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还没有富到可以把“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作为救助目标，但似乎可以把它作为一种追求——

　　我最近想养猫，一个朋友为我介绍了一只。上个月中旬，我见到猫和它的主人李先生。李先生对我百般盘查，他的太太坐在角落的一张椅子上，不停摇头。正在我以为要被拒绝的时候，李先生同意了我的申请。那是一只很漂亮的猫，有点瘦但十分精神。我不由得询问他为什么放弃这只猫。

　　李先生说，他们夫妻失业几年了，最近想申请低保，但“街道”的人说，他不能养猫，也不能养狗、鸟、金鱼、乌龟，等等。李先生复述了一句话:“政府的救济是给你们吃饭的，不是拿去喂狗的。”有点刺耳，我同意李先生这一感受，并忿忿地想，为什么乌龟也不可以养，我就没见到乌龟吃什么东西。两天后，我陪李先生去街道办事处，去证明他的猫既不是藏起来了，也不是暂时由我包庇在外。

　　这是我第一次拜访相关机构。工作人员很和气，连看墨水瓶的眼神，都带着怜悯。这里的人都认识李先生。一位女士说不能给李先生低保，因为上个星期她还看见李太太穿着一双新鞋。李先生笑着说没那么回事，大家笑着讨论李太太的鞋子，在愉快的气氛中李先生获准填表。

　　本市的低保标准是220元。这个数字的确定，大概和月人均食品支出有关。低保标准与人均收入的比例，高者如海口和上海，低者如乌鲁木齐和长春，本市正好是在均值，22％。

　　每人220元，不是李先生家实际得到的。要扣除李太太去早市卖钥匙链的收入，扣除李先生送牛奶的收入，扣除这一家人其他各种可疑、不固定、但碰巧可以查明的收入。后来，李先生在电话中告诉我，他得到的实际数字是每人每月75元，全家300元。

　　本市民政部门宽宏大量，允许低保户安装电话。在有的地方，这是不可以的。在南京，李先生得不到低保，因为他吸烟；在太原，他也得不到低保，因为他有两个孩子；在成都，他可能得不到低保，因为他的电话是一部小灵通(我不清楚在成都小灵通算不算“手机”)；要是在成都的青羊区，他还可能因为另一种原因得不到低保:他的体重超过150斤，属于“太胖”之列。

　　低保基金本就不足，所以民政部门剔除“扮低”者的工作，更显重要。不过我有点怀疑工作人员在这方面的热情，至少部分地源于他们觉得贫困是一种个人缺陷，或者说，社会中的贫困现象不过是单个人的问题的累积，是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而消除的。这种想法，我从他们对待申请者的态度上看得出来，那些谆谆的告诫，和气的训斥，习惯性的摇头。

　　“我们不养懒汉。”一位工作人员说。我想，不鼓励懒汉，与不养懒汉，是两件事。懒汉也不能任其饿死，这是一个国家对其成员的义务。而我接触到的几位工作者，都不像在把发放低保看作完成社会的义务，更像是在施恩。中秋节前夕，我去李先生家取一只旧铁盆以解决猫的入厕问题，碰上街道办事处的人来“看望”，送来25斤面粉，100元钱。我很感动，向以前见过的那位小伙子连声道劳。他微笑着说:“值。”旁听到李家人的感谢话，我想我多少理解了一些那个字的意思。

　　当然，我赞赏他的工作。假如社会是一辆车，他的工作，等于在给一只轮胎充气。也许有人认为，没有这个轮胎，车子走得更快。是的，但自有社会以来，那种局面就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次。在相当大的意义上，贫困人口只是一些在为社会的缺陷承担部分代价的人，如果社会抛弃他们，他们也将会抛弃社会。人类理解这种社会关系的实质，已经有数百年了，此时此地，显然仍在理论家的大脑中，多数人的看法，与百年前没有什么两样。李先生本人，也不知道接受救助是他应享的权利。

　　市场经济越是发展，社会救助的意义越显重要，或者说，缺乏救济的弊害越是显著。以中国贫困人口之众，财政能力之不足，低保之提高标准，扩大范围，确是件“慢慢来”的事。中国还没富到可以把“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作为救助目标，但似可把它作为一种追求，并于在经济上实现之前，先维护住社会成员的精神尊严。无论是部门的姿态，还是普遍的观念，应有助于填浅社会的心理鸿沟，而不是任其深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