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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建设银行在香港证交所挂牌上市。据此前完成的公开招股，建行海外IPO预计集资近700亿港币，为今年全球最大规模IPO。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郭树清。
建行上市作为四大国有银行海外上市的处女航，已被视作中国银行改革‘一个新的开始’，郭树清的后续改革动作，对建行、对中国国有银行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建行豪华IPO百姓4600亿雪花银
建行轰轰烈烈的国有银行IPO处女航，其背后则是由政府掏腰包的一场巨资‘人造美女’工程。在出任建行董事长前，郭树清以央行副行长、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央汇金公司董事长的身份，也是这一工程的手术师之一。2003年底，建行在资不抵债的财务背景下着手股份制改造，当时其总权益为-1332.06亿元。此前的1998-1999年，政府通过定向国债、不良资产剥离，给予了建行2138亿元的财务支持；2003年12月30日汇金公司对建行注资225亿美元，冲销亏损；政府还以建行2004年度的利润分配，补充中国建设银行累计亏损655亿元人民币；此外还包括所得税优惠等等。粗粗算下来，为保证建行符合上市标准，政府投入高达4600亿元。
10月下旬的香港秋风乍起，郭树清却有理由感受一下春风得意，因为他领导着中国建设银行相对完美地完成了在港上市。但这对他来说只是‘一个新的开始’，因为当建行上市锣声响过后，改革这个关键词，将升格到他职业使命的首要位置，而成功还相当遥远。
救火队长开幕战：不讳自疾，端求信任
郭树清领导建行鏖战国有商业银行海外上市的开幕战，在只能成功的悲壮语境下，隐含着一个沉重的代表性任务：挽回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国有银行的信心。原董事长张恩照事发后第二天，郭树清接受火线任命出任党委书记，一周后被选为董事长，使命显然。
同为国有企业，同样享受垄断体制，但四大国有银行不但没有如中石化们修得‘金身’，反而一身褴褛。接连不断的腐败丑闻，则撕扯着最后的遮羞布。建行的上市计划，也一度因此显得风雨飘摇，国际舆论一片悲观。‘这让我们震惊不已。’在此情况下，以文雅绅士著称的郭树清拉着建行，就像拉着一个还没有学会文明语言的孩子，他发现，让人们相信这孩子还有前途，并不容易。
尽管建行给了市场一个漂亮得难以置信的财务报表，但并不能轻易消除来自市场的质疑。港交所上市委员会就在上市聆讯前认为，建行不良贷款的审计方法未能反映该行全面财务状况。普华永道一位合伙人指出，‘这其实是质疑建行的内部控制。’不良贷款是一个表面的核心问题，垄断体制下形成的‘内部控制’管理机制则是根本原因。
郭树清没有回避市场的指责。在一系列的危机公关中，建行对问题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诚恳，比如，坦承在解决历史不良资产上扣除国家的注资扶持，‘建行依靠自身努力来降低不良资产率的作用有限’；甚至对潜在的不良资产控制风险亦不讳言，承认不良贷款在2005年上半年有所提高。
同时，郭树清多次表达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建行上市的最终目标是将之建设成一个现代商业银行，‘我们的业务流程、管理体制、激励约束机制都还需要脱胎换骨的改造，上市并不意味着改革完成。’
郭树清赢得了信任，在一定程度上缘于不讳自疾的坦然和立志改革的承诺。
以上市促改革：假设与现实之间大有距离
希望借力推动国有商业银行管理体制改革，是中国政府推动其上市的原旨。为此，政府不惜孤注一掷，以不良资产剥离、销账、注资等粉饰方式将之修理到合乎上市标准。
郭树清对此并无不同看法，他说：‘争取上市，确实可以加快改革步伐，引进竞争和监督机制，引进国外管理经验和人才，可以自加压力。’他甚至认为，上市不但是改革的重要途径，也是唯一途径。
郭树清表示，上市后严格的外部监督将促使建行转变机制。这一动机很大程度上被冀望于美国银行等战略投资者。建行选择投资者的标准，‘主要是能不能搞业务合作、技术转让、帮助我们转变机制’。
郭树清明确表示：‘这是最重要的、最根本的目的。’
此前的汇丰银行战略入股交通银行被当做了一个成功的范本，因为汇丰能够积极介入管理，决策作用很大。但是建行的规模之大、国有身份的特性，使这一参照意义大打折扣。
国际舆论一直认为，入股这样的银行出资过高而所获股份过低，最终很难对决策发生影响。尽管交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都因引入战略投资者，均衡了大股东的单一决策风险，但在建行国有股占据80%以上的情况下，相对分散的海外股东的声音，真的会受到重视吗？
另外，外资对建行国企身份形成的潜在管理风险疑虑难消：建行到底是一个董事会还是两个‘董事会’？(另一个‘董事会’指建行党委会)
所以，专家认为，建行上市并不足以解决它的一切问题。新浪网曾对上市能否挽救国有银行作过一个网上调查，84%的网民认为不能。
经济学家易宪容认为，建行为上市，虽然短时间内完成了整个银行的形式重组，并以国际市场所要求的标准完成了改制。但是，新的制度安排、运作机制，如果不能为建行得以生存的内部环境所消化，那么建行改制要达到所设想的结果是不可能的。
当前提指向制度安排的时候，外部压力尽管具备推动作用，但仍非变革性力量。
无法解开的死结：政府左手监管右手
动用了巨额国家外汇储备完成注资后，另一个全资国有企业——汇金公司，成了建行第一大股东。但是这种国有资产左右手倒腾的‘帽子戏法’，并没有给建行的改革提供一个真正有效的产权基础。
郭树清当时认为：‘依法注册成立的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向试点银行注资，并作为出资人督促银行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力争股权资产获得有竞争力的投资回报和分红收益。’国家投钱也是要回报的。但是，国有银行借给落后国企的贷款也要回报，其中也有很多目的就是推动公司变革，但结果呢？
这种以巨额投资为国有银行改革制造内部压力的诉求，仍然没有脱离政府管制哲学的窠臼。因为包括汇金公司在内的建行国有出资人代表，均与建行有着至为亲密的裙带关系并侍奉着政府这同一个老板，实际上等于自己督促自己，效果难能如愿。联想到郭树清担任汇金公司董事长一职，这一判断不难得出。
更为重要的是，内地专家已经频频指出，国有银行改革成功的标准是，能否在新的制度安排下形成新的经营机制。改革的重点其实正是监管银行的政府，而恰恰并非银行。专家认为，正是政府高度管制和深度保护，致使政治的、官僚的和行政的势力在银行经营中无约束地蔓延，并极度压抑了银行企业的自主权利和银行家的创新精神。
曾经作为银行监管者角色的郭树清，将如何要求现在的监管者们放权？
改革者与修理工：郭氏无法做主的命运
郭树清深厚的理论研究功底，使其对中国国有银行改革路径选择有着准确的把握。
他认为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的问题解决，在经济发展和财政增长的今天并不存在严重的限制，‘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转变国有银行的内部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他认为，‘当前国内金融机构最大的问题不是缺乏资本，不是缺乏市场，不是缺乏业务，而是缺乏制度创新。’
由破而立的制度创新，已经成为郭树清再造新建行的关键所在。
郭树清反复强调：‘经营管理有关的所有权力，应该放在行长办公会下面，包括人事权，甚至副行长的提名都是行长的权力。’这一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举动，在郭树清则是对‘党管干部’在建行制度安排上的一次挑战。
如果说引入海外战略投资者和公开上市，仅仅为郭树清推进建行彻底手术式的制度改革提供了一种可能，那么他能够在多大程度和多大速度上实现改革目标，将取决于他与政府监管者之间企业管理权力的博弈。
而郭是改革者还是修理工，最终取决于这场博弈的结果。
郭氏履历
1988年-1988年在国家体改委国外体制司工作。
1988年-1993年在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任副司长。
1993年-1996年在国家体改委综合司任司长。
1996年-1998年任国家体改委党组成员、秘书长。
1998年-1998年任国务院体改办党组成员。
1998年-2001年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2001年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
2005年受命担任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2005年被选举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绅士-学者-官员
许多接触过郭树清的人，都能想到‘绅士’、‘有风度’之类的词语。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如此描述他第一次见到的郭树清：衣着整齐、长相清秀，很安静地坐着，乍一看还以为是一位青年学者；而讲话条理清楚、简洁明了，处处透着温文尔雅。同时，郭树清因颇有建树的宏观经济研究，亦被称为绝对典型的学者型官员。1980年以来已先后发表论文300余篇，著书13部。也有熟悉他的人介绍说，郭树清在内蒙古插过队，酒量不小，‘性格耿直’，处事果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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