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在“浙商”、“粤商”们蜂拥到海外淘金之时，内地的湖北商人也开始走出国门。不过，和时下那些走出去的“主流”沿海商人不同的是，湖北籍的海外华商无论是人员规模还是企业规模，都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但他们却真实代表了中国内地商人在海外的发展状况。
　　今年8月，《商界名家》记者接触了回中国参加第五届“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创业发展洽谈会”(简称“华创会”)的部分湖北籍商人，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海外鄂商的一个侧面。
　　海外华商中的“少数民族”
　　“整个欧洲华商的人数都不多，湖北籍的商人更是少数中的少数。”
　　8月10日下午，当记者见到蒋国璋时，他正在为在内地投资的一个项目接电话。在他的身后，是这样一堆头衔：荷兰华人社团联合会副会长、海牙及周边华商会会长、荷兰湖北同乡会会长、楚天欧亚职业学院副院长……尽管在海外多年，记者还是能听出一口浓重的黄冈口音。
　　在欧洲，像蒋国璋这样的湖北人几乎都是开始在当地白手做贸易起家，既没有强大的经济后盾，也没有像温州人、广东人那样的庞大群体，起步普遍比较艰难。尽管如此，凭着湖北人与生俱来的九头鸟精神，湖北佬硬是在欧洲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蒋国璋告诉记者，近年来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开放，越来越多的湖北人加入到海外淘金的大军中来。“但湖北人在数量上绝对是少数。如果说华人是当地的少数民族，那欧洲的鄂商就是这个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民族。”采访中，俄罗斯湖北同乡会会长马东亚也向记者证实：在莫斯科，湖北同乡会的会员只有200人左右，其中经商的就更少了。
　　其实不仅是欧洲，即使是在海外华人最多的美国，湖北商人的规模也远远不能和当地的温州人、潮州人相比。祖籍湖北武汉的章仲林20多年前曾是武汉歌舞剧院的一名编导，1981年只身来美国创业。现在已经是美国湖北工商总会会长的他，见证了在纽约的湖北商人从无到有、由弱及强的过程。“在纽约的湖北商人，很多都是我这些年慢慢带出去的。”说起这些，章仲林颇有些自豪。正是因为在美国的鄂商人数有限，所以美国湖北工商总会甚至担负起了当地整个湖北华人维权的重任，“涉及到与当地文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需要调解，我们也会出面。”
　　在东南亚，鄂商也算不上是当地的主流华商。与其他非亚洲国家不同的是，亚洲不少国家的鄂商现在都已经发展到第二、第三代，很多人都属于是父辈过去创业，自己在当地出生，而且这些人大多拥有当地合法的国民待遇。采访中，记者遇到了马来西亚湖北同乡会会长张麒麟和缅甸湖北同乡联络部主任陈西洲，两人都是当地第二代华商中的优秀代表。
　　尽管是土生土长在马来西亚，张麒麟却能说一口带有浓郁南洋口音的普通话。张的祖籍是湖北天门，他告诉记者，天门是湖北最大的侨乡，从天门出去的人大都在东南亚扎下了根。上世纪30年代，天灾人祸给天门人的生存带来巨大威胁，为了生存，张的父母和乡亲们不得不背井离乡，远赴南洋。直到1988年，张麒麟才首度踏上故土。而缅甸长大的陈西洲同样祖籍天门，1935年，陈西洲的父母带着1个哥哥到了缅甸，他则是1942年在缅甸出生，但直到1989年才申请到缅甸公民身份证，并由此获得了购买不动产的资格。到现在，他经营着“貌貌生”和“东方玉”两家公司，涉足牙科器材、金行器材、珠宝(主要是玉器)等领域，生意越做越好。陈西洲介绍说，目前在缅甸定居的湖北人全部来自湖北天门马湾镇，总共只有五六十户。当地最多的中国人以云南、广州、福建人居多，近年来去缅甸经商的湖北商人几乎没有。
　　海外掘金鄂商大多白手起家
　　“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湖北人的聪明和勤奋在海外同样被认可。语言不通、财力匮乏、文化障碍等问题并没有阻止他们在掘金道路上不断前进。但由于人数少、规模小，去国外的湖北人大多白手起家，步步艰辛。
　　蒋国璋本是学医出身，1989年到荷兰北部城市戈罗宁根学习金融和企业管理。因为在国内只学过英语，到荷兰后，他不得不从头学起荷兰语。那段时间，每天除了上课就是打工。毕业后，他应聘到一家超市做财务工作。工作3年后，他开始自己出来创业。海外的华人做生意几乎都是从餐饮业做起，他也未能免俗，拿出所有的积蓄开始经营中餐馆。蒋国璋笑称，如果一定要说掘到第一桶金的话，那他就是靠着中餐掘到他在海外的第一桶金的。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蒋开始把做事业的眼光放得更远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将自己的中餐馆开到了海牙，并且在海牙定居下来，同时开了一家贸易公司，专做中国与荷兰的服装进出口贸易。
　　章仲林的创业故事更让人唏嘘不已。1981年，“到美国去”的冲动让这个年轻的艺术家毅然放弃了留在武汉做编导的好工作。一个人来到美国后，举目无亲、身无长物的他只能到纽约的中餐馆打工，休息的时候给当地居民送盒饭，而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3年。
　　1984年初的一天，纽约下起了大雨，冷风夹着雨点让那天的天气格外寒冷。很多人不愿出门，而这样的天气却正是送盒饭的“大好时机”。“街上只有我一个人，想想在美国过的日子，我骑着车子不知不觉就掉下眼泪来。”章仲林回忆说，就在他情绪最低落的时候，街边出现了另一个与他同病相怜的弟兄。那个人和他同期来到纽约，之前是江西一个乒乓球教练，同在一个区域送盒饭。“大概他和我一样的感受吧，当我们在空旷的大街上四目相对，不知道是谁先说的：‘我们为什么不能自己做？！’”第二天，他们一起辞职，开了一家中餐馆。开始是做水饺，后来慢慢做盒饭，再到后来，做文化交流、做房地产……如今，章仲林已经是美国湖北工商总会会长，同时是美国纽约家乡房地产开发公司和美中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两家公司的董事长，在当地华人中有很高的声望。章的儿子和女儿也都已经毕业，打算自己创业。
　　俄罗斯湖北同乡会会长马东亚来莫斯科之前，下过乡，当过兵，进过工厂，上过大学，当过国有企业的总经理，搞过科研并拥有高级工程师职称。现在，他的身份是莫斯科东方集团总裁，集团在宾馆业、旅游业、文体科技业、国际贸易业等很多行业都有一定实力。但在俄罗斯，像马东亚这样的湖北商人还只是少数，据他介绍，大多湖北商人在俄罗斯只是做简单的服装、鞋子贸易。他们甚至不需要从国内进货，往往直接从当地的浙江、福建等地的商人手里拿。他举例说，一部分温州商人“灰色清关”进入俄境的整集装箱鞋子，一进入莫斯科就被批发给当地的很多非温州籍华商，“当然也包括湖北商人”。马东亚介绍说，莫斯科的湖北商人大多吃苦耐劳，不像有些内地北方去俄罗斯经商的人，生意旺季就留在俄罗斯，闲下来就回国。他认为现在俄罗斯的状况就和中国10多年前的情况差不多，轻工业产品匮乏，商机很多。马东亚曾在俄罗斯经营过家具生产厂，据他介绍，苏联解体时期的家具生意利润丰厚，“那时在俄罗斯，卖家具被认为和卖军火一样赚钱。”
　　针对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鄂商在海外创业的起点和从事的领域也不同。意大利华商总会的常务副会长万子美曾是《光明日报》驻意大利首席记者，由于对中意文化交流做出的巨大贡献，两次被意大利总统授予该国的最高荣誉——共和国加勋大骑士。1990年，我国在意大利投资的欧罗普黄金首饰公司经营状况不佳，于是，北京市经贸委的负责人找到他，就这样，万子美“临危受命”下海。1995年，他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欧罗华进出口有限公司，主要经营欧洲的机电产品。而在东南亚一些比较落后的地区，华商创业的起点则很低。在缅甸，第一代华商最开始都是从卖纸花、挑牙虫这些最低级的事情做起，靠着勤俭节约才得以慢慢立足。从第二代开始，做的大多是牙科器材、金行器材、珠宝、电器、浴具等领域，但全部针对当地市场。
　　海外鄂商：爱国爱家，互动互助
　　对海外的大部分鄂商来说，不仅语言沟通存在障碍，对当地法律法规、社会状况、市场动态更是了解不多。“尤其是当年，除了满腔热情和为数不多的资金，我几乎什么都没有。” 蒋国璋回忆说，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使他当年在荷兰生存步履维艰。正是有了这段不堪回首的过去，2002年11月，由他发起的、以“推动华商更好地融入荷兰社会”为宗旨的海牙及周边华商会成立了，蒋国璋出任会长。“在国内也许有着本省人、外省人的区别，但到了国外，大家就只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中国人或者说华人。” 他认为先出去的华人有责任、有义务帮助后出去的华人尽快认识当地社会，进而融入当地社会。“我们自己必须团结、互相帮助。”蒋国璋说。
　　不仅如此，商会还在海牙一家华文报上买下一个版面，专门用来介绍荷兰的法律法规、文化传统及市场动态。华商会内部还定期组织语言培训，既对成年华人进行荷兰语培训，也对在荷兰出生或者长大的小孩子们进行华语教育，“让他们永远记住自己是中国人。”蒋国璋如是说。
　　很多海外华商同乡会的会长都表达了和蒋国璋同样的心愿：组建同乡会不仅仅是把当地分散的华人团结起来，更主要的是他们有一种归属感。在纽约，创立“美国湖北工商联合总会”是章仲林多年来的心愿，从前期筹备到最后成立，他整整忙活了一年多。
　　上世纪90年代，章仲林的一个同乡在纽约做鞋子生意做得很大，在当地号称“鞋王”。但就在他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公司一批数额巨大的进货被手下的一名行销员转移到了俄罗斯，一夜之间，“鞋王”破产了！
　　随后，那个朋友的公司和住宅都被当地银行收回。这时，章仲林和其他湖北老乡自发组织起来，给那个破产的朋友筹钱，帮他东山再起。到今天，那个朋友每年靠做服装已经做到了几千万美元的家产，对当年老乡的鼎力帮助念念不忘。
　　几年前，马东亚一手创立了莫斯科东方宾馆。这是一个三星级宾馆，有500多位来自中国、朝鲜、越南的游子住在这里，“大家在异国他乡创业都不容易，希望在这里能让他们感到温暖。”马东亚介绍说，莫斯科的社会环境非常复杂，意外危险事件时有发生，迫使旅俄华人大多结群而居。此外，他还发挥自己在莫斯科当地社会关系的优势，与各种非法势力抗争，这也为东方宾馆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和稳定的客源。
　　目前，除了俄罗斯湖北同乡会会长之外，马东亚还担任俄罗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莫斯科华联总会副会长等职务。每当华人有重大活动时，都缺少不了马东亚的身影。由于在支持北京申奥做出的贡献，他还被邀请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全球华人支持北京申奥表彰大会”。2001年，他参加了第六届世界华商大会，2002年，他出席了欧洲华侨华人第十届年会。他还积极为希望工程捐款，为营救遇到困难的同胞慷慨解囊，努力融入当地社会。今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马东亚在第一时间发表文章，表示俄罗斯华侨华人坚决拥护和支持《反分裂国家法》。作为一个拥有俄罗斯国籍的华人，他在文章中对“反分裂法”的意义进行了高度评价，对“台独”势力进行了抨击。
　　不仅如此，海外的鄂商也在时刻关注着中国的变化，并纷纷在内地投资。2002年，蒋国璋回国经过一年的考察，几乎转遍大半个中国后，最后决定把投资的重点放在从小长大的家乡，2003年，楚天欧亚职业学院在他的家乡黄冈挂牌成立；2004年，万子美投入25万美元在天津成立了六维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今年，由章仲林投巨资在武汉汤逊湖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也开始启动……
　　“两边都是家。”蒋国璋曾和记者这样说。
　　在越来越多的鄂商走出国门过程中，他们已经普遍意识到：湖北人对国际贸易认识还不太深刻，这一点和沿海一带的浙商、粤商还有不小的差距。对他们来说，让自己在海外的企业进一步本土化将是下一步最重要的使命。（记者 李玉申 陈玉琴 杨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