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阶段，民营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有条件的,并且面临很多困难。根据我们所做问卷调查以及相关研究的积累，多重因素制约着民营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治理结构先天不足

　　在一定阶段，集权式治理结构和家族式管理，对于民营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并不是毫无意义的，相反，它可能更有助于形成民营企业的竞争力。但是，从长期发展和进一步提升民营企业竞争力角度看，民营企业从传统的家庭制转向现代制，势在必行。

　　到目前为止，中国大多数民营企业在本质上仍然是家族控制型企业。家族制虽然能够适应现阶段中国的国情和企业发展的实际，但它毕竟是一种原始的企业产权形态和组织结构。这种产权形态和组织结构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有积极的一面，如企业内部各主要成员间的信任成本较低，从而有助于较小规模企业实现更有效的组织与管理;另一方面，它也有消极的一面，如只相信“自己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在更广的范围选择更有能力的人更有效地配置企业资源。

　　集权式管理是民营企业竞争力的来源之一，但发展到一定时候，又会成为更大竞争力形成的阻碍。尤其是那些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开始新一轮高速增长的企业，这个问题显得更为突出。

　　创新能力严重滞后

　　民营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发展到了价格竞争普遍存在，但开始让位于创新能力竞争的阶段。创新已成为企业有无竞争力和竞争力大小的一个重要标志和因素。任何一家企业，不管其规模大小，从事什么行业，只要离开了创新，就不可能有持续的竞争力。正泰集团、万向集团、联想集团的实践均表明，强烈的企业创新冲动与偏好，是大幅度提升企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条件。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反过来又会进一步激发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实现企业的更大发展。

　　调查发现，很多民营企业由于规模小、融资能力差，而没有足够的实力去进行产品和渠道的创新。另一方面，他们也满足于跟随和模仿战略，甚至是盗用其他企业的技术，甘愿冒道德和法律的双重风险。此外，由于民营企业大多在传统产业，创新较难在短时期内产生明显效益，这也在客观上造成了民营企业创新能力的不足。从长远的发展来看，这将是制约民企竞争力进一步提升的重大瓶颈。

　　“人才荒”日渐突出

　　在这次调查中，接受采访的企业几乎无一例外提到人才储备的不足。尤其是当企业从单一产品生产经营模式向跨行业生产领域转型，实行多元化发展时，就更离不开科技人才(包括技术工人)、管理人才和市场开拓人才了。

　　目前存在较多的问题是，要么招不到合适的人才，要么留不住人才，再就是人才的来源单一，往往局限于企业所在地。许多民营企业之所以不能招聘到合格人才，也难以留住人才，主要是由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物质待遇和工资性收入低。由于许多民营企业是建立在县域范围内，远离大中城市和教育、科研中心等人才汇聚的地方，因此，民营企业过低的工资和福利难以吸引到人才，或者吸引来了人才也不能长久留住；二是许多地方的社会发展水平，主要是文化教育水平、城市发展环境不理想，人才不愿意来；三是民营企业往往不能给人才发挥更大作用提供足够的空间。

　　因此，如何创造条件，“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并且创造符合现代价值观念的企业文化，就成为可能影响到民营企业可持续战略的重要因素。

　　商务成本居高不下

　　土地、资本、劳动力价格、信息和与政府管理部门的交易费用等共同构成企业的商务成本。目前，商务成本已经成为影响民营企业竞争力提升的一个非常突出的因素。

　　排在第一位的，是过高的土地价格。中国民营企业仍处于主要依靠外延扩大再生产和提高竞争力的阶段，对土地具有高度依赖倾向。我们对浙江民营企业的调查访谈也表明，不论企业规模大小，几乎所有企业都认为能否获得便利和便宜的土地使用权，是制约本企业竞争力提升的一个重要因素。调查发现，在浙江，几乎所有外迁企业的首要原因是由于土地使用不能得到满足。其次，还与土地供给价格过高，导致商务成本缺少竞争优势有关。1999年以来，杭州、宁波等地房地产市场一直领涨全国，地价相当昂贵。温州市工业园区的工业用地价格高达40万元/亩，市区商业用地则拍出了1120万元/亩的天价，而上海市青浦区的工业用地出让价仅2万元/亩，浦东、昆山的价格均在8万元/亩左右。在中西部有些地区，当地政府可以提供价格更为低廉的土地，甚至是零价土地。

　　除了土地外，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信息成本也是决定企业商务成本从而决定竞争力高低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一个企业能够以较低成本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就等于抓住了本企业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当前中国的问题是各地信息化程度不同，落后地区的民营企业获得信息(包括技术、市场和政策)的代价过高，从而影响了该地区的企业竞争力的提升。至于企业与政府管理部门打交道所发生的交易费用，更是影响民营企业竞争力提升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经济至今仍未摆脱“审批经济”的困扰，因此，在企业成本构成中必然有一块与政府管理部门打交道的交易费用，包括政府垄断部门的各种不合理摊派、收费、拉赞助，政府中某些官员的“寻租”收入等。根据我们对浙江等四省的调查，这方面的费用还是比较多的。

　　融资能力成致命瓶颈

　　目前，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相当单一，绝大部分还是依赖向银行贷款。由于中小型企业拥有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特别是商誉)较少，从银行获取抵押贷款和信用贷款的能力有限，企业又达不到在资本市场上直接融资的要求，从而也难于获得风险资本的支持。而上市融资由于门槛高，而民营企业的“次国民待遇”让他们很难直接进入。此外，浙江、广东等地企业自发形成了一种企业隐形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成员企业可以相互拆借，到期归还本息。例如，仅在温州和台州就有3000亿元左右的民间资本在流动。近年来，少数实力雄厚的民营企业，要么到香港和美国的金融市场融资，要么用买壳上市的方式“曲线救国”。但这毕竟只有极少数的企业可以做到，对大多数企业而言，仍然需要有更简便快捷的融资渠道。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不同省份由于市场化程度不同，民营企业融资环境也不尽相同。沿海各省的市场化程度较高，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就相对宽松，竞争力也较强。数据表明，浙江有33.61%的被调查企业能够从国有商业银行取得贷款，远大于其他三省的比重。

　　民营企业在解决了生存危机之后，要想发展，对资金的需求量更大。这时，由于融资渠道的不畅通，很多项目不得不延后甚至是放弃。

　　软环境亟需完善

　　长期以来，涉及民营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和制度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系统性的“次国民待遇”问题。尽管从总体上说，近年来政府对发展民营企业的政策和制度已经大大改善，但由于人们在认识上存在的各种偏见根深蒂固，因此，民营企业竞争力的提升还必然会经常受到来自于政策面和制度面的种种歧视。政策和制度上存在的地区性差异，在客观上也造成了不同地区民营企业竞争力的差异。浙江民营企业发展快、竞争力高，主要原因是该省在制度和政策方面进行了创新，而湖北、四川和吉林民营企业发展之所以落后，也同样是因为在政策和制度创新方面落后于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