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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还没有富到可以把“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作为救助目标,但似乎可以把它作为一种追求——
我最近想养猫,一个朋友为我介绍了一只。上个月中旬,我见到猫和它的主人李先生。李先生对我百般盘查,他的太太坐在角落的一张椅子上,不停摇头。正在我以为要被拒绝的时候,李先生同意了我的申请。那是一只很漂亮的猫,有点瘦但十分精神。我不由得询问他为什么放弃这只猫。
李先生说,他们夫妻失业几年了,最近想申请低保,但“街道”的人说,他不能养猫,也不能养狗、鸟、金鱼、乌龟,等等。李先生复述了一句话:“政府的救济是给你们吃饭的,不是拿去喂狗的。”有点刺耳,我同意李先生这一感受,并忿忿地想,为什么乌龟也不可以养,我就没见到乌龟吃什么东西。两天后,我陪李先生去街道办事处,去证明他的猫既不是藏起来了,也不是暂时由我包庇在外。
这是我第一次拜访相关机构。工作人员很和气,连看墨水瓶的眼神,都带着怜悯。这里的人都认识李先生。一位女士说不能给李先生低保,因为上个星期她还看见李太太穿着一双新鞋。李先生笑着说没那么回事,大家笑着讨论李太太的鞋子,在愉快的气氛中李先生获准填表。
本市的低保标准是220元。这个数字的确定,大概和月人均食品支出有关。低保标准与人均收入的比例,高者如海口和上海,低者如乌鲁木齐和长春,本市正好是在均值,22%。
每人220元,不是李先生家实际得到的。要扣除李太太去早市卖钥匙链的收入,扣除李先生送牛奶的收入,扣除这一家人其他各种可疑、不固定、但碰巧可以查明的收入。后来,李先生在电话中告诉我,他得到的实际数字是每人每月75元,全家300元。
本市民政部门宽宏大量,允许低保户安装电话。在有的地方,这是不可以的。在南京,李先生得不到低保,因为他吸烟;在太原,他也得不到低保,因为他有两个孩子;在成都,他可能得不到低保,因为他的电话是一部小灵通(我不清楚在成都小灵通算不算“手机”);要是在成都的青羊区,他还可能因为另一种原因得不到低保:他的体重超过150斤,属于“太胖”之列。
低保基金本就不足,所以民政部门剔除“扮低”者的工作,更显重要。不过我有点怀疑工作人员在这方面的热情,至少部分地源于他们觉得贫困是一种个人缺陷,或者说,社会中的贫困现象不过是单个人的问题的累积,是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而消除的。这种想法,我从他们对待申请者的态度上看得出来,那些谆谆的告诫,和气的训斥,习惯性的摇头。
“我们不养懒汉。”一位工作人员说。我想,不鼓励懒汉,与不养懒汉,是两件事。懒汉也不能任其饿死,这是一个国家对其成员的义务。而我接触到的几位工作者,都不像在把发放低保看作完成社会的义务,更像是在施恩。中秋节前夕,我去李先生家取一只旧铁盆以解决猫的入厕问题,碰上街道办事处的人来“看望”,送来25斤面粉,100元钱。我很感动,向以前见过的那位小伙子连声道劳。他微笑着说:“值。”旁听到李家人的感谢话,我想我多少理解了一些那个字的意思。
当然,我赞赏他的工作。假如社会是一辆车,他的工作,等于在给一只轮胎充气。也许有人认为,没有这个轮胎,车子走得更快。是的,但自有社会以来,那种局面就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次。在相当大的意义上,贫困人口只是一些在为社会的缺陷承担部分代价的人,如果社会抛弃他们,他们也将会抛弃社会。人类理解这种社会关系的实质,已经有数百年了,此时此地,显然仍在理论家的大脑中,多数人的看法,与百年前没有什么两样。李先生本人,也不知道接受救助是他应享的权利。
市场经济越是发展,社会救助的意义越显重要,或者说,缺乏救济的弊害越是显著。以中国贫困人口之众,财政能力之不足,低保之提高标准,扩大范围,确是件“慢慢来”的事。中国还没富到可以把“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作为救助目标,但似可把它作为一种追求,并于在经济上实现之前,先维护住社会成员的精神尊严。无论是部门的姿态,还是普遍的观念,应有助于填浅社会的心理鸿沟,而不是任其深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