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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末，整个银行系统人民币存贷比仅为67.7%，净存差达9.25万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一半以上。这么多的资金闲置，不是因为中国经济缺乏好的投资机会，而是因为银行体系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功能没有充分发挥
众所周知，无论什么地方，银行体系最主要的功能都是充当储蓄和投资之间的桥梁与纽带，其存在的根本意义就是把储蓄更好地转化为投资。在中国，银行体系更是居于整个资金配置系统的绝对主导地位，正因为如此，银行体系功能发挥得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的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这里所说的效率，我想至少包含四个层面的意思：其一是储蓄基本能够转化为投资，没有太多的资源闲置；其二是稀缺的资金应当首先流向高收益部门；其三是储蓄与投资在性质上要相对应，“债权”性质的储蓄应当以“债权”形式而不是“股权”形式进行投资；其四是储蓄与投资在期限上应当相匹配。
四大障碍
综合来看，当前中国银行体系在顺利实现上述主要功能时存在障碍，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总量上，大额存差反映出资金闲置比较严重。从中国银行体系的资金来源和运用情况看，大量资金在进入银行体系后就沉淀下来，没有得到有效利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银行系统首次出现存差，此后存贷比不断降低。2005年末，整个银行系统人民币存贷比仅为67.7%，净存差达9.25万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一半以上。这么多的资金闲置，不是因为中国经济缺乏好的投资机会，而是因为银行体系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功能没有充分发挥。
第二，结构上，信贷资金的流向与经济部门的贡献不对称。按照经济规律，市场选择的结果应当是稀缺的资金首先满足高收益的非国有部门的融资需求。但现实情况是，中国的银行贷款仍然绝大部分投向国有企业，许多机制灵活、效率高、效益好的民营企业往往被银行拒之门外。有统计显示，银行对非国有部门贷款占各项贷款余额的比例仅为30%左右。
第三，融资形式上，存在借贷资金资本化的问题。“拨改贷”后，国有企业所需资金基本通过银行借款来解决。这种制度安排的后果是，大量的流动资金贷款长期化，银行贷款很多时候变成了企业的股本金、开办资金。中国银行体系的流动资金贷款余额相当于GDP的80%，而国外多数国家这一比例仅为10%。据某国有商业银行统计，不少贷款企业通过借新还旧等形式长期占用该行流动资金贷款，这种变相的“股本金”贷款占该行全部流动资金贷款的比例高达59%，占该行各项贷款余额的40%。国有企业通过银行借款实际上达到了股权融资的目的，银行贷款资金存在严重的资本化现象。
第四，资金期限上，短期存款与长期贷款之间矛盾突出。资产负债期限基本匹配是银行良性经营的基本原则。但近年来，在资金来源的期限结构没有明显改变的情况下，中国银行体系的中长期贷款快速增长，银行资金大量投入到缺乏流动性的中长期贷款上。从负债业务看，上个世纪90年代初至今，银行各项存款的比例结构变化不大，其中居民储蓄存款占总存款的比例一直保持在50%左右。而资产业务方面，中长期贷款增速远高于总贷款增速，十年内中长期贷款比例翻了一番，达到总贷款的40%以上。银行体系存在严重的“短存长贷”现象，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的矛盾十分突出。
主要原因
造成中国银行体系功能发挥欠佳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点：
第一，信贷市场结构严重失衡。工、农、中、建、交等大型商业银行是中国银行体系的主体，其在存、贷款市场上处于寡头垄断地位，因此这几家大型商业银行的行为模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资金的配置方式和渠道。
中国的大型商业银行有着非常独特的效用函数，比如，它可能并不以利润最大化作为唯一的目标，它的高管人员看重的是行政职务升迁而非经济激励等。
第二，银行自主定价的动力和能力双重不足。长期以来，我国监管当局对存贷款利率一直实行非常严格的管制，导致银行没有任何动力去开展定价。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在“存款管上限，贷款管下限”的利率政策下，银行逐渐拥有了部分定价权。不幸的是，由于长期缺乏必要的训练和积累，我们的银行定价能力严重不足。理论上，贷款利率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资金的成本，二是借款人的信用风险。定价的主要困难在于信用风险的确定，如果银行没有能力去准确评估借款人的信用风险，那么就很难去发放信用贷款。
第三，金融生态环境欠佳。银行体系要把资金顺利的配置出去，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也就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所说的金融生态。试想，如果银行放款后，企业在地方政府的庇护下明目张胆地逃废银行债务，在重复博弈中，银行只能选择不再放款。更为重要的是，当商业银行普遍实施内部评级法(IRB)之后，部分企业的不良行为往往会殃及该地区的其他企业。这方面例子很多，比如南方某市，金融生态非常糟糕，结果银行机构全体撤出，导致当地所有企业即便是优秀的企业也根本无法通过正规渠道获得融资。目标与路径
鉴于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这里我们撇开金融生态环境不谈。单就银行体系自身的完善而言，对存在重大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的中国，究竟应当建立怎样的银行体系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至少有两种思路：一种是让一类银行同时为所有不同类型的企业服务，我们称之为“混同均衡”型银行体系；另一种是建立不同类型的银行分别为不同类型的企业服务，我们称之为“分离均衡”型银行体系。从各种实践经验看，“分离均衡”型银行体系可能要更加适合中国一些，也更具有可操作性。以当前备受关注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为例，试图通过改革让工、农、中、建等大型商业银行为中小企业提供充足的金融服务非常困难，相对而言，中小金融机构更愿意与中小企业开展合作。可见，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多层次、多元化、多功能的银行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各家银行可以完全自主地对风险进行充分的市场定价；大银行重点做批发业务，主要为大企业、大项目服务；中小银行主要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但可以通过银团贷款的方式参加大项目)；而社区银行主要满足社区经济组织及个人小规模、非正规的贷款需求等等。
具体来说，中国银行体系的建设需要从三大方面着手：
第一，存量优化——努力完善现有银行体系。一是要稳步推进国有银行改革。以股改和上市为契机，优化治理结构，将行政主体改变成市场主体，将行政约束改变成资产约束。二是要进一步推动股份制银行改革。中国现有的股份制银行尽管形式上具备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三是要继续深化农村金融机构改革，特别是农村信用社,改革结果应当努力使之真正成为“谁出资，谁管理、谁受益、谁承担风险”的社区金融组织。
第二，增量创新——积极推动新型银行机构的设立。最近两年，浙商银行、渤海银行等相继挂牌，新设股份制银行的步伐在加快。未来条件成熟时还可以考虑设立南华银行、西南银行、西北银行、东北银行、中原银行等，通过增强股份制银行在整个资金配置系统中的作用，一方面有助于打破国有商业银行寡头垄断的局面，促进竞争；另一方面可以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优质的金融服务。
第三，政策配套——逐渐恢复银行的自主定价动力和能力。银行体系要健康高效运营，银行机构必须具备充分的自主定价动力和能力。随着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强化，在利益驱动下银行自主定价的动力应该是充足的。中央银行应当进一步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简化存贷款利率期限结构，逐步使银行机构拥有完备的定价权力。此外，中央银行应当加强对银行定价的指导力度，及时总结部分银行好的定价经验并向整个银行系统推广，努力增强所有银行的风险定价能力，以此促进信用贷款业务的快速发展。(发送"YXAＮ"移动用户发至2911600，联通用户发至9901600你就可以得到"一只主流资金重点出击的大盘蓝筹股"每条0.3元，请放心不包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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