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日报》2005年9月8日第4版刊登了一篇题为《两车相撞由哪家保险公司定损为准》的案例，说的是两车相撞后，原被告争论的一个焦点便是哪家保险公司拥有定损权。该文认为“一桩车祸索赔诉讼暴露出法 律规定漏洞”。然而，在笔者看来，本案定损权之争的背后是利益的纷争。如何平衡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需要综合地运用保险和法律的基本原理。由于本案尚未审结，本文只能试图仅就现有资料剖析该案的保险责任交叉及相关法律问题，以期能够对实践工作有所助益。
　　两车相撞：定损金额起纷争
　　2004年6月15日，苏州市某公交车在行驶途中发生车祸，与另一辆同路行驶的车辆发生碰撞，致使公交车上一名乘客当场受伤。公交车及时通知了自己车辆投保的平安保险公司对被撞车辆进行定损，并进行了维修。当时，平安保险公司定损该车修复各项目总和为5652元。后经交警部门作出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该起车祸中，一辆挂靠在苏州荣顺运输代理有限公司的车辆驾驶员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为此，公交公司认为自己车辆所受的损失，理应由责任车辆所在公司来承担，便于8月11日将运输代理公司及其车辆投保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沧浪支公司告上法院，要求其赔偿汽车修理费用。可是没想到，公交公司的诉请却遭到了运输公司的质疑。
　　9月7日，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第一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人保财险苏州沧浪支公司当庭就对平安保险公司的定损金额发生质疑。他们认为，既然公交公司要根据运输代理公司肇事车辆所投保的第三者责任险向他们索赔，就应该及时通知他们公司对公交车进行定损，而不应该由公交公司通知自己投保的保险公司进行定损。对此，公交公司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他们的车是被对方撞坏的，车辆造成的损失当然要通知自己投保的保险公司。况且当时要及时找到对方车辆的保险公司还要收集材料耽误时间，他们的公交车还要继续使用需要及时修理，通知自己投保的保险公司合情合理。再者同是保险公司，定损都是由专业人员负责的，他们的定损金额应当是合理的。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定损权利：各家公司应平等
　　本案中，原被告双方争论的一个焦点是哪家公司拥有对事故的定损权。所谓定损，又称损失核定。是指保险理赔人员在分清保险责任的基础上，会同事故车方及事故有关当事人依据保险单、条款和法规，通过平等协商进一步确定事故车辆及相关的财产损失，核定事故中人员伤亡的费用，以及进行损余物资作价处理等事项的工作。
　　我国《保险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做出核定”。一方面，该条要求保险人在定损时须负及时性的义务；另一方面，独立自主地定损还应该是保险人的一项权利。定损环节是保险人确定其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重要事实依据，任何机构和个人都是无权干涉的。因此在法律上，各家保险公司的定损权利应该是平等的。
　　诚如《法制日报》报道的那样，“对于两车相撞到底该通知哪辆车辆的保险公司来定损，法律上并无强行规定”。因此，本案各方当事人便陷入了认识上的误区。原告认为，应该通知平安保险公司定损；被告认为，应该通知人保公司定损。
　　保险交叉：赔偿责任落谁家
　　本案还涉及到保险原理中的责任交叉问题。肇事方运输公司在人保财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公交车在平安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辆损失保险，二者的交叉在于不同的投保人分别作了不同险种的保险安排。不同险种的责任承担顺序又是怎样的呢？最终的损害赔偿责任又应该由哪家保险公司来承担呢？按照保险理赔的一般原理，此时应该由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人承担责任。
　　究其原因，在于损害事故发生后，受害方公交公司面临着两个请求权，即基于侵权行为而产生的向肇事方交通公司提出的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以及基于保险合同而产生的向平安保险公司提出的保险补偿请求权。根据请求权竞合的理论，受害方也即本案原告只能选择行使其中一项请求权。如果受害方选择了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肇事方的责任最终要归属于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人。如果受害方选择了保险补偿请求权，其必须向承保机动车辆损害险的保险人让渡其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机动车辆损害险的保险人自赔偿受害方之日起便取得了向侵权责任人追偿的权利。其行使追偿权的后果，是肇事方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最终的赔偿责任还是要归属于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人。综上所述，发生本案保险交叉情形时，赔偿责任最终将由承保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人承担。
　　本案原告向肇事方运输公司提起民事诉讼，说明其已经放弃了向平安保险公司请求保险补偿的权利。其能够得到救济的惟一途径便是向肇事方运输公司请求侵权损害赔偿。当然，最终的赔偿责任，一般来说是要归属于人保公司的。
　　至于平安保险公司核定的5652元的损失金额是否合理，笔者认为，应由被告负担举证责任。如果被告不能证明上述损失金额的不合理性，那么法院将会判决被告赔偿原告5652元损失。惟一须明确的是，此时法院采纳平安保险公司定损金额的依据，并非什么“以哪家保险公司定损为准”，而是由于被告在诉讼中承担了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使然。(齐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