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岁前人养房，60岁后房养人”，全国政协委员、建设部科学技术司司长赖明如此描述“以房养老”模式，并建议对此成立课题组进行调研，选择大城市作试点，等到运作成熟后向全国推广。九三学社会务组人员表示，此提案已被作为九三学社中央名义提出。(《新京报》3月5日)“以房养老”并不是一个新名词，而是近两年在国内炒得很热的一个概念。应该承认，“以房养老”确实是个好东西，是对养儿防老、存钱罐养老的有益补充，经过20多年的发展，在国外已经成为一种相当成熟的养老模式。按照所谓“后发优势”，将别人的好东西拿来为我所用，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然而，对好东西本身的过分迷恋，却很容易让我们忽略掉隐藏于其后的支撑条件。

　　在我们准备复制别人的“以房养老”模式时，就不能不关注自己身后的土壤条件是否适合外来新事物的生长。无论是“反向住房抵押贷款”，还是“售房养老模式”，“以房养老”显然不能只是从抵押或者出售房子开始———要抵押要出售，先前就必然要得到房子。这就不得不说到当下的房地产市场。

　　房地产市场正处于一个原始积累时期，暴利特征十分明显。由于权力的介入乃至主导，开发商对土地资源和开发资格的获取，对失控状态下楼市价格的合谋操作，既不符合“获得的正义”，也不符合“交易的正义”。房产商的一夜暴富，往往是建立在对普通民众劳动积累的不道德侵占基础上。此时推广“以房养老”，将会加剧房地产商对房市的掌控权，强化购房者的被剥夺感。

　　住房是生存的必须，人们坚信政府不会容忍把购房的权利仅仅授予富人。但是，“以房养老”却把房子和养老捆绑在了一起，无形当中让“住房的必须”和“养老的必须”处在了对立的位置：房价如果不能涨，至少亦不能降。

　　当房产一头挑起拉动消费的重任，另一头又扛上保证养老的重担，就算排除权力可能的私欲和资本的抢劫欲望，仅仅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简单原则，“居者有其屋”也会受到挤压和排斥，房产价格的亢奋状态必然会一直持续下去。反过来，房价的坚挺又会影响到“以房养老”的覆盖范围和保障效果，从而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因此，“以房养老”只能作为一种旨在提高养老质量的民间私人规划，而不能代替提供基本养老保障的公共服务。别人的“以房养老”也许仅仅只是一个养老方式和效率问题，而在我们这儿首先更是一个原始积累时期的公正问题：先以“原始积累”的名义用畸高房价剥夺百姓劳动积累，后又以“保证养老”的名义维持原始积累的“合法性”和持续剥削的“必要性”。

　　俗语说，大厦不能建在沙滩上。“以房养老”这座大厦当然不能建在“房市蜃楼”的沙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