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采辩方举证加强监管

　　这些机构投资者不但操纵股价，而且操纵法律，使其合法操纵市场。例如我曾建议港府采取辩方举证方式加强监管，也就是在证券交易法架构下，被告是假设有罪，必须自己提出答辩证明清白。 这和我们以往所理解刑法架构下被告是假设清白截然相反。为甚么证券交易可以假设有罪、刑法必须是假设清白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刑法是加诸每个人的法律，由于证明清白非常困难，因此司法机关随拘捕和控告将带来相当多冤案。

　　但证券交易法却是参与者有选择地加入，只要不炒股便不受证券法管辖。而且也因为证明清白非常困难，才使参与者不敢违规。如果参与者害怕辩方举证，最佳方法就是退出股市。

　　香港财经当局2001年修订《证券及期货条例》时，针对投资银行操纵股价现象提出辩方举证。 原文披露如下：「披露虚假或具误导性的数据，以诱使进行交易的举证责任，控方须证明数据可影响证券价格或诱使交易(初级举证责任)，辩方可引用一般性免责辩护条款，证明其真诚行事及不知道数据失实性等(辩方举证)。」这个辩方举证的条款，对国外投资银行在香港活跃操纵股价行为大有杀伤力。国外投资银行操纵股价的事实例如一两年前大炒中国移动和联通的股票以及去年大炒H股等。

　　港府屈从外国投资银行

　　但以高盛为首的十大投资银行不可能坐以待毙，联合写了封意见书给港府，反对辩方举证条款的实施，否则威胁集体退出香港。很不幸的是，港府屈从于外资行压力，条例起草部门最后将举证责任转为控方。虽经我数度着文疾呼，可惜势孤力弱，难以回天，而这也是内地媒体为何戏称我是「孤胆英雄舌战十大投资银行」的原因。

　　美式制度成功关键所在

　　如此一来，香港证监部门再也无法就操纵股价案例进行有力调查。我对港府屈从外资行的做法感到痛心疾首，但这两年来我在国内外多个讲坛和媒体上，继续「讨伐」国外机构投资者操纵股价，并「经常」建议港府放弃澳洲的监管制度，改采美式监管制度，但这些呼吁似乎没有甚么用。

　　事实上，辩方举证是证券法成败的关键。就算证券法写得再漂亮、再动人，也毫无意义，因为没有执行，而执行之关键在于举证责任。这也是美国监管制度成功的重要原因。

　　另外一个重要监管思维是集体诉讼。美国的监管法令赋予小股民集体诉讼权力，只要一人诉讼得胜，利益即归于全体股民。控辩双方必须承担自己的诉讼费用，律师亦乐意接受胜诉才分钱的案件。

　　任何上市公司损害小股东的行动，都会引致一连串诉讼行动。陪审团经过审理后，会根据普通法系的公平原则及双方法律理据作出裁决。被告的公司要提出辩方举证，也当然会遭受时间、精力及庞大法律费用的损失，很可能是长期的民众羞辱或是数亿元诉讼费。因此决策人必须衡量公司每个行动，确保不会与公众对抗。

　　股民仗集体诉讼权监管

　　美国这个法律系统有效地把监管权力分散至每个股民身上，并把社会的公平标准加诸公司行动上。但在加拿大集体诉讼就不被允许，而且也不准许胜诉才收钱。其他经合组织的国家也基本没有类同于美国的集体诉讼和辩方举证制度。

　　我于2001年也同时提出在香港引入集体诉讼机制，但遭到大家反对，其中包括香港大律师公会。

　　2002年我才在内地大声疾呼辩方举证，200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将我建议的辩方举证观念带入这法案。这也可说是中国证券市场走向更规范化的第一步。

　　在中国监管当局接纳我的建议以后，2003年年底香港监管当局才姗姗来迟，提出香港监管应该以美式为主而不是澳洲式。由这个简单例子可以看出，内地监管力度逐渐超过香港，海外投资银行的操纵法律现象在内地肯定不易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