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不是从1973年到2003年的30年间的纵向统计，而是横向的“切片式”的调研。如果你的孩子刚刚出生，你又是生活在上海市徐汇区的中等生活水平的市民，那么在孩子经济独立和结婚以前，用于他(她)的支出可能会比49万元更高。　  

　　买这件耐用品到底需要多少钱？

　　美赞臣婴儿奶粉一听150元，幼儿园幼托班5600元，外语培训3000元，高中学杂费3500元，耐克跑鞋900元，捷安特赛车1200元……历时6个多月、调查了上海市徐汇区746户人家，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安琪最终得出结论：把一个孩子从0岁培养到30岁要花49万元。按照目前的金价，大致相当于4.2公斤黄金。

　　“49万？怎么可能，不吃不喝还差不多！”

　　“49万？嗯，差不多，细细算来，是要这么多钱。”

　　“49万？哪里够哦！光是让他出去留个学也要30多万呢。不够，绝对不够！”

　　让我们听听徐安琪本人解释“49万”的出处——

　　徐汇区的“切片”

　　2004年3月，徐安琪受上海市徐汇区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委托做调查研究，调查对象全部在徐汇区随机抽取，按孩子年龄不同分为哺乳期、幼托期、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未婚不在读共7组，其中，被选家庭中必须有2004年前出生的30岁及以下的未婚子女。在调查成功的746户家庭中，每个阶段的样本在100个以上。

　　徐安琪将7种类型各年龄段的孩子在2003年开销取平均数，再将各年龄段的平均开销加总。也就是说，这项研究将2003年的物价水平、消费结构等条件相对凝固下来，无论是30岁还是1岁，花销水平都以2003年的物价水平为参照。因此，这并不是一个跟踪式的调查，不是从1974年到2004年的30年间的纵向统计，而是横向的“切片式”的调研。

　　这份报告中孩子的花销除了饮食、服装、玩具、交通、学杂费和家教等常规项目之外，还将租房、买房、结婚储备以及近年来不断提高的信息、通讯、保险乃至婴儿满月酒和子女过生日等费用，统统纳入家庭养育孩子的直接经济成本。

　　徐安琪的考虑是，随着市场经济转型中职业流动和不稳定性的增加，一些子女从学校毕业后未必能够及时找到工作；有的在职业流动过程中会出现待业、失业、创业失败甚至破产的经历。中国的大多数父母不仅全额承担未成年子女的吃、穿、用和教育、医疗等费用，满足孩子的娱乐乃至时尚消费等需求，而且似乎约定俗成地要操心成年子女结婚以及未就业子女的继续教育、医疗和零花钱等费用。有的还要给子女提供开业基金、婚房首付等。所以，她将研究对象从传统研究普遍应用的16岁延伸至30岁未婚子女。

　　近年来抚养孩子的经济成本大幅增长已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徐安琪的研究报告再次印证了这一点。同时，报告中的数字显示出这项家庭支出的十分显著的个体差异。

　　在徐安琪的调查样本中，生育一个孩子的总经济成本平均为2万元，其中最低的仅为3800元，最高的近16万元。在孩子生长发育的各个阶段，调查对象之间饮食／营养费、教育／培训费、信息／通讯费、医疗／保健费的个体差异均在万元以上。

　　随着住房的商品化、货币化，成年子女尤其是儿子的结婚住房成本也成为不少父母新的压力和负担。调查结果显示，除了子女尚幼而未考虑此事的父母之外，三分之一以上有儿子的家长认为应全力帮助解决住房费用，无儿子的父母也有15%认为应尽力承担女儿的住房费用。其中部分家庭已为待婚子女的结婚用房付出了3万-50万元的成本。

　　调查结果还显示，即使不在读的未婚子女(大多已接近30岁)，85%仍需要父母支出部分乃至全部生活费。其中除了租房／购房费外，最高的费用是在家吃饭(年均4000元)，加上服装、手机／上网以及零用钱等，每年人均仍要父母支出1.4万多元，真要叹一声：可怜天下父母心！

　　根据2005年最新发布的《上海城镇居民生活蒸蒸日上——来自3000多户城镇居民基本情况调查的报告》显示，在上海各区县中，人均收入水平居前的是长宁、卢湾和徐汇区，这3个区的居民年人均收入水平均在1.6万元以上，虹口、闵行和浦东新区的居民年人均收入水平在1.5万元以上。由此可见，徐安琪这份来自徐汇区的调查报告，49万元的花销在上海也应该接近高线。徐安琪认为，这份报告在上海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徐安琪的这份名为“孩子的经济成本：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的调研报告，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从直接经济成本看，将0岁至16岁子女2003年的人均支出相加，他们的抚养总成本为25万元左右。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则上升至48万元。如果将30岁前未婚不在读子女的抚养成本也计算在内，那么整个养育成本将高达49万元。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目前30岁子女的父母实际上并未付出如此高昂的直接经济成本，但如果你的孩子刚刚出生，你又是生活在上海市徐汇区的中等生活水平的市民，那么在孩子经济独立和结婚以前，用于他(她)的支出将比49万元更高。

　　教育支出骤增

　　在分析研究700多个调查样本之后，徐安琪发现：教育成本在孩子总经济成本中的比重急剧上升。

　　数字表明，教育费用(学校教育、补课／培训／家教／书报／文具等)占子女总支出中的比重，总体上仅低于“吃”的费用(饮食／点心／营养费)。而从高中阶段起，教育费用比重就超过了饮食的费用，占据了开支榜的第一位。高中、大学阶段，家庭教育支出在子女所有花费中的比重分别为34%、41%。

　　调查显示，高等院校就读的学杂费在5万到20万元，调查样本中支出最高的7个家庭去年都有孩子自费出国留学。一位将女儿送到新加坡读大学的普通工薪阶层家长说，因为女儿没有考上重点大学，为了以后就业不发愁，他前后已花费了30多万，将一生积蓄全扔在女儿出国留学上了，“也不求她回报，只要她今后过得好就可以了”。

　　记者从上海某出国留学网站上看到部分出国留学费用：美国留学费用10万—50万人民币，生活费8万—10万人民币；加拿大学费与生活费为8万—14万；澳大利亚每年花费最低在9万元以上，平均水平在10万—18万之间；新西兰年均所需学费和生活费约8万—10万；留学新加坡一年的费用约为8万—9万人民币。

　　这家公司的中介基本收费是3.5万元，如果要申请奖学金，或者留学的是所在国前20名之内的学校，还要分别加收1.5万元，也就是说，能够满足以上所有要求的最低中介收费是6.5万元。如此看来，即使到邻近的新加坡“镀金”，也是一笔6位数的开销。

　　越来越多的上海人不得不提早打算。近日公布的《2005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上海人的未来教育支出已经大幅超出了买房储蓄，在居民储蓄目的中占到42.4%，在京津穗等主要城市中遥遥领先。其比例紧紧跟在第一位的“以备意外的急用”之后。

　　除了各种收费之外，教育成本不断攀升的一大原因是“进补”。在700多户受访者中，从小学生到研究生有五成孩子去年请家教或参加各种补课、培训班。其中，初中阶段成为这类支出的最高期，人均1800元／年。

　　不求“回报”的投入

　　不管家长们如何不惜血本，对孩子的教育投资“一掷千金”，这都是一项“看上去并不美”的买卖——就像股市和彩票一样，高投入从来不等于高回报。种种研究迹象表明，不管投入多少，父母能够从孩子身上获得的经济回报甚少，他们对经济收益的预期同样很小，即使在缺乏养老保障的农村也是如此。

　　不过，绝大多数男女依然对含辛茹苦的父母角色跃跃欲试、乐此不疲。他们心甘情愿地为孩子购买名牌服装，办盛大满月酒、过豪华生日，甚至不惜重金支付子女的出国、结婚费用。当然，省吃俭用、倾其所有甚至借钱举债来满足孩子需求的也不在少数。

　　令人遗憾的是，家庭的经济付出与孩子的学业成绩、心理素质、身体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之间并未呈显著的正比关系。也就是说，并非在子女身上投入的经济成本越高，对子女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就越有利。

　　高经济成本不是万能的。在孩子身上投入更多的感情和素质教育成本，往往会取得事半功倍的长远效果。专家指出，设法改善孩子抚育成本的结构，努力以较少的成本获得更多的回报，这或许才是理性的选择。

　　调查结果表明，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对子女今后在经济上的支持和赡养，期望都不大。同时，无论家里是男孩还是女孩，父母的预期没有显著的差异。一般说来，文化程度较低的父母对子女的经济支持期待更高些。

　　徐安琪统计了所有样本中已有工作的76名子女的数据，他们在调查前一个月人均交给父母的生活费为474元(标准差843元)，其中最高5800元，未交的达47%(事实上不少父母并未使用该生活费，而是将其存起来，以作子女的结婚备用)。此外，44%的儿子和71%的女儿表示在父母生日时会买些小礼物作为回报。统计表明，2004年春节子女给父母买礼品等人均为438元，其中最高为2500元，一点没有表示的占43%。

　　呼唤平等机会

　　飞速增加的教育支出让徐安琪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何通过完善相应的制度来体现教育公平。

　　调查发现，高等教育的收费已经成为一些家庭的负担。那些下岗、提前退休或经济条件较差的被访者对子女能否接受最好的教育表示忧心忡忡，一些家长因为难以为孩子提供较好的经济保障，而只能让子女读技校、中专。

　　“在对生养孩子的各类成本进行估算和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教育成本的速增，使不少家长负载沉重、焦虑顿生。为此，政府应增加教育投入，学校不宜将所有经济成本都转嫁给学生，让受教育尤其是接受高等教育的成本不断增长，使经济拮据家庭无奈放弃孩子的升学期盼。”

　　徐安琪还指出，相关部门须进一步完善奖学金、助学贷款、勤工助学、特殊困难补助和学费减免等制度，以保障贫困学生与其他家庭的子女享受同等受教育的权利。

　　“调查中发现一些经济拮据的家庭不愿接受学费减免、困难补助，主要源于强烈的自尊心。处于弱势地位者往往比一般人更敏感、脆弱，更渴望人格的平等，因此，学校除了应推行人性化服务，以保护家境困难学生的隐私和维护孩子自尊、呵护孩子心灵外，还须对学生进行平等、互助的教育，以消除对家境困难学生的歧视，并尽其所能伸出援助之手，给予弱势同学更多的爱。”

　　关于勤工助学的导向和方式也有可改进之处。某大学勤工助学招聘会上，图书管理员、产业集团助理、学生公寓协管员等“白领”岗位异常走俏，而自行车棚值班员、楼道清洁工则无人问津，且大多数贫困学生未提出申请，但这不能仅归咎于学生缺乏吃苦耐劳精神，还在于学校在发布招聘信息时，既未对学生进行相关的教育，又未根据市场需求，降低相对轻松而学生又趋之若鹜的职位的酬劳，而提升辛苦吃力又少人问津的岗位报酬和地位。

　　更何况，一些家境困难的学生更顾忌自己在从事低层次劳务时，遭遇那些穿着入时的同龄人的冷眼和讽讥。“因此，学校和社会不仅要强化劳动不分贵贱的教育，还须在消除对弱势学生的歧视、给予他们更多人文关怀上做出努力，以改善他们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更好地体现教育公平。”(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