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份全线飘红的股市“热”得让人冒汗，大盘一路高歌猛进，翻越千三，突破千四，爬上千五，站上千六。许多个股连封涨停板，数不清的人实现了一夜暴富。冷清的证券营业部又开始车水马龙、商贩云集、小道消息满天飞。

　　5月16日，很久没有激动的妻子又翻出抽屉里布满灰尘的股权证，开始查询我们的股票。但她很快从高兴变成失望，从失望变得痛苦，继而我们俩口子互相埋怨。因为，大涨的欢乐只属于别人，暴富的人里也没有我的名字。

　　我炒的三只票有两只退市，仅存的一只连当初的零头都不到，账上的10万元钱，只剩下8000多元。17日中午，我把这事讲给朋友听了，他目瞪口呆半天后说了句：“你恐怕是世界上最悲惨的股民了！”

　　10万元钱，7年时间，不增反跌，如今只值8000元。这在什么都可能的股市，在那些资金实力雄厚的炒家看来，也许算不上什么，但对我们这些小股民来说，这意味着血本无归。

　　那它是如何缩水的呢？收拾悲伤的心情，听我来讲讲这个天方夜谭式的悲剧吧。

　　事实上，我一直认为自己不是做生意的料，更不是个赌徒(我认为炒股是赌博)。但还是经不起赚钱的诱惑，我最终稀里糊涂地进入了股市。记得那是1999年，那时我还在当记者，跑社会新闻。6月的一天，跟一位领导到射洪县采访一起沉船突发事故。因为路途遥远，车上，这位当年在“成都红庙子时代”就开始炒股的老股民(领导)，一个劲地吹嘘股市如何火爆，他如何血战江湖、炒股成金，听得我幻想股市遍地黄金，随便捞一把都比写稿子挣钱。于是，回到成都就不顾老婆和家里人的反对，在对股市一无所知、连K线图都不会看的情况下，毅然拿出5万块熬更守夜写稿子挣得血汗钱，在深市、沪市各开了一个户。

　　那天是6月30日，之所以记得特别清楚，一是第二天就是《证券法》颁布之日，炒股领导告诉我有政策出台，肯定要大涨；二是我到炒股领导推荐的光大证券开户买进一汽四环、福日、津劝业后，刚回到报社，就发现三只股票都大跌。也许这就是我的运气吧，但那时我并没有在意，因为我坚信领导说的股市有涨有跌。也试着在涨跌中体会冲浪的感觉和心态的磨练。

　　但老婆比我聪明。她见劝不住我，便买回一大摞炒股的书，还把家里的电脑升级，安上股票行情分析软件等等。她学习，也逼我学习。甚至还发动没事在家的父亲，每天看电视同步股票信息。用她的话说，既然都进去了，要炒就炒好，炒好了肯定比她上班强。但这样的情况只维持了几个月，随着我工作的越来越忙，随着她的怀孕，随着对股市起起伏伏的麻木，我们关注的重心开始转移。

　　我天生对经济类书籍不感兴趣，价值几百块钱的股票书籍，我只看了一本，也就是书的第一章。但其中一段话却让我记得十分牢靠，也正是这段惟一的“专业知识”，成为误导我、误导我们全家在日后股票大跌中坚持“坐牢”的“理论根据”。那句话的大意是说，从世界股市发展轨迹来看，炒股比存银行划得来，只要你有足够耐心，再差的股票，说不定几十年后都会翻几十倍。就这样，我的血本无归有了“理论根据”。

　　没多久又获得了“实战经验”。由于最初狂热关注股市，不出几个月我就先后把一汽四环和福日给卖了，虽然没赚，但基本上没亏。等到第二年春夏之交，我却发现，过分关注不如一年只炒一回。因为曾与我同时开户、同时在光大证券买进那三只票的一位同事，平时根本看都没看，也不学习，“理论知识”、专业术语都不如我，却赶上了一汽四环、福日冲高的最佳时机，每股赚了好几块。这时，炒股领导点拨我说，你这种情况还是炒中长线比较稳当。我后来总结发现，第一年炒股持平，第二年炒股赚了点。既然能赚，就想赌大点，买入越多，哪怕涨几毛钱也赚得更多，于是又分两次增仓5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