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又把人民币升值问题推到了世界经济的风口浪尖。对未来一个时期人民币是不是会继续大幅度升值的问题，我的第一个观点是应该区分有升值压力与要不要升值这两个不同的问题。人民币有潜在的升值压力并不意味着它一定要选择大幅度升值。人民币升不升值要考虑它的成本或代价。我的第二个观点是人民币升不升值不仅要考虑金融面，更要考虑中国工业化进程和长期的经济增长，以及中国经济成长对世界经济成长的贡献。

　　中国大陆的资源禀赋特征(人口多、资源稀缺)和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中国特别是广大的沿海地区必须走基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加工贸易道路。这是市场和企业自发的选择而不是某种政府力量的事先规定。中国在全球分工中选择这种加工贸易模式，使中国目前的外资依赖度和贸易依存度都处于全球极高的开放水平。它对世界经济增长最起码产生了三个不可低估的效应：其一，全球经济成长中的中国因素越来越重要，中国经济是全球经济的兴奋点；其二，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虽然目前中国GDP只占世界GDP的5%左右，但是考虑到间接的关联效应，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一般估计为15%-18%其三，中国经济成长的成果为全球各国分享。

　　这种增长的正外部性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第一，廉价的世界工厂所生产的出口品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创造大量的消费者剩余；第二，中国经济增长所需要进口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拉动了所有生产这些投入品国家的经济成长；第三，大量吸收外资带动了发达国家和地区资本品的输出。这些经济体的资本品产业高速扩张的同时，又获得了巨额的资本收益；第四，中国占比重较小但是绝对数额很大的先富起来的群体，是某些发达国家奢侈消费品的主要需求者之一。他们拉动了这些国家奢侈品的生产和增长；第五，以官方外汇为主的对外投资促进了国际资本的循环，活跃了世界经济的运行。

　　因此，在中国经济正成为世界经济成长动力源泉之一的前提下，如果在美国等的压力下放任人民币大幅升值，会对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表现在如果国内以低级“国际代工”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不能迅速实现升级，或者企业难以用强烈的产业升级措施相回应，势必会导致经济增长步入长期的衰退。中国要为此付出代价，全世界也要为此埋单。

　　实际上，人民币汇率并非美国贸易赤字的成因。中美贸易顺差中有85%左右来自在华经营的外资企业。在升值速度上，中国已经尽力了。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会谈前，中国再次宣布扩大汇率波动区间。相比2005年7月汇改以前，人民币对美元已升值超过了8%。

　　这就是我基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均衡的立场所得出的一个基本判断。面对国内不断增加的巨大的外汇储备的压力，面对不断升级的人民币升值预期，我们除了要加快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外，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第一，大幅度开放消费者境外人民币自由兑换。

　　第二，推进贸易领域中人民币的自由流通制度，就是要把人民币的境外自由流通的领域，从消费者扩大到从事贸易的厂商。

　　第三，鼓励中国企业进行海外实业投资，特别是收购兼并海外的上市公司、品牌资产、资源型产业和引进各类专业技术人才。

　　第四，要鼓励中国金融公司积极参与海外货币市场、基金市场和股票市场的投资。

　　第五，加大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的力度，用高技术改造中国的传统产业，并在此基础上消化吸收，创建自主品牌。

　　特别应该强调的是上述第二点。人民币应该走区域性扩张的道路。这一道路并未改变世界货币的本位，大量流入中国的美元外汇可以通过向境外发行人民币的方式而不对中国内部经济造成强大的通货膨胀冲击。(刘志彪作者系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