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可是上海新城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城”)一名种菜工人，新城公司在上海浦东租了1000公顷耕地，建了3个农场，像蔡可这样被招募来的农场工人大约有1100多名。
 
　　新城是一家超市供应商，从1997年开始为上海农工商超市供应生鲜农产品。1990年末，它发现从批发市场采购农产品很难满足超市的质量要求，于是就自己租地生产。

　　新城公司的生意显然非常好。他们的销售对象已经扩大到上海华联、麦德龙、乐购等多家超市，500多个销售网点。

　　除了农场外，新城还采用签订合同的方式，向上海郊区的菜农购买蔬菜，公司为这些协作农民提供技术指导。现在公司的协作农户有4200户，他们生产的蔬菜占到了新城公司蔬菜经营的50%。

　　上海农委提供的数字显示，有36.9%的上海市民买菜首选超市，超市也不断把农民纳入供应链。“通过我们带动起来的有10万户组织化的农民。”上海农工商超市总经济师周勇说。

　　单是这些事还不能说明什么。5月24日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在上海发起的一个国际性研讨会议，则让人们隐约看到，中国连锁超市崛起，将可能使农村发生深刻变化。

　　新奇的研讨会

　　密西根州立大学以研究农业问题见长，共同举办此次研讨会的，还有中国农业科学院和上海农委、经委。研讨会的主题是“超市与农产品产销”。虽然题目很不起眼，但是会上一些激动人心的观点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该观点的基本逻辑是，超市连锁的发展，将取代农贸市场广泛进入人们的生活。而超市间竞争的结果，将使它们直接面对农户。单个农户在超市巨头面前，要么是小块农地集中为大块农地，要么是小户农民的联合。

　　最后推导出的结论为：超市的发展，将促使农村进行制度创新。会上发言的中国专家——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胡定寰博士更是指出：超市对农产品供应链的影响，将是中国农民走向市场的火车头。

　　但该问题的逻辑前提是超市的发展。全球超市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现实，在欧美发达国家，60%-80%的农产品进入了超市。在阿根廷，有大约40%的消费品由超市售出，部分商品比例已达到50%-70%。

　　国际著名超市问题研究专家Thomas.Readon博士说，1980年代末期，南美洲超市食品零售额占食品零售总额的10%到20%，但2002年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了50%-60%。南美洲仅用了10年时间就完成了欧美50年的历程。

　　“南美洲是发展中国家最先引入超市的地区，研究发现该地区的发展模式、特征以及发展的决定因素与其他发展中地区相似，其发展趋势可以预示东南亚、中东欧及南部非洲地区超市发展的前景。”Thomas.Readon说。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超市的发展结果，无一例外都是向大的超市集团集中。阿根廷4家最大的连锁超市的销售额占到超市销售总额的70%，巴西5家最大的超市集团的食品销售额占全国食品销售额的60%。

　　而中国的数字是，有6%的农产品由超市售出，在上海这个数字则达到了20%。但Thomas.Readon认为，中国超市的发展速度超过世界上迄今为止的任何一个国家。支撑Thomas这一判断的，是中国的超市以每年30%的速度在增长。

　　按这样的发展速度，中国60%的农产品进入超市，还需要10年吗？

　　超市组织农民

　　这一问题最让人兴奋的地方在于超市发展对农村的影响。

　　超市在组织农产品货源时候，主要依靠两个途径：一个是中间商，另一个是直接采购。而超市的国际发展趋势为，大型超市集团采购系统的变革，越来越倾向于直接面对农户。“超市跟中间商打交道，要浪费2%的利润。”此间的专家说。

　　但中国超市面临的生产者是组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中国有2.2亿个农户，一户平均也就几亩地，超市能否组织这些小规模的农户进入现代商业市场？

　　上海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生鲜管理部部长刘伏生认为，目前超市发展很快，但是供应商跟不上。

　　“城市的消费水平跟目前我国农业产业化水平有矛盾。”刘解释说。

　　农产品进入超市，必须具备三大先决条件：一是保证食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二是产品包装，三是要有稳定货源的农产品供货基地。受这三大条件的制约，我国农户的分散，使农产品大多还停留在马路市场阶段。

　　但是分散的农户要与日益整合的连锁超市打交道。“要入世，先入超市”成为流行一时的词汇。超市和农户一样，都有迫切的经济驱动力来降低各自的交易成本。

　　“成本高的地方就有组织创新来降低成本。”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沈明高说。沈认为，超市这种先进生产方式的组织者，将加速农村生产者的组织创新。

　　“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进入到由体制改革到组织创新阶段。”沈明高说。这位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认为农民专业技术协会就承担着这种使命。

　　“它是继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的勃兴之后第三次农村制度创新。”沈明高说。

　　供应商还是农会？

　　沈明高正在参与一项中国农民专业技术协会的调查项目，这是一个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合作项目。他们抽查了6个省2500个村，推断出中国目前有2.9%的农户参与了各种形式的协会。协会覆盖的村占全国总村数10.2%。

　　在如何评估这些协会的作用上，沈他们设定了两个衡量标准，一是看是否正规化，另一个是看它发挥的功能。正规化方面，设定了四个指标：是否注册、是否有固定的成员、是否有章程、是否收年费。满足了两个指标的，被认为比较正规，占了83%；满足三个指标的，占了51%。

　　在协会发挥功能方面，也设定了四个指标，分别是：是不是企业，如果是企业就不是协会；协会的领导是政府决定还是协会自己产生；协会的目的是否赢利，是否是一人一票制。满足3个指标的，被认为发挥了正常功能，占到了调查样本协会总数的69%。

　　“地方政府对推动农民专业协会的热情非常高，有超过60%的村干部表示上级政府部门专门召开过会议以推广农民专业技术协会。”沈明高说。

　　沈明高认为，这些协会可以充当生产者与超市或中间商的中介，降低农产品进入超市的成本。

　　胡定寰近期也在研究中国农民协会问题。与沈明高看法不同的是，胡更倾向于认为，短期来看，与组织协会比起来，发展供应商更可行。胡的逻辑是，“超市发展带动供应商，供应商带动农民。”

　　胡的理由是，中国农民长期的小生产者习性，决定了中国农民只关注自己的个人事务，不长于联合。

　　而中国的农民协会，因为担心它的政治色彩而处于两难。沈明高说，农民协会最大的问题在于地位不明。

　　“现有的农民协会，有的是在科协系统，有的是在农业部门，有的是在供销社系统，有的在民政局，没有一个统一的管理。”沈明高说。而此间的最实际问题是，农民协会贷不到款。

　　不过，超市革命，将可能用市场的力量推动农民组织起来。“有关农民合作组织的法律我国现在已经纳入立法程序。”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嵘博士透露说。

　　于建嵘说，这方面的立法已经形成了草案，只不过存在不少争论，例如现在有两派意见，是叫“农民合作组织的法”还是叫“农民合作的组织法”就相持不下。

　　“中国对农村合作组织还是鼓励为主的，例如刚刚中央还下发了红头文件，要求在四川的农民专业协会里面建立党支部。”于建嵘解释说。

　　这位一直努力主张从政治上建立农民组织的学者，现在也开始研究超市对农村组织结构的影响。

　　除了农民组织化之外，连锁超市主导下的农产品供给，还有一个指向就是农地的集约化。这同时也代表了世界上可供选择的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日本、韩国的小块土地的农民协会模式，一种是美国的大块农场模式。

　　从效率上来看，胡定寰看好的是美国的模式，“日本农业是个失败的案例，不值得模仿。”

　　超市发展有多快？

　　研讨超市和对小规模农户的影响的会议，在中国还是第一次。而中国对此问题的研究，最早也就是去年10月份左右。最早的研究者是从日本归国的胡定寰博士。

　　胡定寰2003年在日本金都大学从事有关“日本农产品供应链”的研究。回国后，胡留意到中国超市的蓬勃发展，用英文写出了第一篇超市对农产品之影响的论文。胡的文章引起了国际著名的超市问题研究专家Thomas.Readon博士的注意。由此，胡和Thomas.Readon等几个人开始了对中国地域这一问题的研究。

　　此方面的研究，国外似乎比国内更关注。250名与会者中，有100多名是国外人士。而国内与会者，主要是超市供货商和政府官员。

　　讨论充满着争论的气息。国内的争论主要还集中在中国超市的发展速度上。

　　在研讨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演讲刚结束，黄季琨教授就忍不住问韩，“你家太太平常买菜是去超市还是菜市场？”

　　这位中国农科院农村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经济学家还不忘提到，中国仍然有7700万的农村贫困人口。

　　其意为，支撑超市发展不外乎两个理由，一个是购物环境，一个是食品安全。而他认为，有些地方政府从政绩上考虑，加快了“农改超”的进程。

　　更有人提出，中国超市每年以30%的速度发展，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快。这位论者说，中国超市这几年之所以有超常规发展，是因为零售业在入世“狼来了”的效应下，跑马圈地的急速扩张的结果。

　　而上海经委提供的数字，上海超市的销售收入一年也就六、七千万人民币，不及沃尔玛的3%。

　　这位论者进一步指出，他们在成都的调查显示，很多超市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超市。“成都400多家超市，连锁超市就四五十家，其他都是便利店，跟以前的夫妻店没太大的区别。”这位论者说。

　　争论还在不断地继续。就像国际超市问题研究专家Thomas.Readon博士说的那样，“全世界都在讨论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