将资产化公为私的企业家还是应该教育拯救为主，对企业的不规范行为，根据国外经验，如美国证监会对高盛、摩根士丹利的罚款处理，应以罚款为主，刑事手段不能动不动就对企业使用。而对那部分真正的黑色富豪，倒是应该加强刑事处罚力度。”
汪强调，工商部门在年检的时候，要抓住几个事情，一个就是报税的记录；其次对所有的民营企业进行评级，不缴税，不讲信用，这样的企业存在的必要性就值得怀疑，“你想，国家怎么敢将大型的银行、钢铁公司等交给他们运营？所以先要甄别出一批优秀的企业和企业家。”
上述一位分析人士也向记者指出，虽然近期所披露的证监会给顾雏军所定义的8宗罪主要针对其账目、资金以及诈骗国有土地问题，但任何人都不会怀疑：顾雏军给社会经济秩序与资源带来了怎样的破坏。“这也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如果顾雏军们没有被发现犯罪、或是没有破产，假如他们依然被些地方政府奉为座上宾，那他们就一定是好公司、是值得尊敬的公司吗？如今看来，未必如此，评判企业还应该在于这个公司在怎样回馈社会。”该人士认为。
的确，当一个企业自身已失去良性造血功能、靠外界源源不断输血生存之后，即使他不出现违法行为，我们又能盲目地期待他为社会做出些什么？或许他的作用大多已是在浪费资源。
当中国经济发展到目前状况，在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的今天及未来,我们对于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也应该有不同于过去的标准。毕竟，民营企业从一种经济力量来说,他已不仅仅是某一个人或者一家人的私人东西，他事关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最终民企将经历大浪淘沙、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坚力量。
假如我们沿用比较低的标准,即使有些公司没有什么问题,但很显然,有些公司肯定无法负担起中国经济的未来。或许正如汪康懋教授所指出的，有的民企“脚踩西瓜皮——哪有政策空子就到哪钻一下”，在之前市场混乱的情况下靠所谓“手段”做大了，但下一步在正规的市场做就难了，因为他压根没有做企业的基础。
随着中国民营企业的壮大，中国市场经济秩序的不断完善，中国过快发展起来的民企，也需要对其理念和治理经历彻底的“凤凰涅槃”。就像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样：资本主义市场化和工业化的“课”必须补，补的过程就必须要承担先天不足的成本和痛苦。否则，就可能很容易走向事情的另一个极端，摔坏的最终可能不仅仅是民企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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