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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韩瑞芸 浙江报道
2月底，浙江森森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董事长戴丁新听说了一个“利好”消息：该公司目前的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温州市塘下支行有望将其总授信额度从1000万元增至1500万元。
其实，戴丁新想要的更多。但以上政策若真被落实，经常被临时性资金问题严重困扰的戴则必定会大大松一口气。
事实上，戴丁新和他的“森森”都是十分幸运的。虽然公司规模并不算大，但在温州当地，也有几百家小企业为其提供配套服务。而二十年前，“森森”也做着与这些小企业一样的工作、一样的梦。
所不同的是，在这几万、几十万家小企业小作坊中，到底有多少能如“森森”般发展壮大，有多少能得到银行“关爱”，又有几家嗷嗷待哺却终因缺乏资金而死去？
目前，浙江省约有中小企业108万家，占全省企业总数的99%。其中，产值在1亿元以下的小企业约106万家。而在整个国内，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还不到四岁。
贷给谁？
“森森”建于1985年，坐落在温州瑞安市的塘下镇，主营汽车零部件，现有产品品种600多个，为一汽集团、二汽集团等国内多家汽车生产厂家提供配套生产。2004年产值近1亿元，员工600多人。
在一个行业打拼了二十年，戴丁新对未来满怀信心，也感慨生意越来越不好做?“原材料涨价，员工工资上涨，日常开销大起来，公司的经营成本直线上升。好在，虽然汽车业总体利润下降，配件价格下滑，民营企业低价格的相对优势也明显起来。”不可否认的是，企业扩张了，资金问题着实让戴丁新伤脑筋。
虽然，他自认号召力极强，一个晚上便可筹得几百万元民间资金。但这并非长久之计。2002年，“森森”开始寻求为国内汽车生产厂家配套生产的机会。半年后，愿望达成，结束了多年的“小打小闹”，此时，公司年产值约4000万元。
“需要资金，你尽管说，我们支持你。”让戴印象深刻的是，就在这一年，工行瑞安支行行长林金平、工行塘下支行行长周旭东等几位行长登门造访，授予1000万元授信额度。
对此，戴想当然的理由是：虽然公司还小，但老板个人很有诚信，并且企业从小到大基础好，绝对亏不了，银行自然应该给这样的企业贷款。
其实这还不够。银行内部自有一番评价标准。
“目前看，除了比较好和比较差的企业比较容易作出抉择外，银行最突出的问题是对那些经营状况一般、发展前景不确定的中小企业，还缺乏一套较完善的评价标准和管理方式。”工行浙江省分行副行长沈荣勤表示。
他认为，对于产权明晰、管理规范、财务透明度高、有一定自有资本金、产品有订单、销售资金回笼好、资信状况良好的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基本不存在。而对于总体实力明显较差的企业，“贷款难”的问题是存在的。
另有浙江一股份制银行人士也表示赞同。他认为，有些银行愿意把贷款放给国有企业，因为风险相对小；有些银行几乎不给小企业贷款，因为“吃不准”哪个好哪个坏；有些银行，基于目前国内中小企业界线划分不清的现状，只贷款给声誉好的中型企业，以此昭示对中小企业信贷的重视。但在浙江，中小企业总数占全省企业的99%之多，而小企业的数量又是中型企业数量的近53倍，银行便不得不细细琢磨这块市场。毕竟，好企业好客户数量是有限的。
在这一点上，工行浙江分行走得更快些。1998年，该行四个组赴全省各地进行调研，形成共识：“企业不能简单以规模大小和所有制不同进行划分，主要应看合作的风险大小、效益大小和诚信程度……”
同年，工行台州分行在国内率先推出了一整套中小企业信用等级评估体系及贷款管理方法。该办法按照经营者素质、风险保障能力、经营状况、偿债能力及信用、发展前景等5大类22项指标，给小企业打分，并依据打分结果从优到劣分为“A、B、C、D”四个等级。再根据等级来规定贷款方式和贷款额度。
目前，这套评价体系已在浙江全省工行系统推广。而在浙江银行界，工行对小企业的评级结果也同样被其他银行所默许。
按此体系，一如戴丁新所预期的，“森森”成了工行塘下支行的重要客户。
贷多少？
订单雪花般飞来，戴丁新高兴之余不免皱眉。
“我现在特别需要周转资金。3000多种零部件至少有1000万库存，我得随时给人供货呀；把产品给别人作配套，按合同规定，对方三个月付款一次，这之前我就得垫款。”戴的结论是，“森森”贷款少，但临时性资金需要量大，目前工行给的1000万元授信额度全交给库存都不够。
“有一次，我想借500万元急用，便给支行行长打电话，下个月一定还。行长很想帮忙，但因为总额超过了信用额度，没有办法。”戴表示，在这个问题上，他今年有更多担忧。2003年，“森森”投入自有资金1000余万元改进技术，争取到了欧美客户。2005年，“森森”将为欧美客户提供中高档产品。据估计，今年的产值有可能增加到1.5亿。周转资金可能要更多。
对于戴的尴尬，工行塘下支行行长周旭东一清二楚。周只是在等待一个时机。
由于工行总行现已成为银监会中小企业信贷试点银行之一，而浙江工行在成为工行总行的试点行之后，将在三年内推进三项改革。第一项改革便是，对小企业信贷现有的、传统的贷款标准予以放宽。例如，支行的贷款审批额度可以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一倍；贷款期限最长可达三年；信用放款的比例可由目前的10%增加至50%；等等。(参见本报3月10日18版《浙江水暖谁先知姜建清两下江南调研中小信贷》)
于是，便出现了本文开头那一幕：周旭东为“森森”争取到了1500万的授信额度。
可是，戴丁新仍然觉得这个额度远远不够。“我当然希望总授信额度能增加到2000万元。”戴认为，对于目前产值为1亿元的汽摩配生产企业而言，1500万元的授信还是太少了。另外，“以偿定贷”是工行浙江分行的贷款原则。在台州的某些银行，同一类型企业销售额达500万元，银行便敢放贷二三百万元。更何况，“森森”既无法用库存、应收账款权利等进行担保质押，也无法用房产进行抵押。
“中小企业融资难，很重要的原因是提供担保难。我国《担保法》规定的担保方式不够广泛，远远不能满足中小企业融资担保需要。从国外立法例看，很多国家都认可普通债权质押的法律效力。”两会期间，浙江金融界唯一的一位全国人大代表金颖颖提出议案，“要求对《担保法》第七十五条第(四)项进行立法解释”。
她认为，如水费收费权、景区门票收费权、摊位使用权、出租车营运权、应收账款权利质押等，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但只要是法律不禁止的，仍应是有效的质押方式。
另一方面，温州众多企业无法用房产抵押，这是“通病”和历史遗留问题。
“温州，山多地少企业多。多年前，很多小企业划地为营，甚至将花园、球场填了造厂房，才造成目前大多数企业固定资产产权不清。银行虽然已经习以为常，但担保质押程序无法进行。”温州一位企业负责人向记者解释。
也正是因为土地太贵的原因，“森森”和多家温州企业一样，迈出了向上海拓展的第一步。
银行是否惜贷
2000年，戴丁新相中了上海嘉定100亩土地。以后三年，戴没有用一分银行贷款，投资5000万建成厂房。不过，上海厂区只是“森森”的一个窗口，主要负责各种零部件的组装、测试与质量控制，粗加工则仍由温州“森森”及几百个配套厂家完成。
戴对这一决策十分满意，“嘉定是国内一大汽车生产基地。我当时买的土地只要几万元一亩，现在增值到四五十万一亩。相对于温州上百万一亩的土地还是很便宜。”
那么，要是当初使用一部分自用资金，其余靠银行贷款，“森森”在两地的发展是否会更快？
戴并不同意记者的说法。他认为，去上海发展并不是赶潮流，而是企业发展需要。银行贷款必然会产生利息，既然自己有资金，也不愿意花那个冤枉钱。
事实上，银行似乎也无力再多给予企业。以“森森”所在的工行塘下支行为例：该行有一百余法人客户。临近春节的存款总额约6.5亿，贷款总额5.5亿。平时大多时候，该行存贷比总是高于90%。存款额增长率远远小于贷款需求增长率。在台州玉环，截至2004年底，全县银行存款总额约为80亿，贷款总额约为70亿。而当地工业总产值却高达360亿。“贷款难，‘难’在总量小。”工行玉环县支行行长李震宇对记者表示。同样情况，在浙江其他地区其他银行也存在着。
如何解决？一位行长表示，虽然银行内部可以互相拆借，但价格相对较高，惯用自有资本的浙江民企很少愿意承受。他所在的支行，拆借资金总额还不及总贷款额的十分之一。而记者在走访多家企业时，企业主算得最精的也是贷款成本问题。目前，虽然国家已经放开贷款利率上浮幅度，但在浙江，多数银行贷款利率上浮仍在40%以下。这也是银行受存贷总额限制，而对企业“好中选优”、竞争客户的结果。
另有一些银行则想出“以贷引存”的种种招数。比如，上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积数贷款，即客户在银行有多少存款，就按一定比例给多少贷款。一银行行长坦陈，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做法。
还有几家大银行，则在内部搞起银团。比如，温州某项目贷款规模太大，则温州分行便会集结同一银行系统内其他有闲置资金的地方分行，以内部银团方式将外地资金引入浙江。
“我们想尽办法，可地方政府还说银行惜贷。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银行不能承担所有责任。”一位支行行长感慨到。
据记者了解，银行总是为摸不清企业财务状况而苦恼。例如有一个厂，注册资金仅10万元，却向银行申请300万元贷款。自然，初次申请便被驳回。谁想，这家企业年销售额可达1亿元，利润在二三千万元，产品几乎全部出口，申请贷款时，库存尚有四五百万元。原来，企业主不爱“露富”，通常将资金分散于多家银行，而银行间又不能互通信息，想了解企业情况便更难。
“目前，企业没有义务给银行提供信息，而银行想了解一家企业，太难，就如瞎子摸象。这是所谓‘惜贷’的重要原因。”一支行行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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