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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洛杉矶时报》发表了该报驻北京记者罗恩·特姆佩斯特的一篇长文，对比了中印两国50年的历史和道路。罗恩被派驻中国以前曾任该报驻印度记者3年，对中印两国对比很有兴趣。罗恩说，中印两国差不多同时宣布独立。印度选择了市场经济和议会民主制度，尼赫鲁在1947年8月宣告：“机会之门为我们打开了”，我们要结束“贫穷与无知和疾病与机会不等。”两年以后，******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国家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但是，罗恩说：“当印度领导人今天在准备庆祝印度头一个50年的时候，却不得不承认除了在人权和公民自由的领域外，几乎在每一个层面，中国都在改善其人民——包括最穷的公民——的生计方面比印度做得更多”。印度外交部长、前驻中国大使说：“毫无疑问，从直接的对比当中，中国做得比印度更好。所有的主要指标都比印度更好。”
好在哪里呢？罗恩说：“例如，从1960年以来，中国使公民的平均寿命增加了20岁以上。中国男人的平均寿命为69岁，中国妇女为71岁。印度的平均寿命虽有增加，但平均只有62岁。识字率方面，差别更大。尽管中国有十年文革的动乱，很多学校都关了，但实现了人口81％的成人识字率，而印度为52％。从1990～1994年，中国的年均国内总产值增长率为12.9％，印度为3.8％。1994年印度人均收入为320美元，只占中国的530美元的60％。”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新的各国人力发展指标——根据识字率、平均寿命和平均收入计算得出，中国的得分是60，接近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最高分，但是印度只有44分，亚洲国家中唯一低于印度的是老挝和孟加拉国。
原因何在呢？罗恩说：“许多专家现在相信，到目前为止中国得以如此迅速向前推进的原因是部分得力于较早时更粗暴的改革，特别是1949年至1976年******专政统治时期在枪尖下强迫实施的土地改革措施。人们只主要记得******时代1960～1961年大跃进失败之后的饥荒和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恐怖政治统治和迫害。但是，特别是在共产党统治初期的50年代，中国却得利于土地的重新分配、普及义务教育、简体字和保健与福利政策以及有助于恢复中国的精神和自尊的其他改革。虽然从今天来看总是要复杂得多，但是共产党对宗教、迷信、秘密会社、三合会和宗派的镇压也帮助中国打破了盘踞地方上的贫穷。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森是印度西孟加拉人，他认为：‘中国对印度的相对优势是其改革前（1979年以前）奠基工作的产物，而不是其改革后重定方向的结果。’”
《洛杉矶时报》不是亲华的报纸，更不是亲共的报纸，绝不是亲毛的报纸，而且最近又正值美国国内反华舆论高涨时期，但它却发表了这么一篇文章，可见天下还是有公道的。事实上，早在80年代国门初启，人们热衷于进行横比、纵比的时候，就曾有一些中国学者以印度作为参照系为新中国的成就辩护过。那时，大批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纷纷出国参观访问，体验了北美、欧洲、日本各地的高速公路、新干线后，未免部惭形秽，在报纸上发表了无数篇横比文章，大意无非是感叹资本主义的繁荣昌盛，痛惜中国的贫穷落后，诅咒文革耽误了建设时光，懊悔当初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时候也有一些“没出过国”的或者出过国却“头脑僵化”的人起而反驳，纵与解放前比，横与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比，说明前30年没有白过，也干了许多事情。遗憾的是，这股声音在一片热热闹闹的痛惜和懊悔声中总是显得那么孤弱。事实上，到80年代中后期，诅咒文革升温为诅咒新中国，由否定30年进而到否定5000年中华文明，懊悔心理则转变为急切地追求“全盘西化”，民族廖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连同崇美崇洋情结一起弥漫着从摇滚乐到电影电视的每一个文化角落。
八九年以后，一味向发达国家看齐的单向横比态度有所变化。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喻权域先生专门写了一本题为《论三个时间差——与两代人谈社会主义》的书，条分缕析地比较中外各国的发展成就，令人信服地说明，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在世界上也是毫不逊色的，甚至是非常出色的。我手头一时没找到喻先生的书，但却有几份统计资料可供作一个简单对比。为了说明问题，看来得烦请读者有耐心看一看下面这张表：
1965～1985年部分国家和地区GNP年均增长率（％）对照表①：
①除注明外、本表数据引自《世界经济手册》，经济日报出版社，1988年。
国别 增长率 国别 增长率 国别 增长率
美国 1.34 中国 7.49① 印度 1.7
英国 1.6 苏联 5.89② 巴西 4.3
西德 2.7 匈牙利 7.42 阿根廷 0.2
日本 4.7 保加利亚 7.84 墨西哥 2.7
新加坡 7.6 捷克 5.15 埃及 3.1
香港 6.1 波兰 8.67 肯尼亚 1.9
台湾省 缺 泰国 4.0 加纳 -2.2
韩国 6.6 马来西亚 4.4 尼日利亚 2.2
①该数据是1965～1983年的年增长率，换算自柳随年等：《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②苏、匈、保、捷、波五国的年增长率是从《世界经济统计摘要》各国国民收人1960～1981年数据中计算得出，人民出版社，1985年。
以上选列了四类国家，即西方发达国家，亚洲的“小龙”、“小虎”们，社会主义国家，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从这张表中不难看出，单纯就物质财富的增长而言，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是四类国家中最高的。中国六七十年代的发展速度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很高的，仅次于波兰、保加利亚、新加坡，与“四小龙”相比中国的速度并不逊色，却比小虎们整整高出一头，更是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
80年代中后期以来，舆论曾经一度从羡慕发达国家到赞美“四小龙”。学术圈的一些活跃人物提到“四小龙”就眉飞色舞：你看香港、新加坡、台湾、韩国，起点和中国差不多，但现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却直追美国！30多年来，深圳和香港一河之隔，但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一个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结果呢？一个长期是小渔村，一个却摩天大楼一栋挨一栋。这是为什么？
提问者显然觉得自己很高明，事实上也的确有许多人鹦鹉学舌，跟着起哄。其实，这样的问题愚蠢至极。按照这种逻辑，我们倒可以反问，同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光芒普照下，曼哈顿富人区和贫民区一街之隔，为什么一个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另一个却破破烂烂、污水横流？
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香港、新加坡是城市国家，是财富的汇聚中心，或者用老式的语言，叫吸血中心。就像旧中国的上海一样，外滩的精美欧式建筑、大世界的奇巧热闹是与上海以外的城镇的破败、手工业的衰落、农村的凋敝相联系的，它不过是外国资本吸噬中国膏脂的最重要的中转站罢了。1949年以后，上海不再是全国财富的汇聚中心，相反，倒是成为全国建设的技术和资金支持中心，因此，上海本身发展才显得缓慢起来。而香港则正是在一定程度上接过了旧上海的角色才得以繁华起来的。本来，在1949年前后，人民解放军完全可以像风卷残云般地收复香港。中国共产党可以废除无数个不平等条约，为什么独独要遵守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租让香港条约呢？这就是新中国领导人的深谋远虑了：考虑到新中国必然要遇到西方的长期封锁，保留香港作为打破西方贸易封锁的通道。正是靠着这样一个新中国外贸独家代理商的地位，香港收取了高额的代理费，发展起来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与西方各国的贸易额大幅度增长，但其中相当大部分仍然是经香港转口的贸易。有数以亿计的中国打工仔做苦力，香港怎能不肥得流油呢？
至于台湾的发展，更是离不开大陆，或者更准确地说离不开□□□□，充当美国全球冷战战略的“不沉的航空母舰”。说得难听一点，就是给美国当冷战的打手。膘肥体壮才能当好打手，因此美国给台湾（还有韩国）几乎无限额军事和经济援助，以便台湾当局稳定军心民心，练好武功。更重要的是，美国向台湾单方面开放市场，允许台湾产品大量出口美国，以增强台湾的自身造血机能。除此之外，不能不提到台湾从大陆掠走在大量黄金。据《蒋介石详传》披露，国民党从大陆运台的黄金达875吨，以今天的世界市场黄金价格（一克黄金10美元）粗略计算，合87.5亿美元。最近台湾作家李敖评论台独时就坦率地揭露了台湾发展的老底：“还有一点也是我一再讲过的，就是在1949年的时候，蒋介石把全中国的黄金，有92万两的黄金，全部运到了台湾。然后其中的82万两，做了台湾新台币发行的准备额、准备金。然后台湾才开省颉蝙谓经济起飞，这么多年来台湾就变成了暴发户。可是这是用全中国的钱，建设了中国的一个省。这等于劫贫济富。这是很对不起大陆的，用会计学的说法是耽误了大陆发展的机会成本。我觉得这是很混蛋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认为，当时台湾抢走了中国大陆国库的黄金，现在自己发了财，就想逃掉，哪有这么简单。”
可见，如果把“四小龙”的发展称为“奇迹”，那么中国就简直可以称为“神迹”了。因为中国的起点是一穷二白，既无资金又无技术，还少外援（苏联人援了一阵子，又半途撤走，还把钱要回去了），也没有外国财富可供吸噬，全凭勒紧裤腰带干活，却能在建国后短短30年的时间里走完英国100年的路程，这不是“神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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