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储蓄率下降

    节俭也许是一种美德，可是在大多数的发达国家，节俭越来越不时兴了。近些年来，许多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家庭储蓄率急剧下降。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如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家庭储蓄率之低，全球无二。今天，美国税后收入的人均储蓄比率不到1%，而1990年初期这一比率达到7%。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个人储蓄率是负的，因为人们的开销比收入还大。

    是不是人们储蓄得太少？储蓄率的下降会带来什么后果？有一种观念认为，过度储蓄让全球经济受损更大。持这种观点人的认为，全球长期利率持续保持在极低的水平，这主要是因为亚洲国家的高储蓄率。如果储蓄过度的逻辑分析是正确的，那么就不必担心发达国家储蓄率的下降了。也有人认为，储蓄率的下降是经济充满活力的表现。由于股票和近年房地产价格提升所带来的高收益，人们不必通过谨慎地储蓄，就可以获得经济收益。在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系中，金融市场完备健全，人们可以像拧开水龙头那样容易地处置财富资产，例如可以通过按揭贷款获得再融资。

    对储蓄率下降持悲观论者认为，这种趋势是危险的。意大利和日本的人口老龄化可以解释其储蓄率为什么出现下降，而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则应该更多地储蓄，因为那些在婴儿潮出生的人们正进入他们经济收入的高峰期。与此相反，这些人为今后的退休生活所做的储蓄却少得可怜，只是把希望寄托在那些已告破产的政府退休金计划，并执拗地指望手中所持有的股票和房地产能带来丰厚的回报。这种短视行为大幅降低了投资的资金来源，也使全球经济体现存的不平衡状况更趋恶化。

    以上观点到底孰对孰错？要理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清楚，不管是储蓄的正确衡量方法还是合适的储蓄比率，都依赖于我们是从个人，还是从整个经济体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正确的衡量方法是国民储蓄率，即个人部门的储蓄（包括家庭储蓄、公司存款和留存收益）、公共储蓄和公共赤字（如财政盈余和赤字），这三者之和与GDP之比。至于在经济体中，由谁来做储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总量上共有多少资金被储蓄起来为投资提供资金，支撑经济的发展。

    在1990年代中期，尽管家庭储蓄下降，但公共储蓄得以改善，许多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国民储蓄率依然保持上升趋势（同一时期，日本在1990年代初国民储蓄率下降，是一个例外。）其他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如新西兰等国，财政盈余抵消了个人储蓄的下降。但在美国，由于财政收入自2001年迅速从盈余滑向赤字，加大了家庭储蓄下降的效应。不仅美国的家庭储蓄已经接近历史新低，而且净国民储蓄率（大约为GDP的2%）已经到了大萧条后的最低点。

    居民节俭程度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高储蓄率并不能保证高经济增长，例如德国。随着国际资本市场的一体化，投资也不必仅由国内储蓄来提供融资，还可以通过从其他国家借入廉价的资本，并承担起外贸赤字。大多数的低储蓄国家正是这样做的，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达到了GDP的6.3%，而长期资金利率的低迷的确意味着，相对于投资机会而言，全球的储蓄已经超过了适度的水平。

    长期由亚洲国家向发达国家提供融资难以持续
    目前，长期资本的国际流向是高储蓄率的亚洲国家向发达国家提供融资。但这种状况可以长期持续下去吗？即使在一个全球化的资本市场中，国际借贷仍然存在着诸多限制。借的钱必须予以偿还，并划定了外贸赤字所能达到的上限。更重要的是，今天的过度储蓄与储蓄的结构性过剩没有多少关系，而更多的是与暂时的投资不足关系紧密。例如日本，尽管其国民储蓄率急速下滑，仍然将其资本输送给其他国家，因为日本的投资率下降得更加厉害。

    同样，投资的下降、人口老龄化对其他亚洲国家的储蓄产生重要影响。除中国之外，许多亚洲国家没有经历储蓄率的大幅上升，甚至出现了国民储蓄率下降的情况，例如在韩国，随着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国民储蓄率正在下降。这些国家之所以成为净借出方，是因为199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后，这些国家的投资率大幅下降。如果投资上升，那么过剩储蓄将迅速消失。从更长时期看，人口发展趋势表明，迅速老龄化国家的国民储蓄将持续下降，进一步降低了储蓄过剩的可能性，从而不可能再为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赤字提供融资。

    中国自改革开放后，储蓄率一直很高，居民储蓄高达42%，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中国还吸收了大量的外国投资。因为有大规模的贸易盈余和资本流入，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外汇储备增长最快的国家，2004年外汇储备已经超过6000亿美元,约占GDP的60%，且大部分是美国国债。作为一个资本相对缺乏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将其资本大量、低成本地转让给美国这样一个富裕国家，其做法效率低下。

    对美国而言，尽管外债规模巨大，其自身的投资比例却相对较低。为维持生产效率的较高增长，其投资率也必须增加。把这两者——即投资需求的增加和借到低廉外国资本的可能性的下降结合起来看，结论是清楚无误的：低储蓄率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特别是美国，需要更多的储蓄。

    经济学家认为，最有效的办法是把注意力放在政府财政上，格林斯潘最近把执行更加严格的财政纪律称作是提高国民储蓄最有效的办法。然而，这些财政上的审慎做法可能被低个人储蓄率所抵消。根据李嘉图等价原理，如果个人预计未来将实行减税政策，那么公共储蓄的增加可能被个人储蓄的减少所抵消。

    经合组织就16个发达国家公共储蓄和个人储蓄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时间跨度是1970年至2002年。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国家财政状况改善的几乎一半，都在短期内被低个人储蓄所抵消；而在长期内，财政状况改善的几乎三分之二都被低个人储蓄所抵消。但诸如美国所出现的国民储蓄低水平的极端情况，这种抵消作用是最弱的。美国财政立场的改变不会在统计意义上对私人储蓄产生重要影响，这表明财政纪律将会特别有效。但即使在其他低储蓄率的国家里，审慎的财政计划是提高国民储蓄的最确定无疑的方法。

    这并不表明，个人储蓄率是不相关的。鼓励更高的个人储蓄肯定会帮助提高国民储蓄。并且，适当的个人储蓄对个人财富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即使一个国家从总体上来说为其未来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适当的储蓄，储蓄也可能被一种特殊的方式加以分配，使得特定人群得不到足够的财富。

    但是，“适当”储蓄的概念是难以捉摸的，人们有很多原因要储蓄：为了防止收入的骤降而未雨绸缪；为了一生中各阶段的消费平均化；或者为给孩子留有遗产。判断人们是否从当前的收入中做了足够的储蓄，有赖于——这些人在未来是消费还是遗赠；他们已经积累了什么样的财富；这些资产的回报将会怎样。

    刺激储蓄
    到底人们从储蓄中获得多少回报，这一问题成为所有分析的基础。近年来，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高储蓄国家和低储蓄国家的最大差异就在于储蓄资产的收益率的差别。麦肯锡咨询公司最近发表的报告指出，从1975年到2003年，资产增值为美国家庭财富价值增长贡献了30%的份额。而在日本，高储蓄率仅带来资产的负收益。根据几大经济体现在的储蓄收益率和储蓄方式，麦肯锡对全球财富积累的适宜程度，持消极观点。但麦肯锡也注意到，多储蓄对已经储蓄了很多的国家，如德国，不是一剂良方。这些国家应该采取的正确办法是，通过金融体系和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加大竞争来提高储蓄回报等等。换言之，这些国家应该向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看齐。

    而在低储蓄率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提高储蓄率必须是一整套方案中的一部分。但政府如何鼓励人们去储蓄？货币政策是一种工具，尽管有些笨拙。近年来，不正常的低利率水平鼓励人们去借钱，造成资产泡沫，这种现象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尤为严重。消费在短期内支持全球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加剧了储蓄的下降。利率水平向更加合理的水平复归，将鼓励人们更多地储蓄。

    另一种办法是强迫人们多存钱，例如新开养老金账户，强制人们缴纳。澳大利亚和瑞士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对那些极端大手大脚的人来说，强制储蓄是一种重要办法，但它确实是专断的，许多国家已经开始采取鼓励而不是强迫的办法让人们多储蓄。

    他们的主要办法是采用税收的办法。现行所得税制度通过双重征税，阻碍了人们进行储蓄。所谓双重征税是指，首先企业获得盈利必须交税，随后当个人获得投资收益时，也必须交税。从刺激人们进行储蓄的角度来说，最好的政策是将整个的税收系统转变为消费型。但是，没有经合组织成员国这么做。相反，决策者在收入型税制中想办法刺激人们进行储蓄。许多工业化国家向公众提供了避税的退休储蓄账户。有研究表明，这些退休账户每增加一美元，这些国家将为其提供20美分的补贴。这种做法的好处其实难以衡量。研究表明享有税收优惠的账户只是把现存的储蓄进行转移或者仅仅鼓励了基本的新增储蓄。

    在许多国家，现行税收体制总是鼓励穷人不要存钱（这些人很可能是低储蓄者）。在美国，福利资助的可获得性越来越低，例如如果夫妻双方的财产超过三千美元，那么发放给失业者的粮票将被逐步取消。此外，房产税收制度也是扭曲人们储蓄行为的另一领域。按揭利率的减免和个人房产资本利得的减免都鼓励人们采用购置不动产的方式转化储蓄。有经济学家估计，在下一个五年中，美国房产税减免将耗费一万亿美元，这极大地拖累了财政，也给国民储蓄带来负担。

    除了采取税收刺激外，人们还应该注意那些阻止人们进行储蓄的问题，如收入增加、养老金拖欠等问题。这些措施都不能迅速提高个人储蓄率，但至少会让最不愿储蓄的人开始对储蓄感兴趣，同时财政负担和对富人不适当的税收减免会减少，而穷人、政府预算和国民储蓄也会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