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的9月和10月，中信人相继送别了他们的两位前任高官：前党组书记熊向晖和前董事长荣毅仁。

　　熊向晖，1919年出生，安徽凤阳人。抗战时期，这位未满19岁的中共秘密党员离开清华校园，受周恩来指派，深入虎穴，成为国民党胡宗南将军的侍从副官和机要秘书。在1943年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1947年闪击延安的危急关头，熊向晖及时向组织密报了敌人的军事部署，使中共中央得以采取相应措施。地下12年的经历给熊向晖的人生留下了永久的传奇。建国后，他活跃于情报、外交和统战战线，成为一位资深外交官，而后又出任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和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荣毅仁，1916年出生于江苏无锡，是荣氏家族企业的第二代创业人。21岁的荣毅仁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追随父辈，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开始接手家族企业。建国后，他因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改造而获得“红色资本家”的美誉。1957年后，荣毅仁出任上海市副市长、纺织工业部副部长。1979年10月，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荣毅仁创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亲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在他的带领下，中信在夹缝中求生存，闯出了一条探索国际经济合作的路子，成为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的特殊窗口。

　　1982年，熊向晖和荣毅仁这两位传奇人物开始了在中信的合作共事。10月初的一天，熊向晖接到荣毅仁的电话。荣毅仁说：“向晖同志，我要来拜访你。你就要到中信公司来领导我们了。中央已经决定了，让你当中信的党组书记。”熊向晖过去与荣毅仁相熟，听到这番话后很吃惊。他刚从调查部副部长和统战部副部长的岗位上退下不久，对此毫无所知。不久，中组部找熊向晖谈话，告知了其中的缘由。原来，叶剑英和聂荣臻元帅知道熊向晖退休后，给中央提意见，认为熊向晖很有才华，在老干部中还是比较年轻的，应该出来做事。中央接受了老帅的建议，于当年10月9日任命熊向晖为中信党组书记、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熊向晖对党的统战政策理解得很透很深。对中央的任命，他的态度非常明确：共产党请荣毅仁“出山”，就是要向世界表明对外开放的决心。因此，只要在任，决不敷衍塞责，尽自己所能，坚决支持荣毅仁和中信的发展。熊向晖上任伊始，正赶上政府机构改革。全国上下精简机构，裁减人员。作为国务院直属的部级企业，中信编制只有60人，但随着业务发展，到1982年已达206人。中信成了“严重超编户”。熊向晖通过调查发现了问题的症结。中信创建时，国务院负责人给它定的任务是“拾遗补阙”。但3年来，公司业务早已超出这个范围，涉及国外发行债券、引进外资、国际租赁、房地产等各个方面。由于业务范围的扩大，加上本身任务的不明确和所受的限制，中信有两个问题比较突出：编制不够，与有关部门的关系紧张。当时荣毅仁的一个老伙伴提出：既然这样，不如实行三脱钩，人事、业务、财务和国家三脱钩。这么一来，中信和有关部门的矛盾更大了。

　　熊向晖与荣毅仁多次研究，决定先明确、扩大公司的方针和任务，同时分别向中央和国务院负责同志反映情况，进行沟通，获得了他们的支持。熊向晖还大胆地向建议：中信现在人事最好冻结，同时向国务院打报告，要求扩编到800人。荣毅仁有点迟疑，在精简机构的关口，800人的编制是否太多？熊向晖将数字减到500人。报告上去后，国务院召集有关部门研究落实，并在1983年2月同意中信扩编，编制为400人。

　　随后，熊向晖与荣毅仁相互配合，进一步理顺各方面的关系。1983年荣毅仁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后，辞去了中信公司总经理的职务，提议熊向晖出任总经理。熊向晖一再推辞，并力荐中信副总经理徐昭隆，获得荣毅仁的赞成。熊向晖还向荣毅仁建议，副总经理最好请国家计委、经委各推荐1名，中组部委派1名，内贸部提升1名，公司内部再选1名。荣毅仁同意了。由于各方人员安排得妥当，中信很快就得到了计委、经委等部门的支持，各方面的工作得以顺利展开。

　　熊向晖到中信快一年，考虑到自己年龄大了，想在有生之年写回忆材料，供党参考，于是向中央主动引退。熊向晖的报告在1983年6月9日上交，荣毅仁即于6月13日致信当时的国务院总理。信中说：“向晖同志多年从事涉外工作，经验丰富，到公司近9个月来贡献很大，掌握党的方针政策，善于出主意、想办法。我们在一起工作中相互支持，配合得很好。因此恳请中央不要批准他离休。”这是对熊向晖的真诚挽留和高度评价，同时也表明中信党政关系的融洽。当时中信的许多老先生们也都视熊向晖为知心朋友。

　　1985年8月，熊向晖因年事已高，辞去了中信党组书记的职务，但仍继续担任中信副董事长直至1989年1月。荣毅仁于1993年当选为国家副主席后，按国家规定和国际惯例，辞去了中信公司董事长的职务。对离开工作岗位的两位领导，中信人非常怀念，每逢节日，都会记着给他们送去诚挚的祝福。

　　熊向晖和荣毅仁辞世后，分别留下《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和《荣毅仁》两本书，记录了他们不平凡的一生。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