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美国和日本的社会条件及其对信息产业发展的影响，说明信息产业的发展有赖于一个有利于多样化、个性化和个人自由的社会环境，并将印度和中国的社会条件及其对信息产业和工业化发展的影响做了简单对比。

当前，在关于我国信息产业发展的政策讨论上，存在着两种思路：第一种思路认为，发展信息产业的尖端和前沿产品（有形或无形的）需要大量的科技投入，而我们国家负担不起这样大量的投入，因此我们只宜占据那些中下游环节，利用劳动力充裕的比较优势，来求得扎扎实实的发展，积累资本；第二种思路认为，信息产业发展到今天，信息产业的尖端和前沿产品已没有太多的技术含量，也不需要太多的投入，因此可以利用我们国家庞大的市场，在某种合适的战略指导下，在这场混战中取胜。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笔者基本赞同第一种思路，认为它比较符合我国的国情。但笔者也注意到，这两种思路都没有注意到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信息产业的蓬勃发展有赖于某种合适的社会条件。本文想就此方面作一些探讨。

一、美国和日本的对比

在美国，信息产业的发展与其社会环境的变化有着紧密联系。社会环境变化的一个方面是，社会变得非群体化和更多样化了。近几十年来，美国爆发了民权、反战、女权、环境等许多社会运动，政府、宗教和传统道德的影响大为削弱，原先整齐划一、具有统一价值观（相对而言）的主流社会分裂为具有多种多样价值观的许多群体。文明越是多样化，就越需要大量的信息在社会当中流通，因为有着许多差别的各个组成部分要想作为一个整体组合在一起的话，就必须彼此进行频繁的交流和沟通（托夫勒语）。

社会环境变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人们对工作的看法改变了。对上一代美国人来说，在工作中期望得到的回报主要是收入，以便可以养家糊口和发家致富，而这一代美国人则不同，除了收入之外，他们还希望感到工作有趣及有意义，能发展自己的潜能及体现自身价值。

这种工作观的变化自然与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有关。当养家糊口不再成为问题，那种令人厌烦的工作就失去了吸引力。但并不仅仅是物质的丰富就能导致工作观的改变，这种变化还与另一种进展密切相关，即随着心理学、社会学等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人们对人性以及何种社会条件对人性较为有利等等问题认识得越来越清楚，这种认识引发了对经济机构加以重新组织以便使它更加符合人性的强烈要求。

自从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以来，"个人自由"、 "首创精神"和"民主"等等一直是它的意识形态所倡导的。资本主义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些价值，例如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政治上的代议制等等。但同时必须看到，资本主义仅仅是在极为有限的程度上体现了这些价值，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他们的日常工作当中（日常工作是一个人一生中主要的活动经历），"个人自由"等等原则并没有得到体现，而是相反。

这种状况与经济生活的组织方式有关。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组织并不以"个人自由"等来作为原则，而是为对利润的追逐所引导。在马克思的时代，对利润的追逐引致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使他们得不到起码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在上个世纪中叶，这种追逐导致标准化的大量生产和大型科层制组织的出现，导致高度的工作细分和专业化，在这样一种工作环境中，普通人日复一日地从事着单调乏味的工作，完全体会不"自发性"和"个性"，体会不到"个人自由"和"首创精神"。

西方许多学者对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即缺乏"自发性"和"个性"）问题（1）作出了精辟的分析和深刻的批判。例如，美国心理分析学家伊里奇·弗洛姆指出："然而，现代人却感到心神不安，并越来越困惑不解。他努力地工作、不停地奋斗，但他朦胧地意识到，他所做的事情全是无用的。当他的处世能力增强时，他在个人生活和社会中却是软弱无力的。人创造了种种新的、更好的方法以征服自然，但他却陷入在这些方法的罗网中，并最终失去了赋予这些方法以意义的人自己。人征服了自然，却成了自己所创造的机器的奴隶。他具有关于物质的全部知识，但对于人的存在之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人是什么、人应该怎样生活、怎样才能创造性地释放和运用人所具有的巨大能量--却茫无所知。"（2）"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随着垄断资本主义近数十年来的迅猛发展，自由的两个方面的原有的平衡改变了。由于我们的经济体系的某些部门的资本高度集中（不是财富的高度集中），个人的创造性、勇气和聪明才智得以成功发挥的可能性大大减少了。在这些垄断资本已占优势的部门，许多个人失去了经济上的自主性。"（3）这样的批判声音越来越强，越来越清晰，使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状况，并产生了对变革的迫切要求。

遵循着马克斯·韦伯和泰勒的原则，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大型的科层制组织，并将工作划分为细小的、专门化的任务。然而，近年来的管理研究表明，过细的专业化分工使员工感到厌烦和沮丧，使工作质量下降、效率降低，(4)而等级森严、界线分明的传统组织也削弱了个人的创造性和企业的活力，使企业跟不上形势的变化。因此，即使仅仅从经济效益出发，变革也是势在必行。 这一切和信息技术的突破大体出现在同一时期。人们发现，采用信息技术能较好地满足以上变革的要求。弹性工作制、企业内的信息共享和充分交流、组织扁平化等等，如果没有信息技术是不容易做到的。信息技术所带来的多样化的需求、全球化和快速的变化，给那些渴望创造性和挑战性的生活方式的人提供了大展身手的机会，并给那些因循守旧的人敲响了警钟。信息技术还大大增加了许多人发挥创造性的机会，例如过去只能呆在家里做家务的家庭妇女，现在可以利用互联网来创办网上公司，为世界各地的客户服务。这一切，又对信息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进了信息产业的发展。 如果将日本和美国的情形进行对比，那就更加清楚地看到，信息技术的发展是离不开一定的社会条件的。相对于美国人而言，日本人更加具有群体的归属感，因此对公司更加忠诚（当然公司对他们也很关怀），对于牺牲个人来换得公司发展的要求更能忍受，这使他们具有与工业文明相一致的牺牲个性的社会属性，这是他们的经济能在八十年代超过美国的原因之一。

西方的学者注意到，日本人的成功还在于他们能更加发挥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日本人崇尚群体决策，在公司内，提案通常先从底层开始，在每一级中经过修改和补充，再提交到上一级，直至顶层。与西方的典型做法（高层领导作出决定，实施细则则留给基层去完成）相比，日本的企业让员工有更多的参与机会。（5）

然而，尽管日本在工业时代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积累了大量资本，但在信息时代却大大地落伍了。也许信息产业的起步较晚、早期的技术差距是造成落后的原因之一，但并不足以解释差距越来越大的趋势，真正的解释应该从社会条件方面去寻找。

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在体制上是允许个人自由的，但在文化层面，它一直强调群体，压抑个性和个人自由。这从日本儿童的社会化过程中可以看出来：
"日本儿童从很小就开始接受日本社会的一种重要教化：对年长者的尊敬。人们不停地教导儿童，年长者具有优先权，年龄在家庭、在学校、在玩耍场所，都是很重要的。不仅要尊敬老年人，而且对任何年龄比自己大的人都要依从。
在日本人的社会化过程中更为重要的是对群体的强调。尽管也强调个人可以为自己着想，但儿童必须学会把他们生活的这个方面与群体的需要协调起来，他们对自己生活的理解、行动，都必须与对家庭、学校、玩伴群体和同事群体的责任一致。到这些儿童成年时，他们将了解到，集团企业的成功要归功于每个成员的共同努力，而不仅仅是某个个体成员的天赋（6）
对群体化的过分强调使得人们由于害怕被集体抛弃而不敢提出创造性的想法和大胆表现个性，它甚至会使人们为了"群体利益"而竭力否认事实，日本的许多国民拒绝承认战争罪行和修改历史教科书事件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7）

因此，日本的企业虽然让员工有一定的参与及自由创造的机会，但当为了让员工有更大的自由创造的空间而要求实行更进一步的措施（如平等交流和打破等级关系等）时，就遇到了文化阻力。例如，在日本的一些企业中，当讨论到是否应该象西方的企业一样，在个人的称谓上取消官职，直呼其名，意见分成了两派。一派强烈地要求这样做，以便营造一个平等的氛围，而一些高层管理人员则表示，还是在名字前加上官职为好。（8）

日本虽然经济发达，但它的学术尤其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与欧美国家差距甚大，这使他们对人性和社会的认识和反思达不到欧美那种高度。日本社会也不存在象美国那样的文化和种族上的多样化。

因此，日本缺乏促进信息产业发展的适当的社会条件。当信息技术取得突破时，日本的企业和社会并不感到有必要对它加以充分利用，因为在日本并不存在着多样化，也不存在着使工作更加具有创造性、更加表现个性的强烈要求，因此也就不存在刺激信息产业发展的动力。日本似乎是被拖进了信息时代。(9)

所以，日本要在信息产业（以及其它的知识经济产业）中迎头赶上，需要的不仅仅是恰当的经济政策，还要有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改革。目前，许多企业取消了终身就业、年功序列等制度，但总的来说，这方面的改革还只是开了个头，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也许只有等到个性化原则在日本文化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那一天，日本经济才能重新表现出强大的活力。

二、印度和中国

如果将印度和中国的情形作一番比较，是很有意思的，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都具有庞大的人口，但就因为社会条件的不同，使印度的信息产业较为发达，而中国的工业化则领先一步。

印度是民主国家，实行多党制的议会民主，其公民享有各方面的充分自由。它的宗教和学术比较发达，在古代，它产生了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宗教--佛教，这是唯一的一个不源于西方文化的世界性的宗教；在近现代，它产生了象泰戈尔和侨居美国的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这样的世界级人物。它的高等教育水平较高，师生治学严谨。这样的社会条件使它能较好地适应与信息产业伴生的文化氛围，再加上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它的信息产业先走一步是不足为奇的。

但是，虽然印度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但在民间社会，还保留着种姓制度的强大势力。这样，自由、民主和社会参与等等就仅仅为社会的精英阶层所享有，而民间社会的文化氛围甚至对于发展工业化都是极为不利的。种姓制度是地球上最严格的一种社会分层制度，各种姓互不通婚，各亚种姓分别占有一定的职业，它极大地限制了资源的合理流动和重新配置（韩少功语），而这是工业文明所必需的。印度的半数人口是文盲，而工业化要求人民具备起码的文化素质以便能掌握基本的操作。

因此，印度经济呈现出来的图景是，它的信息产业比较发达，但工业化方面则较为落后，这拖慢了经济总的增长速度。占人口少数的精英们迅速发家致富，而广大的城市和农村居民则极端贫困。

中国的情形似乎和印度恰恰相反。中国并不实行多党制的议会民主，无论哪一阶层的公民都没有充分的自由。由于对思想和言论进行抑制，中国在学术方面进展缓慢，辩护性的、歪曲事实的理论盛行。中国的知识分子更加关心"成就"而不是真理，因而学术界弥漫着虚假浮夸之风。我们的文化强调要服从上级，服从家长，服从群体的意愿，要随大流，不要与众不同。我们的学生接受的是僵化、死板的应试教育。这种压抑个性的制度和文化氛围使我们信息产业的发展受到了限制。

但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分层不象印度那样严格，各阶层之间有一定的自由流动。大一统的传统使我们对诸如标准化、大型组织、凭技术资格取得职位等等概念并不陌生（当然非正式结构对正式制度的严重侵蚀也一直是我们的传统），这方面的经验也许对工业文明有利。对家庭、群体和上级的服从以及缺乏冒险精神，使我们能适应在群体中扮演某种并不愉快的角色，或从事枯燥乏味的工作。我们的高等教育虽然不怎么样，但初等教育的普及程度还可以。这样的社会条件再加上旁边有香港和台湾这两个比较发达的华人资本主义体系，使我们工业化的进程较为顺利。

目前，印度和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还是如何实现工业化，使人民摆脱贫困，因此，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在经济增长上还将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随着信息产业和其它知识经济产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强，两国竞争的前景就很难说了。

三、结论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信息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那种有利于多样化、个性化和个人自由的社会环境，（10）相对于农业时代、工业时代来说，信息时代在带给人们巨大社会财富、使普通人能享受到较好福利的同时，也使人们有更多的机会来表现自己的创造性。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表述，就是资本的需求与劳动的需求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不象在自由资本主义或垄断资本主义时期那样高度对立。当然，这方面的进步还是极为有限的。（11）

我们有着大一统的传统，因此对工业化的那种文化氛围具有较大的适应性，虽然我们的工业化进程还面临着许多困难。但如果谈到营造有利于多样化、个性化和个人自由发展的社会环境，我们还得从头学习。这样的一种学习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来说，都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将会有激动人心的成就，也会有痛苦和迷茫的时刻。但这样的过程是值得经历的，因为不仅信息产业和其它知识经济产业将由此得到促进，我们的民族文化也将由此得到复兴。自觉地设计和引导这一过程，将使我们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以较小的代价获取较大的成就。

（1）现在有些人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时，还在使用"剥削"这个词语，"剥削"的问题在马克思的时代确实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因为它造成了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但今天，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一般人都能享受到较好物质福利的时候，剥削不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今天的主要问题是人们从事着枯燥乏味、无意义的工作，他仍然为资本和市场所驱使，而不是在为自己的目标而努力。

（2）《为自己的人》第25页，埃·弗洛姆著，孙依依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3）《逃避自由》第166页，埃·弗洛姆著，陈学明译，工人出版社出版

(4)《管理学》第264页，斯蒂芬·P·罗宾斯著，黄卫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5）《社会学》第198页，戴维·波普诺著，李 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6）《社会学》第154页，戴维·波普诺著，李 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7）在日本也存在着象东史朗那样勇于反思自己和自己国家的历史的人，但这样的人并未能占据政治和
社会生活的主流地位，这一点与德国对二战的反思和美国对越战的反思形成鲜明对比。

（8）资料来自一位日本专家在复旦大学的讲座。

（9）将日本与芬兰、瑞典这些国家作对比，应该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

（10）有必要指出，当我们谈到个人自由的时候，往往会把它与自私自利、不顾他人的需求和不要群体联
系起来，并以此作为反对它的理由。实际上，个人自由非但不会导致不要群体，它还高度依赖于一
个能使这种自由得以充分实现的群体。这样的一个群体就象彼得·圣吉所描述的一支杰出的篮球队：
"波士顿赛尔提克篮球队的球员罗素曾经如此描写他们的球队："就象其它专业领域一样，我们
也是由一群专家组成的群体，我们的表现依靠个人的卓越努力以及团体的良好合作。我们都了解彼
此有互相补足的需要，并努力设法使我们更有效地结合······。然而有趣的是，不在球场上时，按
照社会的标准来看，我们多数是古怪的。绝不是那种能跟别人打成一片，或者刻意改变自己来迎合
别人的人。"
罗素告诉我们，使他的球队打起球来与众不同的，不是友谊，而是一种团体关系。大伙儿在球
场上的配合，使团体产生登峰造极的演出，那种高度的默契，难以用笔墨来形容，几乎象慢动作般
的清楚，任何神奇的妙传或投射都可以发挥到不可思议的境界。"（参见《第五项修炼》第267页，
彼得·圣吉著，郭进隆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11）烟草公司向亚洲转移阵地、洛杉矶黑人暴动和频繁的校园枪击案等表明，说在美国资本的需求和社
会的建构已经基本上服从于人的需求或它们已基本达到一致，还言之过早。

潘朝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