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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在璀璨的霓虹映照下，招牌上烫金书写的五个遒劲的字分外显眼：富士冲印店。老板桌上放着一杯早已冰冷的茶，是几个小时前就沏好的。尽管他挥汗如雨、嗓子因为不停的招呼顾客而沙哑，却一直没来得及喝上一口……
还有另一个场景：
同样是璀璨的霓虹，同样是烫金的招牌，不同的是，招牌显得陈旧，布满了尘灰；老板不耐烦的用茶壶盖拨弄着一杯热气腾腾的茶……
这两个场景有着同样的人物、地点，时针分别指在：2001年、2002年。
这是富士总代理中港照相旗下冲印店的真实写照。
中港集团，这个曾经风光一时的感光业巨头，何以如此沦落？
2003年7月，曝出富士意欲牵手乐凯，放弃渠道商中港的消息。中港何以被弃？
冤大头
2003年1月，有消息指出，富士产品在中国市场水货泛滥，仅就胶卷而言，水货所占的比例即为90%。
随后便曝出震惊中外的“珠海真科事件”。按我国2002年的关税税率，彩色胶卷被征以从量税，成品进口胶卷每卷应交纳关税及增值税10.37元，这还不包括胶卷生产成本和运销成本。但是2003年1月中旬，富士胶卷的国内批发价格在11.8元至12.4元之间。按照富士竞争对手柯达与我国政府签署的“98协议”规定，富士在我国不能设立生产厂家，完全进口的富士胶卷却拥有如此低的价格，其中的奥妙便不言自明。
珠海真科感光材料制作有限公司是富士胶卷在中国内地惟一的分装厂。按规定，真科公司只有30%的产品可以内销，而海关记录显示，1999年起该厂产品全部内销；此外，根据海关资料，该公司每年的进口量只有几十万美元，而国内市场上印有该厂生产字样的胶卷价值却高达上亿元人民币。
一时间，富士千夫所指。在一片骂声中，当时富士(中国)副总经理小泉雅士终于顶住压力站出来说了一句：富士冤枉！
小泉雅士称，无论是富士总部还是富士(中国)，从来没有给珠海真科投过一分钱，实际上珠海真科只是富士总社的代理商，有关“走私”的传闻与富士公司无任何瓜葛。
按小泉的说法，富士是被蒙在了鼓里，走私活动是它的代理商中港暗地操作完成的。这无疑把罪名推给了中港——富士在中国惟一认可的经销商。
面对100亿这样一个天文数字的走私，中港没有对富士的指控作出反应。也就是说，中港默认了富士的说法。
然而，业内资深人士透露：“在我们看来，富士与中港照相本来就是一家。”“中港照相参与走私，富士难脱干系！”
中港照相集团从1968年起就开始为富士公司打理在中国的业务，对外一直宣称“是日本富士在内地、香港及澳门地区惟一认可的经销商”。
表面上看，中港照相与富士公司的关系是简单的供应商与经销商的关系。但令人生疑的是，在中港照相的旗下，竟有十几家“富士”名号的公司。如果仅仅是代理关系，富士凭什么让中港照相挂这么多自己的招牌？
感光业一位知情人士说：“富士就算是没有直接参与走私，但能说自己对经销商的走私行为一点都不知情吗？”
知情人士更透露：“据我们分析，富士在境外交货后，由中港照相等公司负责将货物通过各种办法运进来，而富士在内地的分支机构主要负责掌握市场信息，通风报信。”
中港在这场走私风波中无疑充当了富士的替罪羊。然而让人不解的是，中港为什么甘愿做这个替罪羊呢？
亲密关系
日本富士胶片公司（香港办事处）总经理增田清忠曾在公开场所表示：“中港照相是日本富士在内地、香港及澳门的长期业务伙伴，双方关系密切……”
资料显示：自1968年以来，中港一直是富士产品在香港地区及澳门地区的惟一经销商。1980年富士进军内地，中港借富士之力在广州、北京、上海、成都四个城市均设置了办事机构，包括富士办事处（外企）、中商中港（国内企业）、中商港（负责管理中港集团下面快图美影像店）三个机构和多达十家的挂着“富士”名号的公司。
中港的年报中有这样一段：在1999年4月1日至2000年3月31日、2000年4月1日至2001年3月31日、2001年4月1日至2002年3月31日这三个财务年度内，日本富士总公司分别给予中港照相补贴1020万元港币、6522万元港币和7477万元港币。从这张表中还可以看到，2000中港照相销售增长缓慢，日本富士总公司补贴从2001年起大幅增加，销售额则在同年急剧上升。富士的补贴无疑在支撑着中港照相的运作。
一位接近中港照相的人士提供的资料清楚地表明，中港照相与日本富士公司之间的关系远不止“惟一认可经销商”这么简单。在中港的业务流程中规定：包括专业产品部、珠海销售部、广州分公司、北京分公司和西安分公司，各销售部门订货，必须填写订货申请表报计划部审核整理后统一计划订货。计划部收到各销售部门的订货申请表后，制定出订货单，并报总经理签字批准后，传真到中港照相业务部，再传真到富士公司订货。
富士公司开出发票后，传真到中港照相通知提货，中港接到通知及发票传真件后，即按发票内容填写送货通知单传真到计划部通知收货。而计划部收到送货通知单后，即安排进口及按照计划分配进入各地仓库。各仓库收货后，把实际收货数填写在送货通知单上，由计划部审核后再传真到中港照相，中港照相在每星期或每月将报表反映给富士公司。
而在《富士公司通知售货的流程及要求》中规定：富士公司发出售货通知单给中港照相，由中港照相再转发到计划部。计划部在收到售货通知单后，即填写代富士送货通知单传真到有关销售部门安排送货，有关部门根据送货通知单，按照销售流程及出仓流程对外发货，并在送货通知单上填写有关内容传真回计划部。
所有这一切程序，完全处在日本富士公司的掌控当中。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中港成了富士的傀儡，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富士会给中港提供财政支持。
到此我们不难明白，中港是吃富士用富士，自然得为富士消灾——做口含黄连的哑巴。
始乱终弃
富士在中国有正常途径开拓业务，为什么又要支持走私呢？
一种普遍的看法是，富士希望用倾销的办法，挤垮乐凯，赶走柯达。
坊间有猜测：富士在正常途径业务开拓的失败，使其不得已而采取这种措施来牟取更大利益。
富士于1980年率先进入中国内地后一直保持市场第一的位置，然而1998年以后，80%的市场份额急速滑至20%，昔日江山被柯达疯狂的吞噬……
在此大背景下，中港作为富士的亲密战友开始肩负起富士在中国抗战柯达的重任。中港为富士保住这20%的市场份额立下了汗马功劳。仅香港这样一个弹丸之地，中港就为富士开拓了多达60个的冲印店。在中港的努力之下，富士也稳固自己的江山。
因此，日本富士在走私事件曝光后采取牺牲战友的做法实在无情无义。
感光业一位知情人士说：“富士这次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我们觉得，他越是这么说，越是等于在挖坑埋掉自己。”
2003年，媒体又曝出富士与乐凯达成合资方案内幕。尽管乐凯董事会秘书李建新用“简直是瞎扯”、“扯淡”等词句完全否认有关报道，但先知先觉的市场主力资金早已提前介入了该股，股价也从最底部上升了近40%左右。
富士在发生这么多故事后传出与乐凯合资，到底是幌子还是富士既定的战略呢？
1996年，中国是柯达胶卷的第17大市场，2001年上升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市场，预计五年后市场份额将染指60%，比富士与乐凯的总和还要多。由于富士在“98协议”期间无法介入中国影像产品生产领域，严重影响了其在国内市场的发展。而一旦拥有了乐凯，便能狙击柯达的扩张和蚕食。事实上，2001年初，乐凯和富士确也传出过合资的消息：富士以货币、技术和管理入股，持股比例为49%，乐凯以厂房设备入股，持股比例为51%。两年后，富士再降合资筹码，双方投资比例基本确定4：6。
2003年5月16日，乐凯胶片聘任了以前是负责乐凯数码分公司的李京源为公司总经理。这意味着乐凯将渐渐淡出其赖以起家的胶卷本行，而将主要业务转向打印相纸等与数码影像相关的耗材。业内人士认为，乐凯全力进军数码影像市场为与富士的合资增加了可能性。富士作为数码影像的整体方案提供商，几乎囊括了数码影像的整条产品线，可以在硬件设备上大大弥补乐凯的不足。一旦富士与乐凯合资，乐凯的销售网络和市场也将为富士所用，而这正是富士与乐凯合资的最大目的。
富士（中国）总经理森泰造日前表示，2003年，数码相机、一次成像相机和小型数码冲印设备将成为富士主攻中国市场的重点。此外，在北京、广州和成都成立分公司也已列入富士（中国）今年的计划，目的就是全面铺设富士（中国）自己的网络。
然而，这对中港来说无疑是背后一刀。中港一方面卖力的为富士开疆拓土，任劳任怨；而富士却在背后秋波暗送，将橄榄枝投向乐凯，同时抛低胶卷和冲印业务，断了中港的粮草。真科事件使中港的形象被严重破坏，富士秋波另投也变成“情有可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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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感光行业的7家主要企业整体陷入困境。累计近百亿元的亏损和负债使政府下决心对整个感光行业进行整合。1994年初，柯达高层向中国政府表达了全行业收购中国感光材料工厂，在中国建立世界一流水平感光工业的意图。经过近4年时间70多轮艰苦谈判，那场涉及5省2市7家企业的“全行业”合资终于在1998年3月以“98协议”的面目呈现：中国7家感光厂，只保留保定乐凯一家，厦门福达、汕头公元、无锡阿尔梅3家感光企业与柯达组建合资公司，上海感光、天津感光和辽源胶片3家感光企业在合资公司3年基建期内不与其他外商合资合作。
根据“98协议”，柯达投资12亿美元，收购上海、厦门的全部感光生产设施，收购汕头公元的彩色胶卷生产线以及对合资公司进行改造。柯达得到了三年的中国市场专营权，成为惟一能在中国生产和销售感光材料的外资企业。柯达借此在中国大陆市场开发了8000多家的柯达快速彩色连锁冲印店。
事实上此份协议本应属于富士，是富士自己拱手相让。从进入中国市场的时间上来说，富士早于柯达，1998年国内的感光材料行业陷入困境，当时政府有关方面首先向富士提出了合作意向，但富士却表示没有兴趣。日本企业更注重投入和产出的正比，喜欢采取“短平快”式的竞争策略，从而导致当时的富士没有对中国本土产业做出实质性承诺，拒绝了政府的橄榄枝。“一招棋错，满盘皆输”。从“98协议”开始，富士从以前的优势地位急剧下降，当富士意识到自己的战略决策失误已为时已晚。它曾试图反击，但每次寻求国内厂家合作时，总是被对手柯达不依不饶地凭“98协议”挡在中国大门之外。
当年参与签订该协议的一位中国官员说：“富士没想过来中国合作建厂，但柯达却是主动找上门来的。”对于富士来说，这无疑是历史的伤。这种伤却也最难愈合。
中港倒戈路茫茫
2003年5月，中港集团所有办事人员都并入中商中港，其在国内的富士办事处名存实亡，仅仅留下了一个框架。
2003年5月下旬，公司出现了这样一幕啼笑皆非的剧目：员工上班无心，却纷纷在公司留影，作好随时离职的准备。原因是中商中港为了生计，不得不做出裁员的决定，由原先的40人削减至24人。更为戏剧的是，一到发工资的日子，中商中港的几个高层就把销售部的员工聚在一起开会，要求他们把以前一些账款收回来，以避免出现发不出工资的情况。
为了安抚广州中商中港人心，中港集团主席孙大伦私人助理周伟棠在非典“肆虐”的情况下，专程从香港赶来广州为员工打气，准备从6月份开始重整旗鼓，在国内市场“大干一场”。但周伟棠前脚离开广州，员工就接到人事行政部的一份特别的通知：由于“非典”肆虐，要求从6月1日开始，公司员工实行轮休制，部门经理每月休息4天，写字楼员工包括店长每月休息6天，而店铺员工则每月休息8天“无薪假”。还有消息透露，六月“强制性休假”完毕以后，7-8月份可能要求员工休息21天……
中商中港的财务报表对其经营状况恶劣做了更为明确的证明。在广州中商中港2003年4月份的资产负债表中显示：1-4月份，中商中港已经亏损了200多万，而从公司成立以来，中商中港一共亏损了1000多万。
中港陷入如此困境，和富士的决策失误不无直接关系，而今富士却对此不理不问。中港某员工也曾声色俱厉的控诉道：富士过河拆桥！
湖南省首家FDI店（中港旗下单位）老板在一份工作报告里写道：“我们在挣扎，我们在求生存，我们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自己找关系，找媒体，撑着富士公司的面子……如果富士只管卖机器，不管你死活，那么我们也就只好认命了……”
与富士表现判若云泥的是，由于非典的影响，为了让旗下的柯达快速彩色店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经济活力，柯达公司与中国银行、上海工商银行合作推出非典关爱计划。根据该计划，柯达将为现有参与中国银行“创业宝”贷款计划的柯达快速彩色店支付三个月的贷款利息。目前全国约有300多家柯达快速彩色店参与柯达与两家银行合作推出的贷款计划，贷款总额人民币7800万，其中大部份投资于数码冲印店。
为君者倘若不仁，为臣者大可不义。否则，便是重蹈愚忠的覆辙。
2003年7月，某富士店店主向媒体投下一枚重磅炸弹：中港照相器材负责国内市场的高层向客户透露，中港集团有可能将在四川、上海以中商中港的名义销售柯达胶卷、相纸、药水等耗材。
实际上，据最新的消息显示，中港集团已经和富士签署了代理协议。那么这就意味着，起码年内中港不会经销柯达的耗材。但据业界分析师分析，接下来的财政年度中港极有可能和柯达合作。这将增加中港的利润，也会增加中港在和日本富士谈判的筹码。
一拍两散。对中港而言，前路迷茫；对富士而言，中港“叛变”还有乐凯这个同盟军。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肯定一点：富士从此很难再找到中港这般仗义的战友为其背黑锅。退一万步说，至少，富士将会失去香港那个弹丸之地的60多家冲印店。事实上它的损失肯定还不止于此……
富士，中港——这两个名字当年是重叠在一起的。仿佛《战神传说》中的两片玉玲珑，合在一起时曾发出过悦耳的声响，而当一旦分开，便会悄然无声了……
原载：《知识经济》2003年第八期 作者: 罗小卫、周季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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