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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份全线飘红的股市“热”得让人冒汗,大盘一路高歌猛进,翻越千三,突破千四,爬上千五,站上千六。许多个股连封涨停板,数不清的人实现了一夜暴富。冷清的证券营业部又开始车水马龙、商贩云集、小道消息满天飞。
5月16日,很久没有激动的妻子又翻出抽屉里布满灰尘的股权证,开始查询我们的股票。但她很快从高兴变成失望,从失望变得痛苦,继而我们俩口子互相埋怨。因为,大涨的欢乐只属于别人,暴富的人里也没有我的名字。
我炒的三只票有两只退市,仅存的一只连当初的零头都不到,账上的10万元钱,只剩下8000多元。17日中午,我把这事讲给朋友听了,他目瞪口呆半天后说了句:“你恐怕是世界上最悲惨的股民了!”
10万元钱,7年时间,不增反跌,如今只值8000元。这在什么都可能的股市,在那些资金实力雄厚的炒家看来,也许算不上什么,但对我们这些小股民来说,这意味着血本无归。
那它是如何缩水的呢?收拾悲伤的心情,听我来讲讲这个天方夜谭式的悲剧吧。
事实上,我一直认为自己不是做生意的料,更不是个赌徒(我认为炒股是赌博)。但还是经不起赚钱的诱惑,我最终稀里糊涂地进入了股市。记得那是1999年,那时我还在当记者,跑社会新闻。6月的一天,跟一位领导到射洪县采访一起沉船突发事故。因为路途遥远,车上,这位当年在“成都红庙子时代”就开始炒股的老股民(领导),一个劲地吹嘘股市如何火爆,他如何血战江湖、炒股成金,听得我幻想股市遍地黄金,随便捞一把都比写稿子挣钱。于是,回到成都就不顾老婆和家里人的反对,在对股市一无所知、连K线图都不会看的情况下,毅然拿出5万块熬更守夜写稿子挣得血汗钱,在深市、沪市各开了一个户。
那天是6月30日,之所以记得特别清楚,一是第二天就是《证券法》颁布之日,炒股领导告诉我有政策出台,肯定要大涨;二是我到炒股领导推荐的光大证券开户买进一汽四环、福日、津劝业后,刚回到报社,就发现三只股票都大跌。也许这就是我的运气吧,但那时我并没有在意,因为我坚信领导说的股市有涨有跌。也试着在涨跌中体会冲浪的感觉和心态的磨练。
但老婆比我聪明。她见劝不住我,便买回一大摞炒股的书,还把家里的电脑升级,安上股票行情分析软件等等。她学习,也逼我学习。甚至还发动没事在家的父亲,每天看电视同步股票信息。用她的话说,既然都进去了,要炒就炒好,炒好了肯定比她上班强。但这样的情况只维持了几个月,随着我工作的越来越忙,随着她的怀孕,随着对股市起起伏伏的麻木,我们关注的重心开始转移。
我天生对经济类书籍不感兴趣,价值几百块钱的股票书籍,我只看了一本,也就是书的第一章。但其中一段话却让我记得十分牢靠,也正是这段惟一的“专业知识”,成为误导我、误导我们全家在日后股票大跌中坚持“坐牢”的“理论根据”。那句话的大意是说,从世界股市发展轨迹来看,炒股比存银行划得来,只要你有足够耐心,再差的股票,说不定几十年后都会翻几十倍。就这样,我的血本无归有了“理论根据”。
没多久又获得了“实战经验”。由于最初狂热关注股市,不出几个月我就先后把一汽四环和福日给卖了,虽然没赚,但基本上没亏。等到第二年春夏之交,我却发现,过分关注不如一年只炒一回。因为曾与我同时开户、同时在光大证券买进那三只票的一位同事,平时根本看都没看,也不学习,“理论知识”、专业术语都不如我,却赶上了一汽四环、福日冲高的最佳时机,每股赚了好几块。这时,炒股领导点拨我说,你这种情况还是炒中长线比较稳当。我后来总结发现,第一年炒股持平,第二年炒股赚了点。既然能赚,就想赌大点,买入越多,哪怕涨几毛钱也赚得更多,于是又分两次增仓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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