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联“调戏”商家并不是深圳罢刷事件的根本原因。关键之处在于2006年信用卡业将面向国外银行开放，正是这一背景令事件的双方不得不未雨绸缪，抢占更为有利的位置。最终的方案据说会在7月底公布，然而无论结果如何，值得思考的是，持卡人在这一轰动全国的事件中自始至终竟都是“沉默羔羊”的角色。

　　夏宾和他的同伴们觉得自己被耍了！这群商家代表们走出会议室时，气愤难抑，他们觉得自己实在委屈，一个词开始在他们发热的脑袋里酝酿——罢刷！

　　第三天，也就是6月3日，深圳商家在6月2日联合拒刷信用卡的新闻出现在各地报纸显眼的位置上。这场始于2月份，一直潜藏于调解之下的深圳银商之争终于纸包不住火，正式浮出水面。

　　越想越觉得自己被侮辱了”

　　导火线是在5月30日点燃的。

　　罢刷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认为自己被侮辱了的夏宾一脸愤怒地告诉记者：“我们本来是和他们约定不说出来的，然而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遵守约定的需要了！”他提到的“我们”是深圳的46家超市商，“他们”指的是深圳银联。

　　按照商家一方的说法，早在今年2月份，深圳商家就普遍感到银联从刷卡服务中抽取的费用过高，几十家商家先后各自向深圳银联和银行同业公会表达不满和协调调整相关收费的愿望，银联一直没有作很正面的回应。商家觉得各自反应效果不好，便联合组成队伍通过深圳零售商业协会向银联和银行同业公会正式表达不满，终于在5月底接到市政府的邀请，希望三方面在市政府的主持协调下达成共识，解决纠纷。46个商家代表当时满怀期待地前去赴约，他们之前接到消息说因为市政府的出台协调，银联方面将作出比较重大的举措。

　　然而，双方甫一坐定，银联方面相关代表就首先上台讲了一个寓言《农夫与蛇》，口气和用意让夏宾等商家代表听了极为不舒服。紧接着，银联抛出了他们所谓重大举措的解决方案：抽取费用下调0.2%，从1%到0.8%，不过有个前提，该超市的营业面积必须300平方米以下，月刷卡金额达到4500万元以上，使用POS机达一年以上。然而，针对这一事先被商家预期为“重大调整”的解决方案，夏宾和他的伙伴们除了失望之外，还觉得非常荒谬：“按照这样的标准，深圳根本没有一家超市符合条件。”

　　“那种感觉像是你被人居高临下地调戏了一下，那时我们顿时怒火中烧，集体拍案走人，在出来时越想越觉得自己被侮辱了，当天就决定来一次集体罢刷。”夏宾讲述道。

　　于是6月1日，深圳多家大型超市的POS机便都很“凑巧”地同时处于“维修状态”，拒绝刷卡。而抱怨刷卡手续费过高的这46家商场几乎涵盖了种种零售业态，其零售总额超过深圳零售总额的70%。

　　“我承认，当时我们很冲动，但是，罢刷并不是一次纯粹的意气之争。”夏宾觉得他们商家很委屈，“那是我们求救无门向社会舆论作出的求援。因为主动权掌握在他们手上，他们拖一天我们就花一天的钱，我们就像那种要不到钱的民工，走投无路只有采用跳楼等很偏激的手段，以求媒体的注意并得到社会的关注，期望在舆论压力下促进这事情的解决。”夏宾显得很无奈。

　　火药桶早已埋了很久

　　无论谁是谁非，商家罢刷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刷卡服务费过高。

　　在刷卡系统的整个运作链条中，银行负责提供相关资金借贷，而银联是负责安装和管理网上账户平台，由他们直接扣下刷卡费用，然后按照协议关系，其中有70%左右给银行，自己留下一些支持相关运作。商家有选择银行合作方的能力，但目前中国只有一家网上账户平台——银联。无论商家选择哪一个银行都绕不开银联，以及银联定的1%的刷卡费率。

　　“抽取1%的刷卡费用几乎导致深圳超市直接的生存困境。”夏宾直接列举了数字，深圳超市由于竞争激烈，毛利只有销售额的3%～4%，而毛利扣去管理、运输、场地等相关费用，很难再有1%的收益，银联和银行方显然直接截断了他们的生路。

　　经济部门的统计一定程度上佐证了夏宾的话。据统计，家电商场利润率不到1%，超市利润率只有1%～2%，百货也只有2%～5%。不过，商家承认，作为提供资金借贷的银行，由于提前借贷的风险和应收取的利息，银行抽取相关费用是应该的，商家不满的是银联。

　　对于商家的指责，银联方面人士则认为，经过数次下调后，深圳银行卡手续费已从以前的3%降到目前的1%。各银行在银行卡业务上目前都没有盈利，如再调低手续费标准，发卡银行势必将进一步亏损。

　　他们有另一套数据，按照家电零售、百货零售、超市等不同业态的调查，深圳的刷卡费率在国内外是比较低的。他们认为商家是在无理取闹。数据表明：厦门分别是0.8%、1.5%～2%、1.5%～2%，杭州分别是0.8%、2%、1.5%。在国际上，日本3%～4%、新加坡2%，费率均高过深圳的水准，而国际通用的VISA卡的刷卡费率平均在2%多一点，运通卡则在3%多一点。香港地区也达到1.8%。

　　然而，为什么以前大家都相安无事,没有反应，而现在在深圳，这个矛盾却被激化呢？

　　某信用卡公司经理邓先生告诉记者，这件事情的错综复杂在于它有互相制约的三方参与，商家有选择银行方的权利，银行一般会极力对商家让步，而银联是唯一平台，银联不愿对商家让利，而银行是银联的大本营，三方形成相互制约的关系。以前银行一般会通过种种方式绕过银联返还商家，取得短暂平衡，矛盾暂时不那么明显。

　　转折是在2003年，该年深圳人通过刷银行卡完成的交易量巨幅增长直接激化这一矛盾。深圳市2002年刷卡消费额为70亿元，2003年为165亿元，增长幅度为135%，银行收取的手续费也同步增长了135%。而2003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仅为16.2%，即商家营业额的增长仅及刷卡消费额增长的九分之一，这意味着商家非但没有从普及刷卡消费中获利，反而还要从自己辛辛苦苦所得中挤出一大块来支付银联(银行)的刷卡手续费。

　　商家需要支付的账单突然暴增，无论怎么返还，这一平衡已经很难维持。而深圳是中国刷卡最普及的地方，刷卡消费日益成为主流。商家现在已经意识到，随着市民刷卡意识的形成和刷卡习惯的养成，他们已经离不开银联的网上账户平台了，并且突然发觉，这样的费用对他们来说是很沉重的，但是当他们想改变这种情况的时候，银联已经牢牢把握住了主动权。

　　据统计，截至2003年年底，深圳市加入银联网络的ATM机已达2224台，全市POS机刷卡特约商户达4357家，分布于衣、食、住、行各个行业。在这样的情况下，把握主动的银行不断拖下去，着急的商家不断想尽方法，双方的矛盾一触即发。

　　到底谁坑了谁

　　夏宾他们寻求媒体关注的目的最终达到了。从6月2日以后，争执三方不得不面对各种媒体的询问，并且都极力为自己辩护，陷入了一场口水战中，争执的焦点是：到底是谁坑了谁？

　　对此，中国银联监督员何海涛认为，这是信用卡推行前期必然的结果。他告诉记者，事实上，在美国推行VISA卡的时候，也曾遭遇过这样的纷争。他认为，在信用卡推行初期需要大量的投入，包括网络铺设、仪器推广等，当网络体系成熟之后，就会逐渐收回成本。在这个基础上，他认为商家的举动无疑是逃避责任，不想付出前期的投入而想坐享以后的收成。他对商家多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呼吁打破银联一家网络平台的垄断、回到各个银行各自和商家谈判的说法很不满。“那等于回到以前混乱无序的状态，中国的银行业有很多的不良竞争，如果回到以前那种状态，银行间将会有悖于发展规律的恶性竞争，抢着压低刷卡费率，加重银行业的负担。”

　　商家有另外的解释。夏宾告诉记者那是银联故意误解的结果。他强调，他们没有所谓的回到各个银行各自和商家谈判的想法，“其实我们知道目前对中国信用卡行业来讲是一个关键时期，我们也想和银行、银联一起渡过难关，但是我们不满的是，由于只有一家网上结账系统，银联垄断了价格。我们是说要打破银联垄断，但是，我们的意思不是废掉这类组织，而是把它一分为二。我们不是拒绝银联，而是拒绝银联垄断，我们不是要回到战国时代的混乱，而是要求有分而治之的市场性的竞争！”夏宾解释说。

　　相关专家告诉记者，从一定意义上说，商家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但是要客观地看清这个事情还需要放到整个背景下来看，事实上，商家之所以会这么急、银联之所以这么头疼是因为2006年快到了！

　　2006年是中国加入世贸允诺放开银行相关业务经营的最后期限，2006年以后，中国的银行业将不得不和外国商家肉搏。据了解，发一张信用卡不仅能够支取高达18.25%的年利率(具体换算下来，每一天的利率就有万分之五。如果你透支了10000元，那么每一天你都要付给银行5元钱的利息)，而且还可以从客户刷一次卡的过程中得到1.6%的提成(国际上有通用的8:1:1法则，就是说，商户在提供刷卡的时候必须扣除2%的手续费，其中的80%交给发卡行，10%交给收单银行，还有10%是给中介机构的)。所以，国际上的大银行中信用卡业务收入占到了整个银行收入的30%左右。这无疑对一个国家的银行业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目前国内大约4.69亿张银行卡中，92%为借记卡，8%为信用卡，信用卡业务只占到银行业务的3%。在这样的背景下，银行有点着急了。

　　而中国的超市也恰好碰上新一轮的竞争，面临一个瓶颈，商家一方面想转嫁压力，另一方面也为了以后考虑。何海涛告诉记者：“商家一开始罢刷可能是意气之争，后来逐渐意识到2006年的重要，他们知道外国的信用卡刷卡率更高，而中国银联急于站住市场可能有机会再压低价格，所以他们就有意争取政策往自己更倾斜一点，带动外国银行在以后也随着优惠。”

　　“我们都在等待一份迟到的方案”

　　让很多人百思不解的是，在6月中旬三方突然同时停下了口。争执戛然而止。

　　在采访中，银联、银行同业公会以及零售商业协会很有默契地告诉记者：最近不便接受采访，原因是，上面即将有大的举措。

　　事实上，从一开始就一直有传闻，将有一个强而有力的举措即将出台。可以看到的是，这件事引起了国家发改委、商务部、银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的高度重视。来自深圳零售商的消息称：商务部近期将对此事发表有关声明；国家发改委有关部门领导公开表示，他们一直很关注深圳罢刷事件，要与人行作进一步沟通后拿出研讨解决的办法。

　　消息人士告诉记者，他们都在等待一份迟到的方案。

　　之所以称为“迟到”，因为原本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经发委的计划，会在7月初推出一份新的相关条例，而深圳罢刷事件的发生使得这份相关条例暂缓公布，转而进行重新的审定、探讨。据称这份说明将大致定位以后的信用卡运作体系。在国家相关部门进行研究探讨的过程中，不希望这个时候有另外的纷争，所以当国家银联有关负责人在之前单独发表他的看法——减税方案不久，银联方又急急召开记者会，称这是个人看法。何海涛告诉记者，这不是个人看法，这可能是国家银联看法，但是国家相关部门已经不希望争执三方再发表自己的意见了。再有，三方抱着期待的心理等着最后的裁决。这是风暴前的平静。

　　该消息人士告诉记者，这个举措应该会在7月底公布。商家也证实，他们有接到消息，说国家针对这个问题的相关解决方案在不久就会出来了。而零售商业协会也告诉记者，最近他们不方便说话，但是可能过一段时间就可以解释一些东西，希望记者耐心等待结果。

　　银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这个方案可能不只包括所谓刷卡率之争，还会把信用卡之前所有问题一揽子来个大整顿，包括信用卡个人信用监督体系、发放信用卡的规范等等。

　　最后摊牌的时候即将到来，三方都没有闲着。银行方面已经有个别银行自己举行磋商，甚至一度在7月初背着银联私自公布0.8%的刷卡费率的方案，惹来银联的紧急灭火，而银联最近也在加紧磋商。

　　商家不再被动地等最终结果了，夏宾告诉记者：我们是不可能再罢刷了，罢刷的举动就像是讨不到工钱的工人作出的自杀性的威胁动作，罢刷是会让我们最终失去消费者的，我们已经咨询了相关律师，如果方案最终没有使我们满意，我们将通过法律手段起诉银联，中国虽然没有反垄断法，但中国的价格法还是对此有相关规定的。

　　“不出意外的话，7月底就会最终见分晓了。”夏宾说。

　　专访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秘书长刘维新

　　缺的不是信用卡而是信用

　　《新周刊》:作为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秘书长，同时长期从事中国城市经济特别是银行业务的研究，你怎么看这一次深圳罢刷事件？

　　刘维新:应该说这是发展的必然，在外国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现在最重要的是探讨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新周刊》:这件事情的关键点在哪里？

　　刘维新:从本质上讲，这不只是小领域的汇率之争，最本质的还在于转型社会的信用机制问题。社会的急剧变化会导致信用的缺失，可以这么说，现在的信用低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的信用卡发展实际上是很有问题的。信用卡是以个人信用作为基础，缺乏了信用，会使银行遭遇损失的风险增加，信用卡的成本因而不得不提高。而在这个时候，又处于银行、银联推广刷卡网络的初期，花费无疑会变得难以承受，这也是为什么会引来争议的根本。

　　《新周刊》:也就是说，要解决问题根本上要从信用体系着手？

　　刘维新:是的，我国目前的信用卡可以说是非常有问题的，个人信用体系没有建立，怎么能判断能否发给消费者信用卡呢？在国外信用卡和个人信用紧紧连在一起的，西方有个人信用会忠实记录每个人的每笔交易、资金状况等等。如果一个人拿到金卡，就代表他的个人信用非常高，在西方的各个领域都会得到尊重。而在中国就没有这样的体系。这对信用卡发展推广非常有限制的。

　　《新周刊》:那么该如何建构信用体系呢？

　　刘维新:首先思想上要有这样基本的观念，再到机制上开始进行建构，等达到共识了，然后才是体制规定。其实我个人认为，中国目前最紧缺的不是信用卡，而是信用！(采访/达达)

　　采访后记

　　持卡人:一个缺席的主角

　　在银商刷卡之争闹得沸沸扬扬之际，持卡人自始至终的“缺席”这一现象所反映出的问题，事实上早已超出了如何维护消费者权益的范畴。

　　这是一场银行、银联、商家、消费者四方的博弈，消费者无疑是主角。”商家代表夏宾是这么定位这场纷争的，然而我们看到，最终的主角却始终没有出席。原本有媒体称，有消费者在6月1日持卡消费被拒绝之后曾向该媒体投诉，并称将联合相同遭遇的消费者以违反信用卡使用协议把超市商家告上法庭。然而，最终的缺席无疑直白地告诉我们：中国的消费者仍然缺乏自觉维权意识。

　　在追踪采访这一事件中，记者在深圳消费者协会查取不到有关消费者投诉信息。该协会工作人员说：从来就没有消费者在被拒刷后投诉商家。联想到在深圳罢刷事件爆发时，中国消费者协会主动先跳出来警告三方争执不能牺牲消费者利益，中国消费者的迟钝值得思考。

　　事实上，这三方博弈的最终筹码都是消费者，动不动挟消费者以图私利。商家一开始的罢刷告诉银联，如果不调低费率我就不让消费者刷卡，让银联失去消费者；银联反过头来忠告商家，这样下去，小心商家丧失消费者。可以这么说，在这场纠纷中，原本最有能力扭转局面解决问题的是消费者，然而消费者的缺席主动放弃了权利。

　　放弃意味着任由他人摆布。因此，虽然上帝是消费者，缺席的上帝却时不时在这三方妥协与较量中被宰一刀。不顽强的商家对银联妥协，推出双轨价格制，把他们争论的焦点1%由谁来付，连本带利全都推给消费者，称用现金付账100元，刷卡则101元。而银联在后期为了讨好商家，甚至建议把这些花费用税率等经济手段摊在市场价格中。他们的意见很简单，我们都不愿意出，那就妥协一下，你也不出我也不出，我们偷偷推给消费者。反正他不在场。

　　消费者为什么总是不在场。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孝正教授称，一方面，消费者的自觉维权意识太弱，还停留在以往那种被安排的惯性中；再者，消费者没有自觉自发的团体维权组织。消费者协会也是由政府组织的公益性质的服务单位。中国缺乏维护消费者本身的自发组织。

　　按周教授的观点，社会进步的体现在从赚钱让自己活下去到花钱买服务。而中国消费者显然还没有养成花钱买服务的习惯。中国社会在经济的推动下正处于一个从为生存到为活得更好转变的过程，花钱买服务成了以后必然的主流。在这样的转型时刻，各方博弈将成为常见的现象，如果消费者一次次不在场，消费者的利益还将一次次受到伤害，而社会也无法顺利完成转型。

　　人民的需求是最大的经济推动力，人民生存的需求已经满足，生活的需求正要实现。如果没有花钱消费服务的意识，没有自觉满足自身权利需求的意识，如果没有进一步在社会发展的情况下更加大胆满足自身的需求，中国的经济甚至都要缺乏动力。

　　消费者缺席，受伤的不仅仅是消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